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综合利用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过程、时间序列动态转移函数模型、变量回归模型等多种现代经济计量研究方法，选取一系列财税经济变量，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财税体制改革，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按照“分灶吃饭”体制、“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三个阶段，全面、系统、深入、综合、历史性地考察了经济增长、财力配置均等化失衡、地区差距扩大化、贫富分化严重化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国所实施的三种财政体制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实事求是、定量式、模型化的剖析、检验和评估。

我国财政制度建设，根本在于满足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其核心在于如何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有两大特点：一是我国市场经济属于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世界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所推行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二是我国市场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内在规定的一系列独特要求，属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殊属性。两大特点并非简单的平行、并列关系。“市场经济”是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职能不能简单等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职能。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基本上属于“有限责任政府”，其基本职能范围在于弥补市场缺陷或者校正市场失灵。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负有无限责任，总体上属于“无限责任政府”。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职能范围要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职能范围。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我国政府责任总体上的“无限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规定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运营方式和实现方式可以采取多样化。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市场经济所依托的公共财政制度只解决了与政府履行“看得见的手”的职能相对应的收入分配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者权益剩余”的分配与处置问题则不能解决，也根本无法解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仍然需要探索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收益”为全体国民所享有，实现共同富裕。在这方面，市场机制是根本失灵的，不能采用市场原则。(2)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三农”问题，已有的公共财政理论仅从保护弱势产业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社会而言，还远远没有抓住我国的国情。“三农”问题的形成和积累，既有弱势产业和历史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我国长期执行的“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不得已而为之的有意识的国家行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同样是现阶段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仅仅依靠市场也是注定难以奏效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同样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仅以上两点就基本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职能，将不仅仅是面向市场经济的“服务型”，同样应该是面向“共同富裕”的“建设型”。

“服务型”与“建设型”兼备的政府职能模式，并不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具有完全一致的政府职能。这将涉及不同层级政府职能范围的科学划分问题。鉴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毋庸置疑，各级政府均应具有面向市场经济的“服务型”职能。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问题的关键是将“建设型”职能赋予到哪一级政府。这就需要根据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特点及其自身的能力和条件，并紧密结合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这方面不断进行试验的利弊得失，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配置。关于这一问题，在本书的建议部分有一定讨论。

“服务型”与“建设型”兼备的政府职能，就使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规模在国际之间的简单比较失去了应有的科学性。也就是说，宏观税负的高低，对应于不同国家政府的不同职能和不同的发展战略，不能进行简单对比。虽然对于政府履行“服务型”职能来讲，公共财政理论可以给出一个宏观税负的相对区间，但是，对于政府履行“建设型”职能来讲，公共财政理论则很难对其给出一个合理的区间，更多的则是需要从政府收支规模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综合权衡。这涉及如何认识我国分税制改革后已连续多年的税收收入高速增长、财政收入连年超收问题。这更主要的是要考察一个国家税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性问题，而不是其他。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并且我国的税收工作实践也将会继续证明，我国的税收制度是有效率的。税收收入的增长总体上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这在本书中进行了说明。

真正急需研究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健全、规范、法律化、制度化的支出机制，是否真正体现了“服务型”与“建设型”政府职能的要求，以及财政支出对两种政府职能保障程度的合理性与适当性。也就是说，财政支出在提供政府服务和保障国家建设中，是否既达到了支出的“效率”性要求，也较好地达到了社会的“公平”性要求。因为“建设型”的政府职能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实质上也是社会公平的根本要求。与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本质区别。二是在筹集财政收入(现在主要由税收收入组成)过程中，是否具有应有的社会公平性，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是否考虑到了对“资本所得”征税和对“劳动所得”征税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涉及由政府税收制度所决定的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涉及税收负担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税收收入征自哪里，究竟又会落到谁的头上？不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财政税收收入大幅超收的总体背景下，为什么事实上会出现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这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重要改革和创新，从速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政制度。这是本书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制度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以后，社会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最近10多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上也已在悄然改变着我国的社会结构。并且，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将继续显现，并且会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各种新生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涌现，并已开始逐步在各个层面表达诉求；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日益困难，改善民生的压力也日益增大，有效保障其权益尚需进一步完善各项社会制度。作为调节社会产品再分配的财政税收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显得更为重要，对现行财税制度进行重要变革的紧迫性已经陡然显现。因此，必须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实际变化对其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重要变革。

