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前四史”之一。所记史事为后汉一代,起自光武帝建武元年(25),终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凡195年。全书120卷,其中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纪、传部分是南朝宋人范晔主持撰写的,志部分是晋人司马彪撰写的。本来,范晔原定写成10纪、10志、80列传,合为100卷,以与《汉书》卷数相合,志这一部分是邀请谢俨收集材料并肯定写成了一部分,但由于范晔被杀,谢俨的手稿散佚,而使《后汉书》的志阙如。到了萧梁时,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才将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中的“八志”,厘为30卷,并且也作了注,补入,《后汉书》才纪、志、传完整了。不过,相当长时期,纪、传和志是单刻流传,到了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在孙奭的建议下,才使纪、传与志合刻。
《后汉书》于“前四史”中,成书最晚,这使范晔有条件吸取经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写出一部水平较高又颇具特色的后汉一代之史来。
肃宗孝章皇帝讳炟,显宗第五子也。母贾贵人。永平三年,立为皇太子。少宽容,好儒术,显宗器重之。
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
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统理万机,惧失厥中,兢兢业业,未知所济。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师傅之官。《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行太尉事节乡侯意,三世在位,为国元老;司空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意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伤也。‘予违汝弼,汝无面从’,股肱之正义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申敕四方,称朕意焉。”
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
诏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
甲辰晦,日有食之。于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有司各上封事。
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昊,身御浣衣,食无兼珍。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僬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威灵广被,无思不服。以烝庶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作登歌,正予乐,博贯六艺,不舍昼夜。聪明渊塞,著在图谶。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风行于千载。而深执谦谦,自称不德,无起寝庙,扫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终之礼。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天下闻之,莫不凄怆。陛下至孝烝烝,奉顺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在中门之外,处所殊别,宜尊庙日显宗,其四时稀袷,于光武之堂,间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袷祭高庙故事。”制曰:“可。”
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人。
建初元年春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
丙寅,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酒泉太守段彭讨击车师,大破之。罢戊己校尉官。
二月,武陵澧中蛮叛。
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己巳,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酬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夏五月辛酉,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秋七月辛亥,诏以上林池篽田赋与贫人。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冬十月,武陵郡兵讨叛蛮,破降之。
十一月,阜陵王延谋反,贬为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穑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厦。”
甲辰,罢伊吾卢屯兵。
永昌、越膂、益州三郡民、夷讨哀牢,破平之。
夏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毅、吹纶絮。
六月,烧当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讨之,败绩,羌遂寇汉阳。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讨平之。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
