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的葛剑雄先生的游记。

《读不尽的有形历史》一书是葛剑雄先生的游记，内中收录了：《冈仁波齐——神山的召唤》、《真正的归宿——访胡志明出生地》、《感受时空——格林尼治天文台随想》、《天方夜谭中的古村差一点错过——途经阿伊·本·哈杜堡村》、《千年奇迹的奥秘——访圣凯瑟琳修道院》等文章。

自序

千年古刹托林寺

卡兹探胜

冈仁波齐——神山的召唤

千古钓鱼城

告别夔门

顺化散记

活着的与逝去的：会安古城与关山圣坛

似曾相识“燕”归来——河内随感

真正的归宿——访胡志明出生地

巴塞罗那掠影

名城乐水

莎翁故乡所见所思

感受时空——格林尼治天文台随想

永远的庞贝

威尼斯，我没有失望

北非谍影今何在

非斯散记

天方夜谭中的古村差一点错过——途经阿伊·本·哈杜堡村

山海胜境第巴萨

浴火重生——罗马废墟下的迦太基

大莱卜提斯一不仅是辉煌

昔兰尼——二千年的古城，二千年的古墓

读不尽的有形历史——底比斯古城及其墓地

千年奇迹的奥秘——访圣凯瑟琳修道院

窥视红海

御风卢克索

溯尼罗河之旅——从阿斯旺到喀土穆

走近马赛人

拉木岛一日

西藏札达县政府所在地称为托林，周围的农村属托林乡，都得名于一座千年古刹——托林寺。

公元10世纪末年，古格王国的第一代王德尊衮据有象雄(今阿里地区)。德尊衮的次子松埃出家为僧，法名喇嘛意希沃，他创建了托林寺。托林，是飞翔的意思。为了弘扬佛法，意希沃派仁钦桑布等人去印度访师求法，并迎请达摩波罗法师的弟子波罗松来传授戒律。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大师来古格传经布法，驻在托林寺，仁钦桑布担任他的译师。三年后，阿底峡返回印度，而仁钦桑布长期驻锡托林寺，从事译经和授徒，成为古格一代高僧，经扩建后的托林寺也名声远播。1076年是藏历火龙年，在古格国王赞德的支持下，托林寺召开法轮大会，卫、藏、康各地的高僧都前往参加。这次“火龙年大法会”成为西藏佛教的盛事，托林寺也成为全藏名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许多高僧都曾在此寺活动，古格王国的不少重大佛事也都在此举行。全盛时的托林寺拥有三座大殿、十座中小殿、僧房、经堂、、大小佛塔、塔墙等大批建筑。除了这座本寺以外，托林寺还有二十五座分寺遍布阿里地区，它们分属于萨迦、格鲁、竹巴噶举三派，在印度和尼泊尔也有分寺。古格王国覆灭后，托林寺虽然失去了昔目的辉煌，但依然保持着主寺的地位。经历了千年风霜，如今托林寺只剩下两座大殿、一座大殿的残迹、一座较完整的佛塔和一些遗址，散布在朗钦藏布(象泉河)南岸的台地和南面的土山上。

这座名寺早就见于藏文史籍的记载，17世纪来到古格王国的西方传教士又在他们的报告中记录了它的情况。1933—1934年，意大利人杜奇在托林寺拍了一百三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当年的实况。由于这些照片一直秘而不宣，成为不少西方探险家和学者追寻的对象。

6月26日清晨，当我急切地在住处俯瞰托林寺时，没有见到像大昭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那样金碧辉煌、壮丽恢宏的景象，甚至没有找到一点金色、一点闪光，只见两座平顶的大殿静卧在周围新建的土房和校舍之间。在这片土黄色的海洋——土山、土丘、土地，还有土房，它们的墙壁和平顶是同样的颜色之中，只有一种土红色引人注目，那是大殿新粉刷过的外墙、佛塔的尖顶和遗址的残迹。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千年古寺。