以上分析说明，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公共财政制度，虽然针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设立，但是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因此，建设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现成已有的公共财政制度，而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特点，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深入研究我国财政制度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创造出适应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政制度。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制度？对于这一问题，以上的分析还只是立论式的。本书并非是概念性和逻辑推理式的，而是实证检验和定量分析的结果。书中综合利用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过程、时间序列动态转移函数模型、变量回归模型等多种现代经济计量研究方法，选取一系列财税经济变量，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财税体制改革，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按照“分灶吃饭”体制、“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三个阶段，全面、系统、深入、综合、历史性地考察了经济增长、财力配置均等化失衡、地区差距扩大化、贫富分化严重化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国所实施的三种财政体制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实事求是、定量式、模型化的剖析、检验和评估。在系统总结财政改革利弊得失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近期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对财税工作的新要求，为从速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思路性的对策及建议。

地区财力配置均等化体现了地区之间均衡发展的根本要求，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尽管地区财力配置的绝对均等化由于地区发展的起点水平并不均衡而难以达到，但是，在激励性的财税分成体制下，财力配置均等化失衡的加剧则从根本上反映了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化。在以税收收入为绝对主体的财政收入体制下，由于各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欠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税收制度可能存在的任何累退性就必然会通过税负转嫁机制而将高速增长的税收负担转嫁到经济欠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由于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而获得更多的财政返还收入，那么，这种激励性的财政分成机制将必然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并通过税负转嫁机制在全社会制造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这样，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社会的贫富分化与财政税收制度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成为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在追求高速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财政体制也走上了分权化的改革道路。但是，综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历程，这种财政改革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本书在实证考察中，重点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财政改革在将财政资源从中央手中明显地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的过程中，是否真如所愿有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改革过程中，财政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配是否是更加均等化了呢？是否有助于改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状态？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财政资源在省际的分配中，究竟牺牲了多大程度的均等化水平呢？

第二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报告，梳理了我国体制转轨的改革思想，目的在于理清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制度背景。同时，回顾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为实证检验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基础。

第三章全面、分阶段、数字化地分析了财政改革的基本成效。认为，虽然财政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放权让利”、逐步分权，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财政体制改革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点又有所差异，体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关于财政改革的成效，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显著地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实证结论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社会资源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配置；二是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财政资源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三是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财政资源在预算账户与预算外账户之间的配置；四是财政体制改革影响了财政资源在省级政府之间配置的不均衡状况，使财政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有不断加重的趋势。

第四章是一个关于中央计划者社会福利函数假说的介绍与讨论。依托这一假说，国外有的学者曾经对我国1985—1998年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和财力配置均等化的影响作过相关研究，得出了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关心程度会影响最优的财政资源配置状况的有关结论。对于这一假说，是否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文中指出，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书对于这一假说的检验过程，进一步修正、补充、完善了国外的研究方法，并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充分注意到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所体现出来的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坚持整体检验与分阶段检验相结合的原则，纠正了国外研究将我国1985—1998年的财政体制仅作为一个内涵相同、具有连续性的数据序列来对待的做法；二是改变国外研究在实证检验过程中所使用的估计方法，利用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过程中一阶适时相关的自回归模型来替代模拟方程估计法，以校正只将因变量的变化仅仅看做自变量变化的结果，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因变量变化过程中的自回归效应的偏误；三是为了检验在地区层面运用截面数据模型所获得的有关结论在国家整体层面上的适应性问题，在国家整体经济的层面上运用数据模拟方法进行了必要的同步检验；四是补充了1978—1984年的基本情况，并试图利用改革以来最新的数据资料进行重新检验，以发现财政体制改革效应的最新变化；五是增加了反映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特点的一些重要变量，如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率，即地方政府预算收入占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因为，纵观改革的整个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预算收入的主动权而展开的。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不研究这一变量，就不足以反映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和根本特色。

