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杨度、辜鸿铭是晚清五大文人。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患连连、内争不断，各种本土和外来思潮激荡角力的社会转型期，原本柔弱的文人却因投身政治而被无情的政治力量所利用和扼杀。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因此而变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本书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他们五人的生平事迹。

晚清适逢外患连连、内争不断，各种本土和外来思潮激荡角力，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这期间，文人的角色亦伟大亦尴尬，他们是思想的先行者、革命的先驱者，却又为政治力量所利用和扼杀。

本书记录了晚清五大文人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杨度及辜鸿铭，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生经历。他们挣扎于坚守传统与弘扬新学之间，抗争在政治守旧与制度革新的漩涡之中。他们的转身，沉重而决绝。

序言 一百年的答案

维新之梦——康有为

天游园

祸首

圣人为

大海潮音

维新梦

流亡

废都

大同书

惟适之安——严复

郎官巷

洋学堂

科举

梦断甲午

求变

救亡路

气垂长虹

孤寂人生——王国维

昆明湖

才子

伯乐

天涯路

绝学

干净土

市井国士——杨度

电话

君宪

仕途

东京

宰相梦

践约

匡民救国

大写春秋——辜鸿铭

辫子

西学

入幕

译经

倾国

归去

天游园

1927年3月29日深夜，青岛市福山支路上，一栋别墅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进进出出的人显得异常紧张。

这栋别墅楼名叫“天游园”，也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晚年的住所。此时，人们紧张的正是康有为。

3月8日，康有为刚刚在上海“游存庐”过完自己的七十大寿。

那天的“游存庐”非常热闹，亲朋好友、门人子弟齐集上海为他祝寿。得意门生梁启超写了一副对联作为寿礼：“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对联将康有为比做孔子，这让一向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十分高兴。他重新穿上前清的官服，与家人、弟子和前来贺寿的宾客们合影。相片中的他倨傲而落寞，端坐在人群前面，完全是一副前清遗老的模样。

远在天津的逊帝溥仪自然没有忘记这位臣子的生日，他特派专人前往上海祝贺。并赠送寿礼：一幅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一柄玉如意。如此的厚爱不免让康有为受宠若惊，他赶紧摆上香案、穿起前清官服，跪领“御赐”，遥拜天恩。虽然大清王朝已经整整灭亡了十六年，康有为依旧倔强地以清朝老臣自居。

1927年3月，是北伐军所向披靡之时，当时北伐军的前锋已抵达江浙地区，正浩浩荡荡地向上海开进。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在战斗中连连败北。当康有为遥拜天恩时，也许恰巧听到了窗外传来的隆隆枪炮声，听到了大街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这一切都不能不让这位古稀老人感到恐惧、凄惶和无助。四面杀伐声里，康有为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名言“成住聚散，人天之常”。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让他十分慌张。

3月18日康有为准备前往青岛。当时的青岛正处于日本统治之下。这里除了有康有为几年前买下的“天游园”，还有一大批“不食周粟”的前清遗老。其中包括前军机大臣吴郁生、两江总督张人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离开上海寓所时，康有为亲自检点文稿、整理礼服，把自己的相片分赠给工友，作为留念，并且围着“游存庐”巡视了很多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三天后，康有为一行抵达青岛，住进了“天游园”。

3月29日上午，一位广东人在青岛西山路粤菜馆英记酒楼宴请同乡，康有为欣然赴约。在那个以粤菜为主的宴席上，康有为显得十分高兴。但是，当他喝完一杯橙汁后，突然腹部疼痛难忍。一同前往的弟子吕振文赶紧用马车将他送回寓所。回到家后，康有为一直呕吐不止，天游园乱成一锅粥。康家请了两位医生前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

整整一个夜晚，全家人寸步不移地守在康有为的床前，生怕他有什么不测。直到第二天，在医生的细心治疗下，康有为的病情有所好转，大家才稍感放心。随着不适的渐渐消失，康有为认为体内毒素已经清除，情绪也随之高涨，并高兴地与家人子弟交谈。