但当一位六十六岁的喇嘛打开杜康殿(红殿)的大门，让我们步入这座有三十六根方柱支撑着的殿堂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件精美的雕饰、一幅幅鲜艳的壁画，比之于其他古寺名刹的大殿毫不逊色。壁画上绘着各类佛、菩萨、佛母、度母、金刚、高僧的大像和无数小像，配有各种飞天、祥云、如意、植物花草、飞禽走兽等图案，令人目不暇接。西壁的东侧下部绘着一组古格王室成员、高僧、来宾和外邦僧俗等礼佛图，人物形象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古格的历史和文化。在殿堂门廊东壁两侧绘着一幅非常精彩的俭刚舞女图》，舞女们容貌娇丽，体态轻盈，舞姿各异，显示出超越宗教的艺术魅力。壁画的作者使用了一种精细的游丝描技法，画出的线条蜿蜒流畅，设色轻淡柔和，若隐若现。同行的H(考古学者)和L(考古学者)在西藏作过全面的文物普查，他们说用这种技法的人物壁画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这位作者是谁？来自何方？为什么只留下了这样一幅壁画？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无法找到答案。就像世界上大量其他艺术品都出于无名氏之手一样，不管作者是古格人、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尼泊尔人，汉人，是僧人还是俗人，是名人还是凡人，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幅画成为人类永久的财富，特别是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中毁灭。

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尽管殿内的壁画基本完好，无情的岁月还是威胁着它们的安全，由渗水造成的一道道垂直的白色痕迹已经遮蔽了不少小佛像，要是不及时维修，渗水自然会日渐扩大，而拉康嘎波(白殿)内的惨状更提醒我们，人祸的破坏往往比天灾更大。如今殿内只剩下北壁正中供奉的释迦牟尼塑像，这尊塑像虽大致完好，但像的螺髻、面部、两臂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余十四尊塑像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空空的像座标志着它们当年的座位。殿门外原有门廊，廊顶早已拆除，仅余两厢墙壁，门两侧的泥塑装饰也大部分残破。此殿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改为粮仓，为了运粮的卡车出入方便而扩大了殿门，而彻底的破坏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浩劫早已过去，几个汽油桶和一些杂物还不得体地留在殿中。

但比起朗巴朗则拉康(遍知如来殿)来，白殿还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它毕竟保存了下来，而朗巴朗则拉康却只留得断垣残壁一片废墟。当我踏人旧址，但见殿顶尺寸无存，塑像全部毁坏，大多连残迹都不见，只能从墙上残留的泥塑光背想象众多佛像的法相雄姿。墙壁的表层几乎完全剥离，除了依稀可见的红色，看不到任何壁画的痕迹。唯有那一道道残墙和四角的残塔忠实地守卫着这块圣地，无声地诉说着这段悲惨的历史。在墙角和像座底下，不时可以看到被焚烧的经卷碎片，经文还清晰可见。尽管我早已得知这座大殿的毁灭，但仍然对破坏得如此彻底感到震惊。

朗巴朗则拉康，曾经是托林寺的象征，也是西藏佛教文明的骄傲。据藏文史料记载，托林寺是模仿在今扎囊县的桑耶寺而建的，但设计者将桑寺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体浓缩为这座大殿，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和风格。整座殿堂呈多棱亚字形，是一座大型的曼陀罗(坛城)。中心的方殿即朗巴朗则拉康，象征须弥山，供奉知者如来；四向的四组小殿分别为多吉生巴拉康、仁钦久乃拉康、堆友主巴拉康、朗堆太一拉康，代表四大部洲；这五座十字相连的殿堂组成了中心的小亚字形。其外圈由四大殿和十四小殿组成，分别供奉佛、菩萨、度母、罗汉等塑像。外圈的南、北、西大殿均有转经的复道环绕一周，中心的殿堂与周围的殿堂间又形成一条大的转经复道。四角尽处是四座高耸的小塔，代表护法四天王。

这是典型的吐蕃佛殿结构，但又是对传统建筑的创新，所以建成后就吸引了各地的信众和香客，使托林寺更加声名远播。15世纪初叶和末年，拉达克王札巴德和次旺朗杰曾两次派人测绘此殿，并按照其模式在拉达克兴建。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在大昭寺的廊壁绘上完整典型的佛殿画像，派人四处寻访原型，最终选定此殿，所以人们至今还能从大昭寺的壁画中感受此殿未毁时的雄伟气象。但没有亲临现场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它复杂而精巧的结构，我这支拙笔也难以描绘出它的原貌，只能借助于一张考古学家绘成的平面图。P1-4