三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己巳,罢常山呼沲石臼河漕。
行车骑将军马防破烧当羌于临洮。
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击姑墨,大破之。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武陵溇中蛮叛。
是岁,零陵献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皇太子。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巨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畅为梁王,常山王晒为淮阳王。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全为平春王。
五月丙辰,车骑将军马防罢。甲戌,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冬,牛大疫。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日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是岁,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曰:“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丑。’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甲申,诏曰:“《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忉忉,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虽降灾咎,辄有开匮反风之应。令予小子,徒惨惨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P38-41
一
《后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前四史”之一。所记史事为后汉一代,起自光武帝建武元年(25),终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凡195年。全书120卷,其中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纪、传部分是南朝宋人范晔主持撰写的,志部分是晋人司马彪撰写的。本来,范晔原定写成10纪、10志、80列传,合为100卷,以与《汉书》卷数相合,志这一部分是邀请谢俨收集材料并肯定写成了一部分,但由于范晔被杀,谢俨的手稿散佚,而使《后汉书》的志阙如。到了萧梁时,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才将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中的“八志”,厘为30卷,并且也作了注,补入,《后汉书》才纪、志、传完整了。不过,相当长时期,纪、传和志是单刻流传,到了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在孙奭的建议下,才使纪、传与志合刻。
《后汉书》于“前四史”中,成书最晚,这使范晔有条件吸取经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写出一部水平较高又颇具特色的后汉一代之史来。
二
范晔字蔚宗,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小字曰“砖”。其貌不扬,《宋书》本传载“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他是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淅川)人,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终年48岁。
其先为东晋世家大族,祖父范宁曾任豫章(治今南昌)太守,有《春秋毂梁传集解》20卷流传至今,父范泰追赠车骑将军,据《宋书》本传载,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这样的家世使范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范泰有五子二女,前三者为范晔之兄,后三者一弟二妹。(《宋书·范晔传》说范晔为“少子”,《范泰传》则为“四子”,今从后者。)范晔出生后过继给从伯父范弘之,因而得袭封武兴县五等侯,但范弘之对范晔似无甚影响。
范晔才华横溢,《宋书》本传载“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善弹琵琶”,对“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他恃才傲物,卓立不群,曾撰杂文一篇,名《和香方》,专意讽刺身居要职的同僚庾炳之、何尚之、沈演之、羊玄保、徐湛之、慧琳道人等。对上司,也失尊重,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刘义康太妃薨,举国吊丧,范晔却与几个同僚夜中酣饮,开北窗听鞔歌为乐。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追求“自得”(《狱中与诸甥侄书》)。南朝佛教流行,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笃佛成风,范泰晚年也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可是范晔却不信,认为“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宋书》本传)。对古今著述,他也觉得“少可意者”(《狱中与诸甥侄书》)。这样的狂傲,使他招致多怨。
