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汪晖1988年的博士论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鲁迅小说世界的复杂的精神特征与鲁迅内心世界之间找到关联的纽带”。作者以颇具原创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模式，通过对鲁迅思想与文学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努力发掘出鲁迅精神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揭示了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深刻内涵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以此呈现鲁迅小说在叙事原则、叙事方法上的文化心理内容。

全书按鲁迅的思想悖论、文学世界、鲁迅小说的叙事原则与方法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从个人、自我及其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否定与确认，自我的困境与思想的悖论两个方面写；第二编主要从历史的“中间物”，“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三编主要从主体精神历史的客观呈现，客观描述的主观渗透两个方面写。

作者由于有和上一辈的知识者不一样的“20世纪情绪”而更关心内心问题，他与上一代人不同，他更关心鲁迅在剧烈的文化变迁中的内心的分裂和灵魂的痛苦，他注意的是鲁迅为什么或在什么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上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态度。作者在对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体悟中，理解自己，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并且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心态、命运的思考来理解和透视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是一本与其他的写关于鲁迅的书不一样的书。

初版序 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唐弢)

初版导论 探索复杂性

第二版序

三联版导论(代) “死火”重温

第一编 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

  引言 思想的悖论

第一章 个人、自我及其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否定与确认(1903—1924)

  第一节 个人观念及其对现代历史的怀疑

  第二节 个性、天才、自我与偏至的历史观，哲学的浪漫主义

  第三节 个人观念的社会政治意义

  第四节 孤独个体、死亡、罪的自觉与对绝望的反抗

第二章 自我的困境与思想的悖论(1920—1936)

  第一节 反传统与寻求现代认同的困境

  第二节 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

  第三节 轮回的心理经验为何瓦解了进化的时间观念？

第二编 鲁迅的文学世界：阴暗而又明亮

第三章 历史的“中间物”

  第一节 “中间物”概念

  第二节 灵魂的分裂与流动

  第三节 “爱憎不相离”与诗意的潜流

  第四节 否定性与鲁迅小说的三种意象

  第五节 鲁迅小说的激情类型

  第六节 鲁迅小说的语言特征

第四章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第一节 《野草》的人生哲学

  第二节 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

第三编 鲁迅小说的叙事原则与叙事方法

第五章 主体精神历史的客观呈现

  第一节 双重第一人称独白的论争性呈现

  第二节 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

  第三节 第一人称非虚构小说

第六章 客观描述的主观渗透

  第一节 “场景”文体——“戏剧式”叙述

  第二节 “全景”文体——“心理分析”小说

  第三节 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附录一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附录二 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三联版跋 鲁迅与“向下超越”

自从人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的时刻起，“他就要为他生活着的一切负责，为生于痛苦并注定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负责”。该由他，由他自己去建立秩序和制定律条。于是，被上帝弃绝的人的时代开始了，人开始不遗余力要证明自己的无罪，开始了无端的忧伤，“最痛苦的，最令人心碎的问题，内心常思考的是：何处我才能感到得其所呢？”

正由于此，基尔凯廓尔、海德格尔等人对“孤独个体”或“在”的探讨中，充满了恐怖、厌烦、忧郁、绝望、畏惧和死亡等一系列关于不安宁的精神状态的体验概念。他们认为，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由于失去个性，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通过这些激烈苦闷的意识上的震动，人才意识到了“自我”，才体验到了自己的存在。因此，恐怖、厌烦、忧郁、孤独、绝望、畏惧与死亡等“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是“存在”的最真实的表现，是原生的实在，是人生最基本的内容，也是他们的哲学研究内容。这样，基尔凯廓尔就把哲学从研究万物的存在转向了研究人的存在，从研究外部世界转向了研究内心世界，即研究人的纯粹意识及其活动。既然孤独个体在创造自己的过程中，在不可重复的存在状态中，始终濒于绝望，面临死亡，因此，悲观主义是从尼采、基尔凯廓尔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直至萨特、加缪的哲学基调——虽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如尼采，竭力地否认这一点。

鲁迅像尼采、基尔凯廓尔等人一样，把个人、个人的主观性、自由本质、反叛与选择置于思考的中心，把摆脱精神偶像和超越一切道德法律束缚作为孤独个体的特征。但如果将鲁迅的理解与加缪对尼采的阐述加以比较的话，明显的区别便是加缪对人的自由和存在意义的思考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痛苦和荒谬感，而鲁迅此时却更强调“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不移”、“排斥万难，黾勉上征”的坚强意志——鲁迅对人的关注服从着他对中国社会解放的思考，而《野草》时期经历了多次失望后的“绝望”心态此时还远未出现。这样，对个体的关注和对个体超越性的理解就给鲁迅的文化哲学带来昂奋的浪漫主义色调，而个体存在的悲剧性的、甚至荒诞性的主观精神结构本身，并没有构成他的主体论哲学的主要思维内容。

