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有境界的，常人乃小智小慧，学者之俗智俗慧，二乘之空智空慧，照见五蕴皆空，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之大智大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入，有更大的智慧。”按照佛教的逻辑，本书探讨的是“中国不高兴”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所以比前者有更大的智慧。

当一帮具有民粹主义情结的“老愤青”为了迎合许多愚昧的老百姓而再次炮制出《中国不高兴》这样的“精神鸦片”时，再次激发了中国人虚伪的自大狂心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不高兴》推销的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常常自恋及排他，具有“暴发户心态”，妄想充当世界的领袖，缺乏一种真正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是一种变态的流行“病毒”。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和操控股价房市的“幕后黑手”，当大多数人还看不起病、孩子还上不起学时，中国的市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挥金如土、狡兔三“窟”、天天有饭局、夜夜上歌厅，一言九鼎的某些腐败分子，当天灾多发、矿难频发、疫情滥发，许多老百姓求告无门时，中国的农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一大堆帮忙、帮闲文人和艺术掮客，当他们合伙炮制着妄想使人“变成一头快乐的猪”的一个又一个娱乐大片和“一句顶一万句”的伪劣之作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某些法官和律师，而当大多数人被野蛮拆迁逼得走投无路而只能进监狱或打官司，但仍然遥遥无期或面临“躲猫猫”的危险时，许多“杨三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第一部分 中国历史的正动与逆动

 黄帝的谱系及黄帝的文化精神

 中国文治的理想描述：《周礼》

 “官本位”是如何形成的

 礼乐崩坏于“失信”

 变通术：用“智”来修补“德”

 中国文化最大的成果：智谋

 知识分子蜕变为谋士

 中国传统价值核心之最高体现者：大一统

 《史记》的意义

 科举制：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彻底沦亡

 文字狱：消灭文化异己

第二部分 中华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传统是中国人的生命线

 从王守仁与小偷的对话说起

 西方的伊甸园情结与东方的居尘出尘

 儒释道乃是“和为美”之产物

 中国在学术上从来没有独尊过儒术

 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伟人

 嵇康的“七不堪”

 可爱的迷信

 中国在哪些方面世界第一

 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国学

 应该恢复哪些旧制

第三部分 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

 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合力等于零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

 中国教育的大败局

 中国人为什么成了历史永远的“囚徒”

 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

 孔夫子，宣教愚昧的“先师”

 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五毒四柔”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给思想和言论定罪的人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

 上帝与孔子

第四部分 文学因何而伟大

 拔根状态下的文学景观

 当代小说最缺什么

 接近堕落的扯淡

 文学上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的文学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图腾

 要把真经度与人

 庸碌鄙俗的下山路

 告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卧底——他进了章家大门

第五部分 中国向何处去

 夏日荷花的沉思

 黄河边上的中国

 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

 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犹太文化与和谐社会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的各种学说中，最受重视的是关于治世的。