范晔出名早,17岁时,晋雍州(治今西安西北)刺史鲁宗之就召他做州主簿,但这时其父范泰已投靠刘裕门下,而鲁宗之与刘裕有矛盾,所以范晔未去就职。公元418年,刘裕回到彭城(今徐州),被晋朝廷授予相国宋公,21岁的范晔便被任为相国掾。次年(419),刘裕称帝,不久范晔就任刘裕第四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27岁(424)那年,入朝补尚书外兵郎。宋文帝刘义隆(刘裕第三子)即位,范泰因与当权者徐羡之、傅亮不合,辞去国子祭酒之职。两年后(426),文帝杀了徐羡之等,范泰再入朝做官,刘义康这时改任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范晔再次投靠其门下,任荆州别驾从事史,受到刘义康的厚遇。范晔31岁(428)那年,范泰去世,范晔以忧去职。复职后,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治今河南新蔡)太守,这年他33岁。11月,文帝命檀道济北伐魏,范晔惧征战之苦,称脚疾不便行军,文帝不许,令他做后勤,使由水道负责运送部队、军械。还师,命为司徒从事中郎(刘义康为司徒)。不久,任尚书吏部郎,冬,因太妃薨,听鞔歌为乐,被刘义康贬为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时年35岁。
受贬后不得志,恰恰这种“不得志”生活,使他官清事约,有时间“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43岁(440)那年,范晔的仕途又有了转机,被调到始兴王刘浚(宋文帝第二子)部下任后军长史,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太守。刘浚12岁,未亲政事,日常政务全委托给范晔处理,这段工作大概做得比较恭谨,所以两年后(442)升任左卫将军,与右卫将军沈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47岁(444)时,又为太子詹事,转年便以首谋立刘义康为帝之罪名被杀了。
关于范晔谋反被杀事,《宋书·范晔传》、《宋书·徐湛之传》有较详细记载,长时期几乎无人怀疑。到了清朝,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中,首为申冤,认为《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词书之”,都是逼、供得来的材料,不足为据。李慈铭在《越漫堂读书记》,陈澧在《申范》,傅维森在《缺斋遗稿》中都为范氏辩诬。近年又有学者对此问题探讨。较公认的看法是:拥立刘义康为帝事确有,但范晔不是“首谋”,“首谋”是孔熙先,范晔只是预先知道情况,但“轻其小儿,不以经意”(《宋书》本传),属知情不举性质,“首谋”之名是徐湛之等出于个人恩怨给加上的。如果从大的社会背景分析,范晔被杀乃是皇族之间、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产物。
范晔有文集15卷,《和香方》1卷,《杂香膏方》1卷,《百官阶次》1卷,皆亡。今所存者,除《后汉书》外,只有《双鹤诗序》1篇(见《艺文类聚》90),《乐游应诏诗》1首(见《文选》卷2和钟嵘《诗品诗例》下)而已。
三
范晔生活于东晋、刘宋两朝。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儒家独尊地位被打破,各统治政权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精力由经学转向史学,所以“乱世”反而出现“多史”的景象,而刘宋王朝建立伊始,“役宽民简,氓庶繁息”(《宋书·孔季恭传论》),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宋文帝刘义隆不仅性喜读史,还重视文教建设,他在位期间,曾命裴松之注《三国志》,又在元嘉十五年(438)设“四学”(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在中国,“史学”以独立学科面貌出现,始于此。这时,史学家修前代史(晋史)亦盛,王韶之撰《晋安帝阳秋》,臧荣绪撰《晋书》,徐广撰《晋纪》,谢灵运撰《晋书》(未成之作)。范晔修《后汉书》,除了家学渊源、个人素质外,上述社会背景是不可忽视的。
从史学发展史来看,范晔生活的时代,刘知几所归纳的史书“六家”、“二体”都已形成并得到相当的发展,《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都为范晔所阅读,他并且早于刘知几对编年、纪传进行过比较研究,据《隋书·魏澹传》载:“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有的学者推测,这段话可能是佚失的《后汉书序例》)
范书之前,有关后汉的史书已有多家,其中可查者就有:东汉刘珍、李尤的《东观汉记》143卷,吴谢承的《后汉书》130卷,晋司马彪的《续汉书》80篇,晋华峤的《后汉书》97篇,晋谢沈的《后汉书》100卷,晋袁山松的《后汉书》95卷,晋薛莹的《后汉记》100卷,晋张莹的《后汉南记》55卷,晋袁宏的《后汉纪》30卷,晋张瑶的《后汉纪》30卷等。据清人王先谦统计,范书之前共有18家后汉史书。这些后汉史书,在范晔的眼中都是不理想之作,但是,从材料上和撰写技术上,给范书以参考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范书不是有诸家后汉史书作参考,后来居上也是难以办到的。 范书出,其他各家后汉史书便逐渐失传,今天了解后汉历史,主要依靠的文献材料便是范书了。
对《后汉书》的评价,有范晔的自述,也有后人的评述。他的自述就是保存在沈约《宋书·范晔传》中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这可能是范晔的绝笔之作,都是真情实意,所以可作依据。沈约在《宋书·范晔传》中就说“晔自序并实,故存之”。后人的评价褒贬皆有,但贬少而褒多。对《后汉书》的评价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编纂学上,一是从思想内容上。其实二者并非截然可分,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才分而为二。