但是，只要把目光稍稍移向他的艺术选择及其体现出的个人精神体验，我们便会发现译于此时，并对其日后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安德列耶夫（和迦尔洵）的小说，便能体会到这位俄国的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小说家与鲁迅推崇的现代哲学先驱的内在关系，他对“人生之谜”、“死亡之谜”和个体生存的恐怖、孤独、忧郁、厌闷、畏惧的追究深深地吸引了鲁迅，并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著名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充溢在小说《谩》和《默》中的，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孤独而荒诞的神秘心理体验。孤独的个人坠落于无穷无尽的欺骗与谎言之中，“谩”构成了对孤独个体的无处不在的威胁，当《谩》的疯狂的主人公杀死女友之后，他终于发现，“谩”并未因此而消失，而是宇宙之中的无孔不入的存在：

嗟夫，惟是亦谩，其他独幽暗耳。劫波与无穷之空虚，欠申于斯，而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顾谩仍永存，谩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呜而疾入，斯裂吾胸。嗟《鲁迅全集》6卷，第239页。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援我！咄，援我来！

《默》所表达的，是更为完整的人与宇宙的荒诞性。生命、城市与宇宙固执地沉浸在不可思议的沉默之中。伊格纳季神甫追究的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形而上学问题：生命的意义与自杀。这是一个“重大的、对他至关紧要的，他每晚都在冥思苦想的问题：薇拉为什么要死呢？”回答只有一种：永恒的沉默。站在墓场的沉默的寂静里，伊格纳季不能想象：

就在这草的下面，离他两俄尺的地方，躺着薇拉。这么短的距离竟是不可企及的，它给心灵带来惶惑不安和奇怪的困扰。伊格纳季神甫经常思念的，似乎永远消逝在无限的幽暗深渊的那个女子就在这里，在他身旁……她竟然不在人间，而且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是难以理解的……  生命与死亡的这种遥远而又接近的状态正是荒诞，它把人抛入到漫无边际的沉默之中。人一旦意识到这种荒诞的沉默，便会在恐惧与不安中，感觉到整个宇宙都被这引起隆隆回声的沉默震撼得战栗、抖动起来，在这令人胆寒的海洋上仿佛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

然而，人也正是在沉默的压抑中“浑身颤抖着，用犀利、急切的目光向四面张望，缓慢地站起来。他长时间痛苦地挣扎着挺直腰板，使颤抖的身躯保持一种高傲的姿态”，在绝望的沉默《域外小说集·谩》，《鲁迅译文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驱赶下走那孤独的人生道路。小说对死亡奥秘进行执著而痛苦的探索，然而始终不得其解。这在被鲁迅称为“安特莱夫的代表作”——《人的一生》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他（孤独个体）一降生便具有人的形体和名字，在各方面都跟已经生活在世间的其他人一样。而且他们的残酷命运将成为他的命运，他的残酷命运也将成为所有人的命运。他情不自禁地为时间所诱惑，要确定不移地走过人生的全部梯阶，从底层到顶端，又从顶端到底层。限于视力，他永远不会看见他那犹豫不决的脚所要踏上的下一级梯阶；限于知识，他永远不会知道，未来的一天，未来的一小时甚至一分钟会带给他什么。他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中为种种预感所苦，被希望和恐惧搅得激动不安，将要顺从地走完那铁定的循环。P98-102

《反抗绝望》一书写于1986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随即交给出版社，原定在1989年出版，但出版的事却一再拖延。直到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次年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不多。在过去的十年里，这本书似乎还时时有人记起，也有朋友来信索要，但书店里早已售罄，而我自己的手头已经没有存书了。因此，当孙郁、王吉胜先生建议修订再版时，我欣然答应了。

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在1982至1988年间，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一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鲁迅及其相关问题上。我在阅读鲁迅著作时获得的印象与各种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也与我自己的早已接受的一些前提相去甚远，却找不到理论的解释。无数个夜晚和早晨，月亮升起，太阳落下，我苦苦地沉思，从此耗去了许多年的时间。我想，我是把许多事情想到那个文字构筑的世界里面去了。一个死去的灵魂在青草地下发现了死火，因此急切地把它揣在怀中期待着复活，生命却一寸寸地死去。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的内心就像明暗之间的黄昏，彷徨于无地的过客，那是在鲁迅世界覆盖下的生活。我有时觉得我正处在一个激情时代的背面：激情在涌动着，似乎要冲决，却被无情的地表压抑，像无常一般在夜气中奔波。

