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上海的反革命集团尤为猖獗。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打着革命旗号行动乱之实的罪犯们，终于在法庭上得到了应用审判，审判过程中，表现了国家回到了正常轨道后，法律尊严的恢复以及审判程序的公正。本书根据亲历这段历史、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的王文正先生口述采写，内容生动而翔实，真实记述了那一段历史。

本书口述者王文正，参加了特别法庭对林、江集团主犯的审判，之后又作为审判上海“四人帮”余党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是唯一同时参加了这两次重大审判的人。这位八旬老人，凭借其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和清晰的思维，回述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前后后的真实历史。

本书是第一本专题反映“四人帮”上海余党的罪行及审判过程的著作，既有大量一手历史资料，又以作家生动细腻的笔触写来，史料性与可读性兼具，同时配有大量历史照片，成为承载一段不平凡历史的好文本。

引子

第一章 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1.我为什么要来回忆已经快被遗忘的历史

2.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3.公安部“内线”告密

4.密谋武装叛乱

第二章 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

1.海军政委临危受命

2.海军专机密降上海

第一部 背景档案

第三章 拉开“文革”序幕

1.江青南下密谋

2.选中姚文元

3.朱永嘉的加入

4.江青为姚文元打气

5.建立“保密车间”

6.为何在《文汇报》发表

7.拉开“文革”序幕

第四章 上海“文革"第一事件

1.针锋相对

2.吵闹闹的成立大会

3.冲击上海火车站

4.安亭车站一片混乱

5.市委来人传达“陈伯达来电”

6.天上飞来张春桥

7.安亭退“兵”

8.阳奉阴违的“救世主”

9.签字还是不签字

10.毛泽东将票投给中央文革

第五章  《解放日报》事件

1.拒绝报道

2.《红卫战报》出笼

3.九天九夜的围攻

4.违心地妥协了

第六章  “后院起火”事件

1.市长办公室闯进造反的国家干部

2.“后院起火”

3.秀才造反

第七章  “一月风暴”

1.陈丕显“出山”。

2.不平静的黎明

3.一场闹剧

4.“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场风波

第八章 率先刮起武斗风

1.张春桥电话指令

2.密室策划

3.剿灭“赤卫队”

4.在处理“赤卫队”的案件中，我首次接触王洪文

第九章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1.密谋针对“联司”的打击行动

2.以定行动计划

3.G号计划开始行动

4.准备与“联司”的决战

5.血腥镇压

第十章 组建“第二武装"

1.全国第一支工人武装

2.罪恶的阴谋

第十一章 法律和道德的沦陷

1.所谓“侦控林彪事件”

2.“兵公法领导小组”出笼

3.哭泣的法律

4.当道德败坏的人掌握了专政工具

第二部 法庭内外

第十二章 从特别法庭审判员到上海法庭审判长

1.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

2.江华曾两次找我长谈

3.特别法庭庭长的希望

第十三章 纷纭复杂的上海滩

1.跌宕交错的局势

2.为什么不审判首犯马天水

第十四章 站在时代的分水岭

1.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专程来沪

2.我提出不同意见

3.有关设置“特别法庭”

第十五章 初步拟定的罪行清单

1.再上北京，请示最高人民法院

2.以事件为依据列出的罪行

3.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4.如何认识罪与错

5.这些都不予定罪

第十六章 再起风波

1.各持己见

2.“心急可喝不得热茶”

3.曾汉周的答复

第十七章 法庭审判

1.提起公诉

2.法庭对质

3.王秀珍服法认罪

4.仍然有顽抗到底的人

第十八章 审理“冯新华事件”

1.率先刮起“批邓”风

2.谁是冯新华

3.艰难的法庭审判

第十九章 有关判决书内容的争论

1.市委常委会上出现僵局

2.我再次发表不同意见

3.中央没有同意市委的意见

尾声 最后的判决

附录1

附录2

第一章 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1．我为什么要来回忆已经快被遗忘的历史

我这个八旬老人，为什么要来回忆这些已经陕要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呢？

原因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写“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书籍与文章中，对于这方面的错误太多了。

你看，这本书中说：“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怎么办？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

可事实是怎样的呢？这个女人应该叫汪湘君，而不是汪碧君，在整个法庭审判的“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女人中，没有那个叫汪碧君的女人。汪湘君是当时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3年2月1日，以参加策划武装叛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骨干在当时的职务，有的书中写道：“民兵总指挥施尚英”，而当时施的实际职务是：“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不称总指挥，通常只说他是“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此书的下册中说：“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这也不对，他的实际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群众称他是“上海五虎将之一”。

该书中还写道：“l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

我是特别法庭审判上海武装叛乱一案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据我所知，在所有参加的审判员中，根本就没有这位“笔者”。这位“笔者”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是“参加旁听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而绝不是“参加了”对这件案件的审判，两者是绝不能混淆的，否则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中就会多出这么一个人来，后人来查找相关资料时就会被搞得莫明其妙。

更有在时间上，此书作者也弄错了，应该是“l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至11时”。这天更没有把姚文元押上法庭，因为在此之前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已认定姚文元构不成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罪，所以决定此事不对姚文元进行法庭调查。除了时间和史实的错误之外，一些文章中将法律上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搞错了。

还有另外的一本书，有两处称黄晨为“原告”。

在特别法庭开庭调查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查抄上海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时，法庭通知郑君里夫人黄晨出庭作证，她只能是一个“证人”，怎么她成了公诉“四人帮”的“原告”了呢？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国家公诉机关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公诉的，受害人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非“原告”。如此严肃的史实，怎么能搞混呢？

作为亲历了整个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审判和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审判全过程的一名法庭审判员，我感到很难过。这些作者，大都没有亲自参加过北京、上海这两场惊心动魄的大审判，有的也只是旁听了一两场，便将这种旁听写成“参加”，更有的是查找了一些有误的资料，便匆匆成文成书，造成多处失实，错解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时间和地点，贻误 读者和后人。我作为共和国这段特殊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参加者，对此十分着急。

我考虑到目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当事人回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的书出版，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很遗憾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件历史事件都是应该记录下来的，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太特殊了，太突出了，没有对这伙人的最后审判，对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算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就不能说与“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我所知，国内外至今都还没有一本当年亲自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并同时亲自参加审判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审判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全面记录这段决定我们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图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全国所有的法官中，参加过这两场(而不是一场)决定共和国命运大审判的审判员就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年事已高，本着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精神，趁现在记忆力还好，手中许多当时的文字资料还在，我有必要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2.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中心，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文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文革”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这段民族史上人们想要忘却但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沉思：“文革”之风为什么起于上海？为什么独独上海成了“四人帮”的基地？他们利用这个“基地”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这些事件对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今天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