四
《后汉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既继承《史》、《汉》,而又有创新。
所谓继承《史》、《汉》,如前所述,他是在比较了编年、纪传优劣之后,决定弃编年而取纪传的。《史》、《汉》各体,《后汉书》皆效法之。他原计划的纪、志、传,不仅为《史》、《汉》所有,而且还“合为百篇”,以与《汉书》篇数相一致。另外,《后汉书》仿《太史公自序》而作《序例》(今天已见不到,一般来说《狱中与诸甥侄书》可视为《序例》读),仿《太史公日》而作“序”、“论”、“赞”,仿《汉书》不称“本纪”而称“纪”。就纪传体之完备来说,比起以前18家后汉之书确实是“良诚跨众氏”(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的。
《后汉书》的编纂,并非只是跟在《史》、《汉》之后亦步亦趋,范晔是从后汉一代社会实际出发,进行创新的。
后汉一代皇后执政屡见不鲜,年幼无知的傀儡皇帝不止一个,于是《后汉书》为17位皇后(贾贵人、虞美人、陈夫人、皇女附)立“纪”,殇帝附于《和帝纪》,冲帝、质帝附于《顺帝纪》。刘知几在《史通·列传篇》中,对《后汉书》这种作法颇有非难之辞,认为“纪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纪……其未达纪、传之情乎?”刘知几“名教”思想很重,思想僵化,对范晔这种解放思想、从实而书是不理解的。华峤的《后汉书》也为皇后立“纪”,实际上为皇后立“纪”并非《后汉书》一家。
创立若干类传,是《后汉书》的又一创新。类传,即把相类的人物集中一起来写,《史》、《汉》已有先例,《后汉书》的创新在于根据后汉特点,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种。《独行》、《党锢》、《逸民》“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十七史商榷·范矫班失》),《宦者》反映后汉宦官大权在握“剥割萌黎,竞恣奢欲”又“构害明贤,专树党类”的史实。《文苑》正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书教中》所说“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这实际是经学、文学分家现象的一种反映。《列女》记述了17位“才行尤高秀者”的妇女,开“正史”为妇女立传之先河;不仅如此,对蔡文姬这位几次改嫁的妇女不因其于封建名教有缺而另眼相看,这与后来诸史虽为妇女立传,而将“列”改成“烈”,专褒贞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方术》多记神仙怪异,是后汉社会谶纬流行的一种反映,但是由于当时医术和迷信相杂,郭玉、华佗等名医的事迹,却得以保存下来。
《后汉书》还为品性大体相同者立合传。王充、王符、仲长统生活时代不同,但他们都淡于功名利禄,并著书针贬时弊,而合为一传。杜根、栾巴、刘陶、李云、刘瑜、谢弼等因仗节能直谏,而合为一传。郭泰、符融、许劭以清高有人伦之鉴,知名当世,而合为一传。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都是合光取容者流,而合为一传。还有像《来历传》一类,虽一人立传,而叙谏废太子者同僚17人。这样立传,“详简得宜,而无复出迭见之弊”(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后汉书编次订正》)。
《吴汉传》叙其破公孙述之功,则《公孙述传》不复详载其事。《耿弁传》叙其破降张步之功,则《张步传》亦不复详载。宦者孙程以张防诬构虞诩,上殿力争事见《虞诩传》,则《孙程传》不复载。这样,“悉心核订”,就“以避繁复”(同上)了。
《后汉书》对周边民族立了六传,有《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这些传的材料来自《史记》、《汉书》、《三国志》而又超过之,说明《后汉书》在写作中是比较重视民族史料的收集的。
《后汉书》还学习《史》、《汉》,注意保存名家的文章。崔寔的《政论》,桓谭的《陈时政疏》,冯衍的《说廉丹》、《说鲍永》,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张衡的《客问》、《陈事》、《请禁图谶》,蔡邕的《释诲》、《条陈所宜行者七事》,都是关于时政的原始材料。班固的《两都赋》、《明堂辟雍诗》、《典引》,杜笃的《论都赋》,傅毅的《迪志诗》,崔琦的《外戚箴》,赵壹的《穷鸟赋》,刘梁的《和同论》,边让的《章华赋》,崔驷的《达旨》,崔篆的《慰志赋》,都是辞采壮丽之篇,反映了后汉一代文学成就。
范晔在《后汉书》编修计划中,是“欲遍作诸志”的,而且要使诸志为“前汉所有者悉令备”(《狱中与诸甥侄书》),其志向是宏伟的。据《后汉书·后妃纪下》章怀太子注称“沈约(指《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腊以复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再从《后汉书》中的《后妃纪》有“僚品佚事,在《百官志》”、《东平王苍传》有“语在《礼乐舆服志》”、《蔡邕传》有“事在《五行志》”的记载看,说明谢俨所作诸志,不仅仅是收集完了材料,而且有相当部分已经成稿,并为作“纪”、“传”者所寓目,只是未保存下来。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厘为30卷补入,缺《刑法》、《食货》、《艺文》、《沟洫》四志。
《后汉书》的“史论”也是既继承《史》、《汉》又有创造的。它的“史论”由“序”、“论”、“赞”三部分组成。“序”置于《皇后纪》和各类传之前,“论”置于纪、传之后,“赞”置于“论”之后。“赞”写得极讲究,皆为四字句的韵语。范晔对“赞”特别得意,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而且“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据《隋书·经籍志》载,《后汉书》的“论”、“赞”曾被单独印成书流传过,可见其影响了。