到了晚上，康有为照例夜观天象。可是，当他推开房门朝天仰望时，只见群星闪耀，满天皆是兵戈之相，数十年不能复静。康有为连声大呼“完了、完了”。那一刻，谁也不知道康有为看到了什么，更不知道他怎么推断出的这个结果。然而，康有为的后人如果有心的话，他们会发现，历史的发展仿佛印证了康有为当时看到的一切：从1927年北伐战争算起，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火在华夏大地上整整延绵了二十二年。

只是，当时身边没有人能理解康有为的想法，他们只听到这个古稀老人喃喃地说“中国无我立锥之地了，但是我是绝不能死在国外的”。翌日凌晨五时，康有为在天游园“七窍流血而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七窍流血而亡”，这种非正常的死亡不免引来了人们各种猜测。从家人到弟子，从友人到与之无关的人，都不自禁地对康有为的死因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揣度。

人们最倾向的一种说法是：康有为是被慈禧太后派出的刺客所毒杀的。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悬赏重金，捉拿康、梁师徒。“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者，送官验明实系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犯等早伏天诛，只需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也许出于对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期提出的“围园杀后”的愤怒，即使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下诏赦免的维新人员的名单中，也不包括康有为与梁启超。

万幸的是，康有为却从慈禧太后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逃脱了。因此慈禧太后再派四名刺客刺杀康有为。这四人中有一位名叫巫仿的刺客最得重用。慈禧太后赐他白银十万两，命他秘密出京刺杀康有为。虽然大清帝国在十几年后灭亡了，但巫仿受人之赐，成人之事，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刺杀使命。当康有为在青岛赴同乡宴时，巫仿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下毒暗杀成功。

康有为的弟子吕振文则认为“康有为是日本人投毒致死”的。因为康有为反对溥仪跟随日本人走，还曾一度与溥仪对抗日本天皇。这让日本人非常不快，所以下此毒手。这位日后投降日本的康门弟子，曾在家中跟儿子坦言：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却认为父亲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康有为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并不认同这些说法，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她不认为父亲死于所谓的政治斗争，应该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导致食物中毒。

关于康有为的死因，众人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然而，所有的说法又因缺乏确凿的证据而显得口说无凭。康有为的死因最终成为一个费解之谜。

康有为死后，对于这位终生以大清臣子自居的老人，弟子们希望溥仪赐他一个“仁忠”的谥号。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二十多天前还赞扬康有为“岳峙渊清”的溥仪却拒绝了这个请求。有人猜测，也许因为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曾要求改国号为“中华”，让清室最终不能原谅他。

不过，以“中华”为国号的国民政府似乎也不喜欢这位“保皇派”领袖。康门弟子梁启超、徐勤在康有为死后，上书国民政府，请求派人拨款出版他的遗著。梁、徐二人等了数天，没有等到国民政府的任何消息，遗著出版之事不了了之。另一位康门弟子刘海粟不甘心，他找到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希望教育部可以出资将康有为的藏品和遗物集中到某一处故居，以供后人研究。这个要求遭到了蒋梦麟的断然拒绝，蒋梦麟说“康圣人不肯跟孙总理合作，不能给他建故居”。

1912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孙中山就在信函中对蔡元培说：“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指出他跟自己并不同路。而孙中山去世时，已是暮年的康有为则“举酒欢呼”。并写下一首《闻大盗死》的诗：“乱国残民十四年，喜诛大盗自皇天。血漂岭海户十万，命革中华岁五千。赤化传来人尽畏，黄巢运尽劫堪怜。千刀惜未割王莽，举酒欢呼吾粤先。”诗中的“大盗”即指孙中山。

这两位都曾力图挽救中国的广东人，虽然“同归”却是“殊途”，甚至背道而驰。康有为忙于上书变法，孙中山忙于组织起义。也可以说，康有为选择的是改良，孙中山选择的是革命，对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康有为一直痛恨不已。

1927年4月，康有为死后第二个月，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查封了康有为在杭州的别墅楼“一天园”，理由是康有为是“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康有为的家人托人四处说情，请求不要查封“一天园”，但没有人理会。很快，康有为的遗物便流散殆尽。他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居所、别墅也在混乱中或被查抄，或被后人变卖。