我虽出生在以人文蔚然、商业繁盛的南浔镇(今属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却生不逢时，已经到了它的衰落期。加上家境贫寒，幼年时几至衣食难继，连上学交学费也得靠借贷维持。所以直到1957年我十二岁时迁居上海，唯一一次外出，就是1950年五岁时随父亲回故乡绍兴。除了在小学“远足” (春游)时一起去过相距仅十多里的江苏省震泽镇(今属吴江市)外，连县城所在的湖州都没有去过。尽管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我却天然具有强烈的愿望。镇上有专门演出评弹的“书场”，演员都是临时从外地来的。听大人说评弹演员到处“跑码头”，一个个地方演出，觉得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有次镇上来了马戏团，听说马戏团跑的码头比评弹演员更多，地方更远，甚至动过以后投奔马戏团的念头。

大约在四年级时亲戚送我一本儿童读物，是讲一个小学生随父亲乘火车由上海到北京的经过。我将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些情节到现在还记得，以致到1966年11月我第一次由上海乘火车去北京时，沿途都似曾相识。但在此前我对外界的了解只能通过书籍报刊，尽管我从1957年9月起已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读书。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两次意外的机会：一次是随着“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到了北京，途经南京。但那时我的身份是中学教师，不属“革命小将”，没有大串连的资格，只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所以在见到毛主席后立即返回上海，在北京和南京期间也只参观有革命意义的地方，连离北大不远的颐和园也不敢去。但1967年底我被新成立的校革命委员会吸收为“专案组” (又称“材料组”)成员，参与审查一位经历复杂的老教师，1968年初就要我与上海市工商联的外调人员去广州调查。当年“清理阶级队伍”全面开展，两年间我因外调而去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北京、天津、陕西、四川等地。此前我在图书馆封存的杂志中发现了一册《旅行家》杂志的合订本，出差时都带在身边，所到之处不时翻阅，了解了不少地理知识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但那时旅游已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武，除了一些革命纪念地，其他景点大多已封闭。加上当时一心干革命，绝对不敢假公济私。一位年轻的“工宣队员”(进驻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与我出差时，往往找借口自由行动。但每次他拿出公共汽车票要我报销时，都会被我毫不含糊地拒绝。

1970年起，我因经常处理学生中的流氓犯罪案件，成为闸北区“公检法” (当时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合并)的“群众办案”，几次随干警去安徽、江苏等地办案或押送人犯。1972年初夏路过黄山，抽了两天时间游了黄山。两人商定增加的费用自理，回上海后少休息两天。早上从屯溪乘车到山下，下午由汤口步行上山，晚上宿于天都峰下的玉屏楼。第二天登莲花峰，到北海，由后山往太平。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旅游，虽然也多少有些假公济私。那时游人寥寥，大多是利用就近出差的人员，两天间遇到的不过一二十人。路上遇到挑砖头上山的农民，一块砖的挑费只有几分钱。休息时一位农民大发感叹：“我们是要养家活口，没有办法，爬山是为了赚几个钱。城里人吃饱饭没有事干，也要来爬山。”

从那以后，虽然政治运动不断，却不再有到外地出差的机会。

1978年10月，我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次年10月，我与同学周振鹤一起外出考察，由北京往山西，一路北上至内蒙，到包头后折回，又经风陵渡入潼关，登华山后返回。1982年9月，我们作为首批博士生获准往新疆考察，由上海乘飞机至乌鲁木齐(票价一百七十五元)，又飞喀什(票价一百元)，乘车至塔什库尔干，到红其拉甫山口。返程又到了新疆一些地方，经敦煌、兰州、西宁后返回。作为正规的考察，我们事先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或学术论著，备有学校的介绍信，每到一处都会找有关单位，如大学、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考古队、文物局调查了解，收集资料，并尽量到实地考察。从喀什返回时与周振鹤分手，从库车往克孜尔千佛洞时，曾独自在荒漠中步行半天。今天看来，那时的旅费真便宜，但我的工资(我读研究生时保留原任教师的工资)也只有54元。照相机还是奢侈品，我们从所里借了一个120相机，我根本不会使用，只能由周振鹤拍，所以只留下几张黑白照片。