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后汉书》的编纂说:“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是中肯的。
五
《后汉书》是一部思想内容特点鲜明的史书。
从范晔的自述,可以看到《后汉书》写作的旨趣所在。范晔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但他却“耻作文士”(以下凡未注出处者,皆引自《狱中与诸甥侄书》),认为著书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可见在思想内容与文学技巧关系上,他是主张思想内容为主的。对思想内容,他又要求“自得之于胸怀”,即强调独立见解,而不人云亦云。他对“古今著述及评论”皆不以为然,甚至于“最有高名”的班固,他也认为“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只有他自己的见解才“皆有精意深旨”。他自负地说“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李延寿在《南史》本传中也说《后汉书》“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可见,范晔把《后汉书》是当成一部政论来作的。这也是对《春秋》以来史学为政治服务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充分表现了他对史学功能认识的深刻,比起那些只在史料与写作技术上论长短的史家,显然高过一头。
《后汉书》的思想内容,集中一句话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正一代得失”。
对“正一代得失”,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正后汉一代之得失。王呜盛在《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中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是个很好地概括。比如,对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后不以功臣任职,当时颇有异义,《后汉书》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则予以肯定,认为这是“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可以避免出现西汉那种因分封功臣而导致分裂,因闹分裂而导致功臣被诛杀的悲剧重演,又可使国家起用新人,这是一种“深图远算”的“德政”,应予以肯定。再如,后汉一代因外戚、宦官轮流专政,宰相多无大作为,公卿尸位素餐,所以对这些人“多无述”或“不见采”是有道理的。相反,对党锢、独行、逸民则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而“搜罗殆尽”(清·邵晋涵语),其原因就是这些人清高正直、英毅勇烈,精神品格值得提倡。在《李膺传》中赞其“振拔讦险之中,蕴义风生,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在《陈蕃传》中赞其“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恬俗”,“以仁心为己任”。在《孔融传》中赞其“严气正性”,“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在《卢植传》中说“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仅在“论”、“赞”中这样直接发表看法,在选取什么人物入传方面也体现着这样的观点。《后汉书》在《独行传》中共记24个人物,其中9人是耻于为王莽篡汉和为公孙述割据政权服务的清正之士,还有6人以忠于长官而闻名。
相反,对那些炙手可热的有地位有权势的统治者腐朽、专制、肆虐、庸俗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写梁冀擅权时,特别记下这样一段史实:质帝朝见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梁冀是个外戚,竟肆虐如此!在《宦者传·序》中,指出宦官可以“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对宦官的穷奢极欲也揭露无遗,记载这些人“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宦官肆虐,造成了“寇剧缘间,摇乱区夏”。字里行间都表现了对宦官的深恶痛绝,也指出了后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胡广传》中,记载这个历事六帝,在公台三十余年的大官僚,竟是一个庸碌无为、圆滑苟合之徒,说“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用人如此,国家不亡何待!后汉选举制度的腐败,是在《明帝纪》中直录中元二年诏书表达出来的,其诏云:“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而对陈蕃为光禄勋与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则深加赞扬。
对皇帝的不满不便直说,而是用曲折迂回的办法表达的。在《朱浮传》中称朱浮对光武帝的谏诤是“长者之言”,在《寒朗传》中把寒朗敢于廷争冤狱阻止明帝滥杀的行为颂为“仁者”之行,在《逸民传》中借汉阴老农之口批评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
