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向来有点儿“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习惯性撒谎?中国人为什么爱“面子”重“人情”?为什么说“中国人会整人,却整不到别人;日本人会赚钱,却赚不到好感”?为什么说“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其他人是不得而知的”?日本人为什么“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
丑陋的中国人or丑陋的日本人?
余秋雨、柏杨、林语堂、鲁迅、史密斯、周作人、戴季陶、本尼迪克特、高桥敷、松本一男、渡边淳一……
75位中外学人为你解读中国人和日本人——60多亿的虚拟面孔,窥瞰让人匪夷所思的两种“人”的世界……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方民族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性”这个话题曾引起了数次学术界及民间的激烈论战。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还将“民族性”作为 “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进行研究。
本书选材独特,从剖析民族性、劣根性、精神性的角度出发,精心选取中外大家的经典篇章,有些出自鲁迅、林语堂、钱钟书等大家之手,有些是李敖及柏杨等人狂傲尖锐又不失深刻之作,有些是现当代作家对民族社会的最新剖析和认识,还有早期来华的英美法等国传教士的观察记录,更有日本名家对日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和反思。这些都是关于中国和日本民族性格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百十年来,争鸣声赞同声不断,见仁见智,经久不衰。
随文还配以数百幅生动形象的老照片、漫画及日本浮世绘作品,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民族性的过去,更可以远瞻未来。
代序 中国的民族性——季羡林
壹 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
梁启超 中国国民之品格/8
鲁迅 百病缠身的中国人/12
胡适 差不多先生传/18
陶行知 无国民资格之中国人/20
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24
杜重远 死要面子不要脸/28
臧克家 官/30
毛志成 “排名次”利弊论/32
佚名 中国人的智慧令人震惊/34
贰 无往而不胜的中庸——中国人的处世“潜”规则
李大钊 以静为本位的中国人/37
蔡元培 无往而不胜的中庸/40
林语堂 中庸之道/42
梁实秋 骂人的艺术/44
邹韬奋 办私室/47
刘半农 “作揖主义”/49
亚瑟亨·史密斯 中国人的气质/52
冯雪峰 简论市侩主义/62
陶东风 权谋文化与复杂的中国人/65
魏明伦 半遮的魅力/67
王小波 智慧与国学/69
季羡林 谦虚与虚伪/74
叁 中国人的国民性——人文、物质、精神与中国人
章太炎 今日青年之弱点/76
蒋梦麟 中国人的人情/78
林语堂 中国的国民性/83
傅斯年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88
杜威 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90
庐隐 吹牛的妙用/93
梁实秋 算命/95
张贤亮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98
司马南 “后座文化”说/100
周泽雄 虔诚,隐忍,虚荣,书呆,迂腐,忠厚/102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09
肆 北人与南人——地域、地理、地缘与中国人
鲁迅 北人与南人/113
林语堂 南方与北方/115
朱自清 我是扬州人/122
周作人 上海气/125
苏曼殊 呜呼广东人/126
古清生 上海男人的四大精明/128
林希 天津人说话嘎嘣脆/130
陆文夫 被女性化的苏州人/133
乔远生 山西的男人/137
余秋雨 上海人/140
林斤澜 温州人/145
叶兆言 南京人/147
伍 最初的印象——大家谈日本人
鲁迅 藤野先生/153
戴季陶 尚武、和平与两性生活/157
鲁思·本尼迪克特 情义最为难/162
周作人 最初的印象/167
郁达夫 雪夜/170
丰子恺 林先生/174
柏杨 日本人的贡献/178
商金林 日本的“情死”/181
李兆忠 洁癖之邦/187
周兴旺 日本人就是武士道/192
蒋子龙 看日本人的流泪表演/198
王雪 做个日本人真的很累/200
韩少功 清苦的日本/202
陆 你还不懂日本人——关于日本人的双面性
金文学 无法理解的日本人/206
朱慧 冷漠又温暖盼日本/208
蒋寅 双面日人/210
张莉霞 抠门的日本人/214
周兴旺 没有原则的日本人/217
王志强 等距离往来/221
孔祥旭 世间/223
孙郁 谁读懂了日本/226
李兆忠 日本的“谢罪文化”/228
黎建南 你还不懂日本人/230
林惠子 漂亮的“日本男人”/237
俞天任 “无能”的日本警察/239
柒 日本人变了吗——日本人的自我剖析与界定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还活着吗?/243
森贞彦 本尼迪克特的失策/246
松本一男 耻和名/250
高桥敷 丑陋的日本人/256
渡边淳一 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259
新井一二三 做日本人难/261
土屋贤二 万事皆忍的日本男人/263
筑岛谦三 日本人变了吗/265
土居健郎 罪恶感与耻辱心/270
天儿慧 由于相处而变坏的日本人形象/275
会田雄次 日本的背后主义/277
唐津一 不要被媒体左右,用自己的眼光判断/281
柏杨,(1920—2008)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河南辉县人。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柏杨的杂文直指中国人种种的劣根性和中国文化的弱质。《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
丑陋的中国人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裁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本文是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艾奥瓦大学的演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作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19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19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一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注:艾奥瓦),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节选自古吴轩出版社《丑陋的中国人》
P24-27
中国的民族性
——季羡林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性。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怎样呢?我们中华民族当然不能例外。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谁也否认不掉的。我自以生为中国人而荣,生为中国人自傲。如果真正有轮回转生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
但是——一个很大的“但是”,环视我们四周,当前的社会风气,不能说都是尽如人意的。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中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大抢大劫,时有发生;小偷小摸,所在皆是。即以宴会一项而论,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浪费;但是令不行,禁不止,哪一个宴会不浪费呢?贿赂虽不能说公行,但变相的花样却繁多隐秘。我很少出门上街,但是,只要出去一次,必然会遇到吵架斗殴的。在公共汽车上,谁碰谁一下,谁踩谁一脚,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只需说上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对不起”、“谢谢”这样的词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说了,必须在报纸上大力提倡。所有这一切,同我国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伟大建设工作,都千分矛盾,十分不协调。同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历史,更是非常不相称。难道说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撞”着什么“客”了吗?
鲁迅先生是最热爱中华民族的,他毕生用他那一支不值几文钱的“金不换”剖析中国的民族性,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对自己也决不放过。当你被他剌中要害时,在出了一身冷汗之余,你决不会恨他,而是更加爱他。可是他的努力有什么结果呢?到了今天,已经“换了人间”,而鲁迅点出的那一点缺点,不但一点儿也没有收敛,反而有增强之势。
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大潮、社会转轨之所致。我看,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前几年,我偶尔为写《糖史》搜集资料,读到了一本十九世纪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写的书,里面讲到这样一件事。这一位新到日本的官员说:他来日本已经数月,在街上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一位老官员莞尔笑说:我来日本已经四年,也从来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我读了以后,不禁感慨万端。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日本人彬彬有礼,不吵架,这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对广大日本人民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日本那一小撮军国主义侵略分子来说,他们野蛮残暴,嗜血成性,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不管怎样,中国民族性中这一些缺点,不自改革开放始,也不自新中国成立始,更不自鲁迅时代始,恐怕是古已有之的了。我们素称礼仪之邦,素讲伦理道德,素宣扬以夏变夷;然而,其结果却不能不令人失望而且迷惑不解。难道我们真要“礼失而求诸野”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而又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