历史上的政治实践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国家强盛、让国王权力地位稳固。

于是乎，学问由“学”变为“术”，知识分子的主流便成了为国王们出谋划策的人，他们有一个新名称：策士。

策士因其档次、范围和应用的对象、效果不同，可分有一定的类型。汉初时，有一本书叫《战国策》，记录了很多这些策士的言行。其实，在春秋时，策士就已经产生。

策士的最高目标是他要办成的事。方法就是智谋。大的目标，是兴一国乃至于天下；小一点的，则是一件具体的事。策士的成分，有国相、大臣、外交官、门客，还有隐士。

在秦国变法的商鞅，也可以说是一个策士。商鞅是卫国人、贵族子弟，很有才识。可惜当时的卫国不仅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商鞅也得不到卫君的重用。于是，年轻的商鞅就来到强大的魏国，投靠在宰相公孙痤门下。公孙痤发现他的才识后，在自己病重时，即向魏惠王说：这卫鞅太有才识了，我死后，可让他继任来辅助您；如果您不重用他，那就赶快杀了他，以免他为别国所用，成为我们的外患。魏惠王显然不会重用这个外国年轻人。过了一段时间，公孙痤可能又觉得有点对不起卫鞅，便把和魏王说的话对他说了，并劝他赶快离开魏国。卫鞅笑着说：“没事的。魏王既然不能听你话重用我，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来杀我！”——由此可见商鞅的非凡见识和胆略。公孙痤死后，商鞅果然既安然无恙，又未得重用。后来秦孝公下求贤令，他就西行人秦了。他通过秦王的宠臣景监三见孝公：一见时，谈“上三代”即五帝的无为而治法，秦孝公听得打瞌睡；二见时，讲“王道”，秦孝公还是听不进。第三次讲五霸之道，立即打动了他的心，并委以重用。从此，商鞅开始变法，很快让秦国富强起来。

从商鞅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自己的理想就是让自己得到重用，获得成功。他是没有“主义”上的原则的。当时王道与霸道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如同世界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水火不能相容。试想，如果商鞅谈王道时，孝公重用他，他会怎么样？可以想象，他照样接受秦国封给他的官，实施王道方面的施政纲领。这就是典型的“策士之风”。

和孙武齐名的著名军事家吴起的经历，也很能说明策士做事的“风格”。吴起也是卫人，曾在儒家曾子门下学习过，后来在鲁国做了官。齐国攻打鲁国时，鲁君想让吴起做大将，但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因此，鲁国君臣们就怀疑他的忠诚度。吴起知道后，为了功名，便杀了老婆，以表明自己与齐国不相干。鲁君最后终于让他做了统兵的大将，鲁军在他率领下，大破齐军。——策士们为了功名，竟残忍到如许程度！

其实，即使是后世里被尊为儒家圣人的孟子，其言行也很有“策士之风”，只是孟子坚守了自己主义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谈霸道，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

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策士及其故事，当属苏秦和张仪及其经历。一般将他们归于“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当时推行的一种战略方针叫“合纵”和“连横”。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合纵就是联合六国以对付强大的秦国，连横就是要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瓦解六国的联盟并逐步消灭他们。

据说苏秦、张仪是大学问家鬼谷子的学生。苏秦毕业后，便去游说一些国君，希望取得功名富贵。他审时度势地认为：在这个乱世里，只有战争能解决问题，一个大国如果实施富国强兵之策，则很快就能吞并天下。他把目光投向了强大的秦国，认为只有它能担起统一天下的重用。可是秦王并没有重用他。他在秦国呆了很久，用光了盘缠，很落魄地回到家乡。其实秦国自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以后，一直想吞并天下。之所以没有重用苏秦，大概是觉得时机未到，不宜宣扬。苏秦狼狈地回到家里后，不仅乡里人看不起他，嫂子也不给他做饭吃，家里的人都冷眼看他。于是，苏秦开始发奋了：头悬梁、锥刺股，即把头发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锥子，等到夜晚读书打瞌睡时，头一低，头发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锥子刺自己的肉，一边刺一边还说：“谁叫你没本事说动国王重用你！”直到血流如注。据说他读的是《太公兵法》，就是当年辅助周武王打天下的军师姜子牙的书，这应该是一本充满机诈的书。他把太公兵法读通、烂熟于胸后，再度出来游说诸侯。这次他不再跑到秦国去主张打仗了，而跑到受秦国威胁的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要他们组织联合阵线抗秦，使秦国不敢出兵。由于他把天下大事、国君的心理、政治的要害、战争的计谋都摸透了，游说果然一举成功了。他也因此身佩六国相印，即同时当起六个国家的宰相，相当于北约秘书长。结果，天下局势就受这样一个书生的摆布，安定了二十多年。据说他身佩六国相印，要到楚国去的时候，路过家乡，他的嫂嫂以及全家人都跪下来迎接，恭敬得无以复加，苏秦就问他的嫂嫂：“为什么以前那么冷淡而这次又这样恭敬啊？”嫂嫂说：“因为弟弟现在有钱又做大官啦！”——人情世故便是如此，也难怪那时很多人要追名逐利。