在一片喧腾的查抄声中，一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身影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

1927年，中国记得的康有为是“保皇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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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的答案

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外面下着大雨，我非常喜欢这样在风雨中穿行的感觉。

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强劲，完全可以支持我几个小时的写作。无线网络也可以让我随时联络到世界各地的朋友，现代的文明与发展带给我们太多的便利和可能性。有时候，我却总有一种恐惧感。如此的发展速度，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呢？因为，我们无限的欲望也同样意味着，我们对于地球资源的索取。很遗憾，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圣人，没有人会告诉我们答案。同样，在这个时代，也不会有人去在乎，甚至去思考这些问题：除了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奥运之后，我听到了一句话——放慢脚步等等灵魂，我深以为然。

200年的这场金融海啸，我们到底能够收获到什么呢？一位经济学者曾经慨叹西方的商业社会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我曾经很感慨也很认同。马克思说，随着利润的扩大，欲望也促使人无所不用其极，西方建立在教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也同样无法摆脱贪婪带给他们的周期性的危机。我们终于又回到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上来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也不停在想，中国人为什么有数千年抑商的传统？聪明的中国人，难道不懂得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吗？我们最早发明了火药，却被别人用来敲开我们的大门。而敲门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当年郑和的船队，已经是世界第一，而我们却没有用来殖民，而是去传播中华的文明。种种疑团，真的让人既有兴趣，又一片茫然。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就已经指明了危机的周期性。一百多年来，世界不停地验证着他的判断。于是，我们这个世界在最疼痛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个大胡子的德国人。而关于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很多学者撰写文章，深入讨论批判。当严复来到英国的时候，这是最时髦的话题。但是资本主义的确让人类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在这个诱惑面前，任何反对的声音都是微弱的，即便是佛陀与上帝也无法阻止人类的贪婪。

中国，曾经的田园牧歌，在坚船利炮的强迫下，被打碎了。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告诉现在的我们，当时社会的幸福指数到底是多少，中国人又是处于怎样的水深火热中。但是，在1840年之前，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当然，历史无法重来，我们也无法去假证：中国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力量，究竟会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一百年了，我们终于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一雪贫穷落后的耻辱，成为当今世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中国真的要成为这个世界21世纪的引擎，我们又究竟可以给这个世界什么呢？是继续在GDP的数字上领跑，还是告诉人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让我们少一分忙碌，多一份悠闲。

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在于知止。《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止于至善，完全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所以中国人能够抱定农业文明三千年不放，这样的循环经济模式，相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线性经济模式，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来说，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

我相信，一百多年前的前辈学人们，他们改变社会的决心与迫切感是要大大高于我们的。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杨度，辜鸿铭这些学贯中西的重镇，早年都是激进的改革推手，晚年又极力地鼓吹中国的传统文化复辟，这些为什么不能够引起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呢？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倒是大大多于中国的。问题是，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西方是囫囵吞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吃洋面包、喝洋牛奶长大的。即便从出生就吃着洋面包、喝着洋牛奶，但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毕竟还是中国人的。所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最重要的，可惜的是，中国那么多的传统经典，比如《大学》，比如《中庸》《论语》《道德经》之类的，一本书读完，也不过个把小时。但是，今天真正去通读过一遍的人都寥寥无几，更不要说如同前人那样去把这些烂熟于心了。

康有为用16年的时间游历31国，研究君主立宪；严复更是把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著作《天演论》《国富论》《自由论》《群学肄言》《论法的精神》《逻辑学》《社会通诠》《名学浅说》详细翻译介绍给了中国。我相信他们是爱中国的，他们也是了解中国的；他们是敬佩西方的，他们也是虚心去学习过西方的。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是对全体人类有价值的探索。今天的人类面临着文明冲突，经济危机，能源枯竭，这是我们共同的困惑与难处。我是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但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也不是简单地相信把孔子的道理拿出来就认为可以拯救世界的民粹。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我们的历史，无论那一段历史曾经带给我们什么。

历史没有偶然，过去，现在，未来，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有一定的规律。

太幸运了，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可以回望，可以前瞻。我们不要辜负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历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