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因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之并发症在纽约与世长辞。四年之后的2008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在这位伟大女性的逝世纪念日前后，隆重推出她的最后一部随笔集《同时》，以纪念桑塔格逝世四周年。

《同时》的书名取自苏珊·桑塔格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之所以以此为书名，是为了纪念本书多种声音的性质，纪念她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美学思考与伦理思考、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的不可分割性。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作者一些甚少发表、不为人知的杰作；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第三部分是演说稿。

《同时》的书名取自苏珊·桑塔格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之所以以此为书名，是为了纪念本书多种声音的性质，纪念她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美学思考与伦理思考、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的不可分割性。

本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作者一些甚少发表、不为人知的杰作。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由于桑塔格写作这些评论文章的期间，正是美国外交政策急转弯和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作者当时对局势的尖锐评估和对布什政府的猛烈抨击现在回顾起来是极具预见性的，而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犀利剖析并不只是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秉承作者两部有关摄影专著(《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的洞察力，对美国暴力文化提出严厉的批判。但更重要的还是她在恶劣环境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第三部分是演说稿。这些讲稿是桑塔格一生写作与行动的融通，是随笔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行动主义者这些她从一开始就具备，但常常经渭分明的角色的重叠、浸透和深化。可以说，她一生在理论上赞扬的，在实践中都做到了：她以自己“内省的能量、热情的求知、自我牺牲的准则和巨大的希望”、“从一生深刻而漫长地接触美学所获得的智慧”、“勇气与抵抗”、“道德考量”，而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仰慕者”。

序(保罗·迪洛纳尔多、安妮·江普)

前言(戴维·里夫)

关于美的辩论

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双重命运：论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

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

稀奇古怪：论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的《在冰川下》

9.11.01

数周后

一年后

摄影小结

关于对他人的酷刑

文字的良心

世界作为印度

论勇气和抵抗

文学就是自由

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

说明

译后记

二○○二年四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终于对数不清的掩盖色魔神父的事件被揭露所制造的丑闻作出反应，他对被召去梵蒂冈的美国红衣主教们说：“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许会有瑕疵，但它的美依然保存着；这是任何理智上诚实的批评家都能分辨的真理。”

教皇把天主教会与一件伟大的——即是说，美的——艺术作品相提并论，是不是太怪了？也许不是，因为这种空洞的比较使他可以把令人憎厌的恶行变成好像是默片拷贝上的刮痕，或覆盖在一幅古典大画家的油画表层上的龟裂缝，也就是我们下意识地略去或掠过的瑕疵。教皇喜欢神圣庄严的理念。而作为一个表示(像健康)某种无可争辩的优点的术语，美一直是作出应急的评价的永久资源。

然而，永久并不是美的较明显的属性之一；对美的沉崽，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话，也许会充满感染力，莎士比亚在很多十四行诗中便很懂得发挥这种戏剧效果。日本传统上对美的颂扬，例如年度观赏樱花盛开的仪式，是深含哀伤的；最激动人心的美是最短暂的。要使美在某种程度上不消亡，就需要在观念上做很多修补和改变，但不消亡的这个想法实在太诱人、太强烈，根本不应该用称赞更高级的美的化身来糟蹋它。于是扩充美的概念，顾及各种美，带形容词的美，安排在一个由递升的价值和不受腐蚀所构成的天平上，使用各种隐喻(“心智美”、“精神美”)，这些隐喻都优于被普通语言颂扬为美的东西——感官愉悦。

脸孔和身体这种较不“高洁”的美，依然是最常被访问的美的场所。但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教皇在为几代神职人员性侵犯儿童和为保护性侵犯者而寻找借口时，竟会唤起那种美感。更重要的——对他重要——是“更高级”的艺术之美。不管艺术对感官而言在多少程度上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和接受的问题，它一般都在“内在”(相对于“外在”)美的领域获授予荣誉公民称号。美似乎是不可变的，至少当它体现——固定——在艺术形式中的时候，这是因为美作为一个理念、一个永恒的理念，是在艺术中获得最佳体现的。美(如果你选择以那种方式使用这个词)是深刻的，而不是表面的；有时是隐藏的，而不是明显的；安慰人的，而不是扰乱人的；不可摧毁的，例如在艺术中，而不是转瞬即逝的，例如在自然中。美，那种约定性的高洁的美，是永存的。

美的最好的理论，是其历史。思考美的历史意味着聚焦于美在特定社群手中的运用。

把美当作无可挑剔的表扬和安慰来使用，不啻是提供某种保障，而按其领导人的意思致力于铲除被视为有害的纷至沓来的创新观点的社群，是不会对修改这保障感兴趣的。难怪约翰一保罗二世——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受保护受维护的机构——淡起美这个理念就像谈起好人这个理念一样自在。