难能可贵的是,《后汉书》虽然对黄巾农民大起义持反对态度,但是在揭露起义原因时却能从统治者的暴虐中寻找原因。在《张让传》中,借张钧的话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这样看问题是看得深刻的,比某些浅见的封建史学家,只是咒骂农民起义是不同的。
《后汉书》对后汉一代的迷信宗教鬼神基本上是反对的。光武中兴28功臣,当时被附会为天上28个星宿,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说:“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接着说:“然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这样就肯定28将为时势所造,个人努力的结果。在《郭陈列传》中,通过对吴雄、赵兴不恤讳忌而家世兴旺、官运亨通,陈伯敬一生禁忌,而后来被杀事,暗示人生祸福与宗教迷信是不相干的。当然,在那样的时代,《后汉书》破除宗教迷信是不可能彻底的。在《光武帝纪·论》里,就记载了许多图谶、符瑞来证明刘秀为天子是“信有符乎”!在《方术》、《独行》、《逸民》等传中也记了一些迷信应验之事。
二、《后汉书》在有些地方,往往不局限于后汉一代,还纵论古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寻求事物的规律性。《循吏传》以下的序、论,就往往打破朝代界限。《宦官列传·序》最具代表性,它从《周礼》置宦官谈起,一直说到后汉,并对宦官进行了客观分析,有著功者,亦有祸国者,说明历史上的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对后汉的宦官专权,也分阶段进行了分析,建国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只是“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宦而已……中官始盛”,“邓后以女主临政……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这实际上是一篇宦官小史。
三、《后汉书》作于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又是刘宋统治集团一员,当他正后汉一代得失时,也在以古鉴今,直接或间接为刘宋政权的巩固出谋画策。比如,南北朝时,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互相指骂,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后汉书》就特别重视写好历史上各民族本出一源,《东夷传》强调“昔尧命羲仲宅嵎夷”,《西羌传》则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别之”,《南蛮传》讲蛮夷乃五帝之一帝喾的支裔。这样,就雄辩地说明了东西南北中各族,本是一家,分裂、对骂是没道理的。在《祭彤传》中,极力称赞“彤抗辽左,边廷怀和”,彤死后,“乌桓、鲜卑追思彤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这样记述祭彤,显然带有呼唤一个新祭彤出现的意义。刘宋政权的北方通路被阻塞,南方又隔大海,处于局促与封闭状态,《东夷列传》中特别注意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人民时至会稽市”,这等于给刘宋政权指出一条海上出路。在《西域传》中详细描述班超通西域所出现的又一次丝绸之路繁荣景象。并特别记载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以大秦王安敦名义,从日南来献象牙、犀角、琦瑁,于是“始乃一通焉”。这也会启示刘宋政权重视打开域外交通,去发展与域外各国的关系。
《后汉书》始修,距后汉之亡已200余年,距《三国志》成书亦100余年,各种避讳不必有了,再加上范晔本人崇尚气节、正直,所以发扬据事直书的史学传统,在《后汉书》中也十分明显。《三国志》载“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后汉书》改为“曹操自领冀州牧”。《三国志》载“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后汉书》改为“曹操自为丞相”。《三国志》记伏皇后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后汉书》改为:“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清人赵翼称赞《后汉书》“史法究应如此”(《二十二史札记·(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六
《后汉书》是一部未经范晔最后完成之作,自然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范晔未来得及像司马迁、班固那样为自己的著作写一篇《自序》(或写了未流传下来),后人对其发凡起例的思想,难以有更多的直接了解,比如,对“志”部分究竟写得如何,就是个悬案。二是因书稿无得力之人精心整理,所以目录编排有些失序和缺漏。三是现在的“志”非范晔原著,水平不高,尚缺四个“志”。四是无“表”。五是刊刻错误不少。这样,就给后世学者留下不少研究课题。
最早为《后汉书》作注的是梁人刘昭,已如前述。唐朝章怀太子李贤,对刘昭注不满意,又为纪、传作注,由于李贤的注超过刘昭注的水平,所以刘昭为纪、传所作的注,后来便失传了。“志”的注仍用刘昭所注。宋朝将纪、传与志合刻,其注则分题李贤、刘昭之名。清人对(循汉书》用功甚勤。惠栋的(循汉书补注》成就最大,清末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则收集了唐宋以来各家成果,萃为一书,是注解循汉书》最称完备的著作。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充分吸收了此前的学术成果,是目前流行最广的版本。岳麓书社本循汉书》,在众家研究的基础上,精选底本,详加校勘,以简体字排印,分上、下两册刊行,是极便阅读与收藏的普及读本。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