1988年之后，我的研究工作从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转向了晚清至现代时期的思想史，但我在鲁迅研究中碰到的那些问题换了个方式又回到我的研究视野之中了，几乎成为我的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背景式的问题。1995至1996年间，我应一家出版社的要求编辑自选集，特意将我有关章太炎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很多年前有关鲁迅的写作放在一起，因为这两篇长文在主题和内容上有着内在的联系。我常常惊讶地发现，十年来，读了许多书，听了无数的演讲，走访了许多地方，但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思考经常会回到我自己的起点去。这让我感到惶惑，也有些奇怪的感觉。那是一个将要离我而去的影子么？

1997年夏天，王晓明兄来香港(我那时正在香港做一年的访问研究)，我们彻夜长谈：他问及我的一些思想变化，我后来给他回信说：

你提及鲁迅思想的这一方面，我是完全同意的。你知道我对鲁迅的研究与别人有所不同，是因为我的起点是他在1907—1908年间的思想，特别是他与斯蒂纳、尼采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表的关系。尽管我自己对于这一思想线索的理解仍然是极为简单的，但鲁迅以及他的老师章太炎对现代性的那种悖论式的态度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之一。这是一条把个体与集体(民族、阶级等等)以独特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途径，它的内在的矛盾也从不同的方向上构成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双重批判。鲁迅一生与两种不同的革命之间的那种近乎纠缠的关系，在我看来，部分地是和他的思想的这种特殊取向有关的。如果有机会，我也许会重新写一点有关鲁迅的文章。我在近几年把问题集中在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上，从学术的方式上说，也有一些变化，但就思想本身而言，也仍然是有脉络可寻的。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这倒不是说他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说他的思想的那种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观察现代问题提供线索。

这里谈到的鲁迅1907—1908年前后的思想，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悖论态度，也是这本著作的中心内容之一。最近这些年，我开始把上述问题归纳为“现代性的悖论”，而那时，我却总是存想为这一悖论式的结构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逻辑一贯的解释，虽然心里仍然困惑不已，这就是鲁迅思想对我的影响。

我对这些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1983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侧重探讨了鲁迅的思想、文学与施蒂纳、尼采、阿尔志跋绥夫的关系，分析他为什么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对工业革命的后果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集体性持否定态度，对国家、社会、普遍主义伦理和利他主义原则给予坚决否定，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人物却热衷于尼采式的超人、拜伦式的英雄、施蒂纳式的唯一者，为什么这个进化论者却认为历史不过是偏至或轮回的过程，为什么他的以“为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却充满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对于现实世界的决绝，为什么这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却写出了《野草》这样的近于存在主义的作品？……1983年，我还太年轻，知识积累和个人经验都不足以对这些问题作出清晰的回答，而我的周围似乎也没有能够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一个为现代化的激情所鼓荡的时代，鲁迅的这些思想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但它们一直在困扰着我，以至在我跟随唐■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有一次，唐先生认真地问我说，你是文学系的研究生，可你的论文倒像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写的。我这才在论文的后半部分转向文学问题。

重写鲁迅的愿望从未消失，但似乎一时还没有可能。借着重版此书的机会，我重新通读了全书，但却没有时间做更多的增订，也不能对书中许多粗疏之处加以修改。除了个别的字句的改动之外，我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仅将其中一节编入第三章，凶为有关文学部分的分析原先就有些不够精练。此外，我把1996年发表于《天涯》杂志的文章《“死火”重温》作为本书的导论，因为这篇文章简要地概述了我对鲁迅的理解，其中有些内容是这本书巾没有的。我还把发表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8期的文章《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以供读者参考。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这是我仅有的两篇谈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文章。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表达我对我的导师唐■先生的感激，他曾经仔细地审读全书，写了多达二十多页的修改意见。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几乎是他生前为别人的著作撰写的最后的序言。这本书在台湾面世的时候，他已经长卧病榻，不再能够阅读。我们躲不过造化的摆弄，但生命中的感情和思考却顽强地抗拒着。也许人的一生都在回答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困扰着你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1998年10月于北京

书写完了，我的心沉静而寂寞，一如深到无穷的秋夜的高天。但隐隐之中，我又依稀听见永久萦回于“过客”耳际的神秘的呼唤，听见孤独者在历史荒原上发出的受伤的狼般的凄怆的嗥叫……