但苏秦心里明白，合纵是暂时的，秦国一旦真的不能和六国作对了，则合纵就合不下去了，那样一来，他的作用也就丧失了。所谓“兔死狗烹”嘛！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大计划。这样一来，张仪就出场了。

张仪是他的同学，也是个很机灵、善辩的策士型人物。他们感情原先好得很，并且约定过：谁先发达，就帮助另一人人。所以，苏秦佩了六国的相印时，穷困的张仪就找上门来，无非想求个秘书、助手之类的位子。可苏秦很忙碌地接见各国使节，却把张仪冷在一边：先让他在佣人小房子里等候；再打发他在一个角落独自用很差的伙食，自己却和各国贵宾大摆宴席，并故意使张仪看见；最后告诉张仪说，现在没有工作职位，你去旅．馆等着吧。但也不给点钱，还让一个人对张仪说：你是找苏秦的？同学关系有屁用啊！他已经功成名就，不理你了！你的学问也很好，又何必求他呢？

苏秦这一招果然很灵验，因为张仪也是有雄才大志的人，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冷遇！结果，他就去了秦国，目的是用“连横”之策，与苏秦对着干。苏秦的计谋就成功了。

张仪到秦国后即受到重用，因为这次形势不同了，在苏秦“合纵”之策的压力下，秦国正需要一个搞“连横”的人。后来张仪连横的计划成功了，苏秦派去“卧底”在他身边的人才把真相说出来，并说，张仪到秦国的路费还是苏秦奉送的，一切都是苏泰安排的。张仪感叹地说，我还是没有跳出这位老同学的手心。于是决定只要苏秦还在一天，秦国就一天不出兵，等苏秦死了再打。

战国末期，就被这样两个人“纵横”了很长一段时间。

苏秦的死即“苏秦谋杀案”，也很有意思。据说苏秦在燕国出了私生活方面的绯闻，即他和燕王的皇太后发生了关系，被燕王知道了，苏秦感到很危险，就说动燕王，要到齐国工作，说这样有利于燕国。燕王心知肚明，也不便说破，就同意了。当时六国中，齐国力量很强，常常对其它国家不屑一顾，这样很不利于六国的团结，即不利于“合纵”战略的实施。苏秦就给齐王出了一些馊主意，如大兴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等，以消耗齐国国力。这一招被齐国的一个大臣看穿了，但齐王特信任苏秦，这个大臣说话国王根本听不进去。无奈之下，这个大臣派人行刺苏秦。苏秦身负重伤，见到齐王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抓到刺客。他说：我死后，你要宣布我是一个坏蛋，是为燕国来做间谍的，谁杀了苏秦，谁就是为国除害。齐王依计而行，凶手果然送上门来领赏。这个刺客立即被捕杀。这让我们看到：搞谋略人的脑袋瓜，实在是厉害。

苏秦、张仪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作为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能看清时势。苏秦就看清了天下必将“因军事武力而归于一统”，而且看清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只能是秦国，并且找到了秦国对付天下其它六国联合的办法策略：连横。

第二，他的正确主张未得到任用时，他没有像孔子说的“道不行，吾将乘桴于海”。因为实现自己的主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人生的成功。人生的成功是什么？是建功立业，是功名富贵。所以，他掉回头去了那些小国家，让他们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第三，他智谋的深度还在于，他为自己留了后手。因为他明白：其一，“合纵”只是权宜之计，而连横是必胜之法，所以，他还得用张仪去秦国搞连横，为自己留后路；其二，他作为策士，是要有用武之地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为此，他要“存敌国以自重”，存敌国的办法就是让张仪去。这时张仪面临的形势已经与他当年游说秦国大不相同，因为他当年游说时，秦国正在悄悄地积蓄力量，秦王虽然是“怀吞并天下之心”，却还不敢表现出来，而现在呢？六国合纵之势已成，让他的虎狼之心无法得逞，张仪的到来、连横之策的献上，无异于雪中送炭。