第五章是实证研究的变量选择和计量模型的构造部分。在实证检验过程中，所选取的主要变量分别为：财政分权变量(某省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与该省人均总的财政支出的比值)、财政资源配置不均等变量(财政资源相对占比与完全等比的差)、地方财政自给率变量(地方预算收入占地方预算支出的比重)、地方政府初始资源禀赋变量(某省的人均CDP与全国人均CDP均值的比值)、有效税率变量、转移支付变量、经济增长率变量、劳动增长率变量、资本增长率变量等实体变量，以及1994年以后的财政体制、东部沿海地区两个虚拟变量。在模型的具体构造过程中，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将实证分析分成地区与全国两个层次，首先在地区层面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地区经济增长的整体情况；其次在全国层面运用时间序列的转移函数模型，估计全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最后，比较有关估计的参数关系，观测不同层面变量关系之间的一致性。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按照财政体制改革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将整个改革时期分成三种时间段(1978—2005年、1978—1993年、1994—2005年)分别进行估计与检验，以检测在不同的时间段上所体现出来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参数关系是否一致，以便从不同角度分别观察变量关系的变化情况。

第六章是对模型估计结果的报告。该章运用SAS统计分析系统的相关分析程序，对所构造的有关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模型估计，并报告、分析有关估计结果。具体分析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二是国家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三是地区层面与国家整体层面的比较；四是对有关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因果关系检验。相关估计结果是丰富而又系统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客观而又错综复杂的，相关分析内容是广泛而又相互联系的。

第七章是在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30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实证评价，并将这些结论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对比，分析了财政体制改革的最新变化。

最后一章，是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设计方案。该章是在有关实证研究结论和对我国30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利弊得失所作出的实证评估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些有助于实现地区财力均等化、进一步抑制地区差距和贫富分化的财税经济政策建议，为从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政制度框架提供某些设计思路。这是本书的目的所在。基本内容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政策的目标定位；二是目前有关政策要素的具体特点；三是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建议；四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有关问题。

本书所提出的设计方案很多还是思路性的，尚待深入研究，进一步细化，努力使其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其中必不叫少的前提是决策层关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专家、学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协同。笔者坚信，只要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广泛吸收、借鉴、创新一切行之有效的经济理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政制度就必定能够建成。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财政改革回顾

 第一节 财政体制改革的制度背景

一、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二、所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

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四、分配制度改革

五、生产力决定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六、“效率”与“公平”的取舍

 第二节 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一、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

二、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

第三章 财政改革成效

 第一节 财政体制改革的特点

一、1980-1993年的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

二、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第二节 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

第四章 理论与实证模型

 第一节 仁慈的社会计划者的社会福利函数假说

一、完备信息下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

二、不完备信息下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

三、关于模型适用性的两点讨论

 第二节 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过程

一、模型的基本情况

二、Parks估计方法

第五章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第一节 变量选择

 第二节 变量定义

 第三节 变量构造

一、财政分权变量的构造

二、财政资源配置不均等变量的构造

三、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变量的构造

四、相对财富变量的构造

五、有效税率变量的构造

六、转移支付变量的构造

七、其他变量的构造

 第四节 数据预处理

 第五节 模型构造及估计

一、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

二、全国层面的实证检验

第六章 模型结果

 第一节 地区层面的估计结果

 第二节 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

 第三节 不同层面变量关系的比较

一、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地区财力配置均等化的显著变量

二、经济增长、地区财力配置均等化与有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对变量关系的因果关系检验

第七章 财政改革评价

 第一节 体制改革的实证效应

一、对1978-1993年宏观经济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评估

二、对1994-2005年宏观经济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评估

 第二节 与有关实证研究的比较

一、对中央计划者社会福利函数假说的检验

二、关于我国财政分权领域与有关实证研究的比较

第八章 公共财政制度设计

 第一节 财政政策目标

一、以促进经济增长或者促进经济增长为主，兼顾财力配置均等化

二、以校正财力配置不均等扩大化为主，兼顾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节 政策要素具体特点

一、财税体制基本状况

二、其他宏观要素基本状况

 第三节 财政制度改革建议

一、近期制度设计

二、中长期制度设计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