读鲁迅的书，我震惊于他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尤其是人的心态的深刻观察和批判，更为这个久已逝去的老人心灵深处汹涌着的荒海般的波涛所慑服。我几乎要逃避，却终于发现这是枉然——鲁迅似乎有一种无法拒斥的精神力量。有一点我至今似乎没有弄清楚：究竟是生活帮助我理解了鲁迅，还是鲁迅帮助我理解了生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是我有生以来对我的思想情感方式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的人。虽然在我出生之前二十多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常常有人把我和我的同辈视为幸运儿，仿佛人生的磨难只有一种。但是，那种站立在思想废墟之上的深刻怀疑，那种无家可归又竭力寻找的无言的惶惑，那种献身于现代观念又摆脱不掉传统压力所形成的焦虑和内心分裂，那种由于生活的急剧变化和对现代哲学的关心而产生的“20世纪情绪”，那种对社会政治变迁的强烈关心，那种对病态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阴暗心理的异样的敏感——这一切一切持久地纠缠着我的灵魂，使我不得安宁。和上一辈坎坷的知识者不一样，我更多地是通过对自身的和他人的生活的内省体验获得对生活的理解，我们这一代是精神解放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承受了精神解放的代价：思想的多元化带来了选择的艰难，对传统的怀疑加强了无所适从的痛苦，深刻的不信任感使得这批生活道路相对单纯的知识者成为精神上最不单纯、最为复杂、最为矛盾以至混乱的一代。

这种惶然迷惘的心态使我比我的前辈学者更关心内心问题。上一代人主要是把鲁迅作为认识社会的精神导师，而我却更关心鲁迅在剧烈的文化变迁中的内心的分裂和灵魂的痛苦；我注意的经常不是他对社会生活采取了什么样的情感态度，而是他为什么或在什么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上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态度。事实上，研究鲁迅，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内心的需要：我渴望在对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体悟中，理解自己，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知识者的心灵与当代文化的变迁始终是我关注的问题。我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心态、命运的思考来理解和透视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

我在文中曾经写到鲁迅的“重复感”或“循环感”。想想逝去的一切，有时竟义会觉得这逝去的东西并未逝去，我们在当前的变化中、在当代人的许多行为以至幻想中，发现了过去的磷火。鲁迅为此而感到了最沉重的负担，我则在同一感觉中体会了两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循环”，并由此发现岁月的流逝并未真正改变我们的命运。我的心不免沉重起来，一些朋友也觉得我的许多想法“深刻（？）而不可爱”。然而正像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卷首说的，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在良好的感觉中轻松地飞起，也即意味着离开真实的生活，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当然，生活绝不像巴门尼德的问题：选择轻松，还是沉重；但对于意识到这种沉重的人来说，沉重就成了难以推卸的宿命。

鲁迅确实使我感到沉重，但也使我接近了残酷的真实，当我感觉到这一点时，我便忍不住地要去破坏一切假象。人们常常需要假象来维持感觉良好的轻松，因此真实就成了残酷和刻薄。追求这种真实的人不仅葬送了自己的轻松，也会毁坏别人的良好感觉。

但对于意识到这种真实的沉重的人来说，这就是无可逃脱的宿命。

我感到寂寞。或许这本书将更加寂寞。我曾经许多年如一日地在故乡的一条荒僻的小道上徘徊，用孤独的目光打量隔岸的公园里的轻松的或是疲倦的游客，却并不因此而有神往之意。有时我甚至想，寂寞于我或许更合适。

但我仍然渴望用我这笨拙的笔写出我所理解的鲁迅，并通过对鲁迅的理解与我的长辈、同辈或更年轻的一代交流。因此，当一位前辈读完我的书稿并谈起他的心境、他的孤独的时候，我心里涌出一阵激动。我的笔实在太笨拙了，有位编辑说读我的文章总得正襟危坐，一位朋友希望我能写得更加轻松活泼些，这常常使我感到惭愧。或许换一个研究对象，写作的风格会有些变化？我当尽力地去做，因为我渴望更多的理解，但不会为此连同自己的思想、个性一块抛弃。

夜深到无底了，我的心也一道沉下去，沉下去……多少次，我几乎要忘怀一切，连同自己的所谓事业。但我终于不能忘怀：那些挚爱着我的老师和朋友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我——那是怎样的一种目光呵！不，我没有勇气使他们失望，更何况他们的身后有着那样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面对我的导师唐弢先生和我所深爱着的朋友们，我无法用言词表达我的感激——或许有一天，我能用自己的生命历程写出对他们的爱。

这本书是我学生时代的句号——一个画得不圆的圈圈。我心里忽而空虚起来：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

“过客”心头的声音在前面回荡，那是一种诱惑？一种召唤？我只能踉踉跄跄地走去了……

1988年3月于北京

鲁迅的写作有一种拒绝抽离历史文脉的品质，一种绝不回避在具体情境中表达尖锐判断的品质，一种洞悉复杂性却始终坚守价值立场的品质，因此，如果没有对于历史文脉的实质性说明，鲁迅就有可能被纯化为抽象的心理类型或方法。大约也正由于此，许多年来，每当我体验到“‘绝对零度写作’的不可能”之时，重新阅读鲁迅就会再一次成为我展开思考和试图突破的契机。

——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