同样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当那些与美术有关的最具威望的社群献身于激烈的创新计划的时候，美便在那些被诋毁的概念中首当其冲。美在创新者和标新者眼中只能是一种保守标准；格特鲁德·斯泰因说，把一件艺术作品称作美，意味着它已死。美的意思已变成“无非”是美罢了：再没有更乏味或市侩的恭维了。

在其他领域，美依然是主宰，不可抑制。(又怎能不是呢？)当臭名昭著的爱美者奥斯卡·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宣布“如今，没有任何真正有文化的人……会谈论落日之美。落日已很落伍了”时，落日在这痛击下顿时晕头转向，然后又稳住了。当艺术也同样被召唤去赶时髦时，却没有稳住。作为一个艺术标准的美被缩减，远非表示美的权威的衰落。反而是见证了对还存在一种叫做艺术的东西的信仰的衰落。

即使当美是艺术中一个无可置疑的价值标准时，它也是通过求助于某一别的特质而被从侧面来定义的，这特质被假设为某一美的事物的精髓或必要条件。定义美，无非是颂扬美。例如，当莱辛把美等同于和谐时，他是在就卓绝或令人倾倒的事物提供另一个总看法。

由于缺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人们便假设有一种衡量艺术中的美(也即价值)的器官或能力，叫做“品味”，以及有一批由有品味的人鉴定的正典作品，这些人是更精妙深奥的满足的追求者，是鉴赏的行家。因为与生活中的美不同，艺术中的美被假设不一定要明显、昭然、易见。

品味的问题在于，不管品味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时期的艺术爱好者社群内大范围的共识的结果，它都是源自对艺术作出的私人性质的、即时的、可撤回的反应。而那种共识，不管多么坚定，也无非是局部的。为了纠正这个缺陷，康德——一位虔诚的普遍化者——提出一种以通用而持久的可辨识的原则作出“判断”的独特能力；被这种判断能力合法化的品味如果得到恰当反映，应为人人所共有。但是，“判断”并不具备它意图达至的提高“品味”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品味”更民主化的效力。首先，作为有原则的判断的品味是很难实施的，因为与易变的、经验式的品味标准不同，判断与被认为是无可争辩地伟大或美的实际艺术作品有着最含糊的联系。况且，如今品味是一个比在十八世纪末期远为脆弱、更容易受攻击的概念。谁的品味？或更无礼些，谁说了算？

随着文化问题中的相对主义立场对旧有的评估施加的压力愈来愈大，美的定义——对美的精髓的描述——也变得愈来愈空洞。美再也不可能是像和谐那样正面的东西。对瓦莱里来说，美的本质是它不能被定义；美恰恰是“不可言喻的”。

美的概念之难以确定，反映了判断本身——作为某种可以设想为不偏不倚或客观的、并非总是自我服务或自我指认的东西——的威望之受损。它还反映了艺术中二元话语的信誉之受损。美把自己定义为丑的对立面。显然，如果你不愿意说某东西是丑的，你就不能说某东西是美的。但是，把某东西——任何东西——称为丑，已有愈来愈多的禁忌。(若需要解释，不妨首先不是去审视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崛起，而是去审视演进中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然后才去审视这两者之间的共谋。)重要的是在迄今一直未被视作美的东西中寻找美的东西(或：在丑中寻找美)。

同样地，对“好品味”这一理念的抗拒——抗拒好品味与坏品味二分法——亦愈来愈强烈，除了若干场合，例如庆祝势利眼的失败和一度被鄙视为坏品味的东西的胜利。今天，好品味似乎是一个比美更倒退的概念。严肃、困难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似乎已经过时了，似乎只是势利眼者的阴谋而已。现在，创新是放松；今天的“容易艺术”向一切开绿灯。在宠爱近年那些较“用家友善”的艺术的这种文化气氛中，美似乎如果不是明显的，也是虚夸的。美在我们荒谬的所谓文化战争中继续受打击。

认为美适用于某些事物而不适用于另一些事物，认为美是识别力的一个原则——这曾经是美的力量也是美的魅力。美一度属于那种建立等级制的概念家族，很适合对身份、阶级、等级和排他性一点也不感到歉疚的社会秩序。

美这个概念，以前是一个优点，如今变成缺点。一度因为其太笼统、松散、多漏洞而显得脆弱不堪的美，竞被发现是——恰恰相反——排斥太多事物。识别力一度是一种正面的能力(意味着精纯的判断、高标准、严谨)，如今变成负面：它意味着以偏见、狭窄、视而不见的态度对待那些有别于我们自己认同的事物的优点。