还有什么是非观？！这就是智谋文化的本质！

知识分子们不去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故而整个竞争时代，没有产生科学与民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之必然了！比之于古希腊，人家有了科学，有了民主制度，等到欧洲复兴时代，就有了“复”的东西。我们“复”什么呢？“复”那种专门用以破坏规则、没有是非的智谋吗？！

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史，后面基本上是以智谋为主线的。

P14-18

当一帮具有民粹主义情结的“老愤青”为了迎合许多愚昧的老百姓而炮制出《中国不高兴》这样的“精神鸦片”时，再次激发了中国人虚伪的自大狂心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不高兴》推销的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常常自恋及排他，具有“暴发户心态”，妄想充当世界的领袖，缺乏一种真正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是一种变态的流行“病毒”。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和操控股价房市的“幕后黑手”，当大多数人还看不起病、孩子还上不起学时，中国的市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挥金如土、狡兔三“窟”、天天有饭局、夜夜上歌厅，一言九鼎的某些腐败分子，当天灾多发、矿难频发、疫情滥发，许多老百姓求告无门时，中国的农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一大堆帮忙、帮闲文人和艺术掮客，当他们合伙炮制着妄想使入“变成一头快乐的猪”的一个又一个娱乐大片和“一句顶一万句”的伪劣之作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某些法官和律师，而当大多数人被野蛮拆迁逼得走投无路而只能进监狱或打官司，但仍然遥遥无期或面临“躲猫猫”的危险时，许多“杨三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当坑害中国人的三条蛇“黑蛇”(指某些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白蛇”(指某些医生看一个感冒也要让人做CT)和“眼镜蛇”(指某些教师照本宣科、引诱大学生，强奸幼女，误人子弟、抄袭成风)成为一种笑话时，我们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当我们背负着“官本位”、“谋臣策士”、“大一统”、“八妓九儒十丐”、儒家的“五毒四柔”，以及文学上的“告密”和“卧底”等那么多历史和文化沉重的枷锁时，我们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披着羊皮的狼，他们不害怕经济危机。当人类真正得了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时，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麻木的喜鹊社会，大部分人习惯于对别人的痛苦闭上眼睛。最可怕的是，每一个人都自身难保，陈良宇、周良洛们最后也高兴不起来。所以，所谓的《中国不高兴》其实是一本扯淡的书，因为一个入出名到某一个程度或掌握了媒体时，就有权利胡说八道。正如《论扯淡》一书所言：当一个人有责任或有机会，针对某些话题去发表超过了他对该话题的了解时，他就开始扯淡。就仿佛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加尔布雷思是哈佛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在一本名为《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的书中主要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制衡经济力量的最优化的既存答案就是建立抗衡力量。工会作为一股制衡的力量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而连锁店的出现也在最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型食品公司的市场力量。经济学如此，政治和文化也如此，一旦有抗衡力量，出现多元化和民主化，社会就会更加理性，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会更加接近真理。因此，本书就是章诒和、黎鸣、王文元等六位学者对《中国不高兴》联手说“不”，是一种文化上的抗衡力量，试图更加接近真理。虽然他们的观点各自不同，但却共同追寻中华民族盛衰荣辱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堪称思考中华文化和探讨中国命运的思想盛宴。而且我已托王文元先生向《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发出辩论邀请，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华山论剑”。

如是我闻。智慧是有境界的，常人乃小智小慧，学者之俗智俗慧，二乘之空智空慧，照见五蕴皆空，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之大智大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入，有更大的智慧。”按照佛教的逻辑，本书探讨的是“中国不高兴”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所以比前者有更大的智慧。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编这本《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的根本原因。

最后真诚祝愿伟大的祖国早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不仅富裕，而且强大，能够更加自信、包容、理性和博爱。

贺雄飞

2009年4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