1980年底，学校安排我担任导师谭其骧教授的助手。由于谭先生脑血栓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他外出时一般都由我陪同。1981年5月，我陪谭先生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到199]年我最后一次陪他到北京，十年间到过北京、天津、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论文答辩、考察等。会议一般都会安排参观游览，只是我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谭先生，只能以他能到达为限。有时主人特意安排专人代我照顾谭先生，让我可以多走走看看。但责任所在，我不敢大意，最多离开几个小时。

1985年7月至1986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并意外地获准携妻女同行。在美国期间我学会开车，考了驾照，买了一辆二手车，不仅驶遍了波士顿一带，还开了两次长途，一次去纽约、华盛顿，一次往尼亚加拉瀑布和加拿大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那时已买了照相机和长焦镜头，用了彩色胶卷，留下了不少照片。回国时我还在香港买了一台松下摄像机，以后记录了我在西藏等地的旅踪。此后，因参加学术会议、合作研究、讲学访学、考察、拍摄等，我先后到了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也到了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全部省、市、自治区。只要有机会，我会尽量多到一些地方参观考察，选择合适的交通路线和方式。如我在越南曾乘车从下龙湾到河内，从河内到顺化，从顺化到胡志明市。在台湾曾乘火车、汽车作环岛、穿岛行。与此同时，我用于考察旅游的设备也不断增加或更新，1991年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386，黑白屏)，1997年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掌式摄像机，1999年买了手持GPS、多功能卡西欧电子手表、数码录音机等。

其间我有几次称得上的“壮游”：

1990年我参加中国史学代表团去马德里开会，为了节约旅费，并多到些地方，我从上海乘火车，经北京、二连浩特、莫斯科、柏林、巴黎至马德里，又乘火车经巴塞罗那、巴黎、科隆、海德堡、慕尼黑、维也纳、洛桑、日内瓦、布拉格、布达佩斯、莫斯科、满洲里返回。

1996年，由拉萨乘越野车经藏北无人区到狮泉址多处，其间在野外搭帐篷住了十多天，骑马或步行于四五千米的高原，又驶至冈仁波齐(神山)，转了半圈山，再从南线返回拉萨。

2000年12月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由北京经巴黎飞圣地亚哥，再经彭塔阿雷纳斯至建在乔治王岛上的南极长城站，至2月下旬由原路返回，途中参观了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布宜诺斯艾利斯。

2003年2月，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拍摄《走进非洲》，我应邀担任北线嘉宾主持，由卡萨布兰卡开始，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到肯尼亚结束，其中除由卡萨布兰卡至阿尔及尔、由亚的斯亚贝巴至内罗毕、由内罗毕至拉木岛是乘飞机外，其他的九十多天里都是乘越野车而行。

2006年5月，《南方周末》邀我采访即将建成的青藏铁路，我们由西宁开车，沿青藏铁路一期到格尔木，又从格尔木至拉萨。10月，我至喀什参加由央视组织的“玄奘之路”，车队翻越天山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由新德里乘汽车、火车、飞机往返于阿格拉、瓦伦西亚、菩提迦耶、那烂陀等地。

1991年前，我偶然写过游记，但从未发表。巴塞罗那奥运会临近，当时去过那里的人很少，一位朋友怂恿我写篇游记介绍，我发表了《巴塞罗那掠影》。以后随着文件传输手段的革命性进展，我在国外时不时会写些游记杂文在国内发表，如我在英国和南极时，都曾通过互联网或传真在《文汇报》的专栏发表，以后结集出版。有了照相机、特别是数码相机，旅途中拍下了大量照片，一部分被我用作游记的插图。

1996年的西藏阿里之行产生了我第一本游记——《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 (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以后陆续问世的有：《剑桥札记》(鹭江出版社，2000年)，《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鹭江出版社，2003年)和《走非洲》(作家出版社，2005年)。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游记。

此次承前辈来新夏先生雅命，又蒙岳麓书社社长曾主陶先生支持，挑选了三十篇结集出版。其中三篇选自《走近太阳》，五篇选自《剑桥札记》，八篇选自《走非洲》，其余都是分别发表于报刊，二篇是未刊的。在此出版之际，谨向两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2008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