针对美的最强烈、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艺术中：美——以及对美的关心——是会带来限制的；用现时的习语来说，是精英主义的。人们觉得，如果我们不说某东西美而说它“有趣”，则我们的欣赏范围就可以包容得多。

当然，当人们说一件艺术作品有趣，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喜欢它——更别说他们认为它美了。它通常无非意味着他们认为他们应喜欢它。或他们有几分喜欢它，尽管它不美。

或他们形容某东西有趣，可能是为了避免把它称作美这种陈腐说法。摄影是“有趣”最先以及很早就获胜的领域：新的、摄影式的观看方式提议把一切当作相机的潜在题材。美催生的题材实在太广泛了；而且没多久，美作为一种判断也显得不够酷了。对一张关于落日的照片，关于一个美丽的落日的照片，任何一个有起码的驾驭精致语言的能力的人也许宁愿说：“确实，这张照片蛮有趣。”

P1-7

本书是苏珊·桑塔格在生命最后几年积极拟订和筹划的一部著作。除了其他写作计划——包括第三本更具自传色彩的论述疾病的书、一部以日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之外，她打算先出版一部新的随笔集，也即她常说的“我最后一部”随笔集，然后再回头写小说。

书的目录，桑塔格曾准备了多个草案，编排她自《重点所在》出版以来所写的文章，并为她计划写的几篇随笔预留位置，尤其是一篇关于格言式思考的文章——这是她发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题材，日后她的笔记本出版时读者将会看到。然而，除了那几篇未写的随笔外，这本书已非常接近于她要出版的随笔集。

虽然我们不知道她将怎样重写这些文章(无疑，她会作大量修改)，但我们是严格按我们平时与苏珊·桑塔格一起做事的方式整理这本随笔集的。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我们都努力恢复那些首次发表时被删节过或编辑过的文章的原版本。我们根据她在笔记中为此书草拟的次序来编排文章，并依照她后来对这些文章所作的改动和她在获她认可的外国版本中所作的校订来做。

第一部分以关于美的文章开篇，在文章中桑塔格为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之不可分割辩护。这一部分构成了桑塔格在其中一个目录草稿中所称的“转递”，主要收录她为翻译文学作品所写的导言。这些导言，全都在与书一同出版之前，就先发表过了，因此一再被桑塔格校订过，唯一未被一再校订过的是关于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的文章，她直至二○○四年十二月都还在修改它。把这些对她所钦佩的作家的描写和欣赏的文章合起来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对俄罗斯文学及其主题的颂扬，从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昂尼德·茨普金的“非凡的俄罗斯现实的精神之旅”；对小说写作的孤独本质的论述，从茨普金“为抽屉”写作，到安娜·班蒂与其人物的含情脉脉的共舞；一九二六年三诗人通信所共享并在茨普金、班蒂、塞尔日和拉克斯内斯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灵魂的旅行”；尤其是，她对讲故事的艺术、对“小说的真实性”、对“如何叙述和达到什么目的”和对一种“重述另一个时代一个有成就的真实人物的一生”的独特的小说亚类型的持续的、自我揭示式的沉思。

第二部分开头三篇文章谈论“九一一”的后果和谈论“反恐战争”。第一篇是在袭击之后数天就写的，以稍微不同的版本发表于《纽约客》；收录在这里的是原版本，也是在很多其他国家发表的译文所依据的原文。第二篇是第一篇的后续，也是对第一篇的反思，更是首次以英语收录在这里。第三篇是袭击之后一年再回到这些问题。这是三篇文章首次汇集在一起出版。

这一部分的后半部分，由两篇关于摄影的文章组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他人的痛苦》的尾声——第一篇集合了一些思考摄影的片断，第二篇尖锐地分析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布什政府的反应和美国文化朝着桑塔格所称的“对暴行的日益接受”的方向转变。

桑塔格生命最后几年是持续的政治参与的几年，一如这些报刊文章表明的。这方面的参与，兼顾起来颇困难，但是就像她想尽量挤时问来写书，尤其是写小说一样，世界事件同样强烈地激起她作出反应、采取行动并促请其他人也这样做。她参与是因为她不能不参与。

也是在那几年问，桑塔格的文学创作和政治行动主义给她带来愈来愈大的国际声誉。她获得众多文学奖，包括耶路撒冷奖、德国和平奖、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和洛杉矶公共图书馆文学奖，还应邀在毕业典礼上、在大学和在世界各地的书展上发表演说。第三部分收录了桑塔格在这些活动上发表的一部分演说。在这些演说中，她的公共声音在扩大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文学和政治主题的同时，也反映它本身所具有的作用，并与她的作家的声音展开引人人胜的对话，捍卫文学(还有翻译)的任务和事业，并使我们窥见一位好战的读者和一位激情的文学共和国成员生命中的一些鳞爪。

苏珊·桑塔格没有为她筹备中的这本随笔集起一个暂定的书名。我们选择她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同时》做书名，以纪念本书多声音的性质，纪念她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美学思考与伦理思考、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的不可分割性。

保罗·迪洛纳尔多、安妮·江普

桑塔格这本遗作集，有些文章在她尚在世时，我就已翻译并发表在《书城》杂志上。但不用说，当时由于需要火速赶稿，对照原文校对一遍都来不及，难免有些错漏，现在趁机校正。另外，桑塔格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增增删删，这次我也根据她的修订逐一校正。再有就是她一些文章在报刊发表时，作了删节，或被编辑剔去某些敏感字眼，这次我也对照原书修订了早前的译文。

本书第一部分以夹叙夹论的方式详细介绍现代欧洲文学中几部被忽略的杰作。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这也正是美国外交政策急转弯和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作者对局势的尖锐评估和对布什政府的猛烈抨击现在回顾起来是极具预见性的，而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犀利剖析并不只是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秉承作者两部有关摄影的专著的洞察力，对美国暴力文化提出严厉的批判。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她见解准确，而是她在恶劣环境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第三部分是演说，这些讲稿是桑塔格一生写作与行动的融通，是随笔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行动主义者这些她从一开始就具备但常常经渭分明的角色的一次重叠、浸透和深化。

我的译文一如概往，较侧重直译，也即适当保留异质性或外国性。碰巧桑塔格有一篇专门论翻译的文章《世界作为印度》，也谈到这些问题，并引用了施莱尔马赫和本雅明关于翻译的里程碑式论文，而我是较认同这两位先行者的观点的。桑塔格在英语中，是一位文体大家，绝非“读起来蛮好的”。因此，若是读者觉得我的译文“读起来蛮好的”我听起来也许是失职，就像若是读者觉得我的译文“读起来蛮困难的”我听起来也许是恭维。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尤其是她的声音——作家那“独一无二的声音”也是桑塔格在书中强调的。但为了保留这声音，有时候原文“读起来蛮好的”在译文中也许会变成“读起来蛮困难的”，相反亦然。所以说，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只能说我“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而不是说我可以一一还原或一一对等。

但有一点我倒是肯定的：尊重读者的智力。我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凡是把读者想像成次一级的译者，首先会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变成次一级的解释者。译者不应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十个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如果他也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会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九级。翻译如同写作，如果一个有十分才能的作家把写作目标锁定在最低级的读者群，尽管他可以因此使十级读者都能明白，但如此一来他实际上与一个仅有一分才能的作家没有什么分别。而他设想可以获得的读者群，实际上会逐级不同程度地放弃他，例如最顶尖的读者根本就不去理会他，第九级的读者可能瞄一下他的封面，第八级的读者可能只打开他的扉页，第七级的读者可能只厌烦地瞥一瞥第一句……最后他可能只获得最低级的读者。尽管最低级的读者潜在数量庞大，但他们还有更低级的东西可读，未必就青睐他。

况且，在我放弃的九个读者中，如果有四个是年轻人，他们都还未抵达复杂的抽象思考、隐喻思考、伦理思考和美学思考的阶段，而三几年后他们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经验足以使他们看“透”文字背后的真意，则我的译文已无比超值了，就像一笔不投机的存款得到四倍的回报。至于剩下的那五位读者，我还是知足点，不去想他们了。即使是智力最高的读者，速度最快的读者，都也还有整架整架买来的书未读或没读或不读，那么一些书不被读或不愿意被读或不屑于被读，也只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

况且，桑塔格是一位瞄准金字塔顶尖的作家。

上海译文出版社现时采用的中文校对程序非常严谨，至少就我的译文的中文校对而言我真是幸运。感谢校对员们的认真和耐性。我在翻译中，对照原文校对也需要同样的认真和耐性。看着他们列出的好几页疑问，我深感我的辛苦已得到恰如其份的回报。另外，编辑冯涛先生帮我纠正了多个译名，亦在此致谢。

书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提到《巴登夏日》作者茨普金的“两个姐妹”、“一个兄弟”、“另一个姐妹”等，由于在英语中这些指称难以分辨男女，加上茨普金英文传记资料完全缺乏，无法查证，我遂写信向茨普金的儿子、任职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系副教授的米哈伊尔·茨普金先生请教，并得到他即时回应和澄清，在此感谢米哈伊尔·茨普金先生的热情。

最后，我要感谢两位朋友，一位是当年任《书城》编辑的凌越，另一位是《人文随笔》主编林贤治，正是他们的约稿，使我翻译桑塔格的几篇文章，也正是由于已有这几篇译文，使我主动与出版社的赵武平先生接触，要求让我来译这本书。

黄灿然

二○○八年十一月十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