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世纪末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天网》、《孤儿泪》、《抉择》而获得广大读者钦佩和赞誉的著名作家张平，经过长达三年多的调查、采访、思考酝酿，再次写出一部惊世力作——《十面埋伏》。该书写的是古城监狱的侦查员罗维民，从服刑犯王国炎身上发现有重大的犯罪嫌疑，经过险情迭起的侦破与反侦破的斗争，终于破获一起涉及狱内狱外社会各阶层的大案，把一批社会败类和钻入国家专政机关的蛀虫，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部作品显示出张平在驾驭这类文学体裁方面已日趋成熟。

狱贞员罗维民有些发怔地瞅着眼前这个脏兮兮，浑身散发着恶臭的服刑人员。据监狱的管理人员说，这些天这个服刑人员的神经似乎有些不正常。整天胡说八道，不吃不喝不洗不睡不服从管理也不好好劳动干活。动不动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而且还满地捡烟头吃，好几次把屎拉在裤裆里。其实他长得相当精干和结实，皮肤红润，身板匀称。尤其是那双手，白皙而有力。很难想象一个不断从事体力劳动的服刑人员的手会长成这样……

罗维民久久地坐在询问室，心底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看着刚才悄悄记下来的几行小字，又在下边记下了时间地点：9月9日记于五中队谈话室。

这件事实在太不可思议，太令人吃惊了。

他绝不相信一个没有亲身参与过犯罪的人，而且在精神似乎有些不大正常的情况下，能清清楚楚地讲出那么多逼真的案情，能说出那么多活灵活现的细节。

1984年，那时他还在县公安局刑警队工作。1984年元月13日红卫路银行抢劫杀人案发生时，他就在万人公审大会现场维持秩序。他是被临时从县里抽调上来的，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有几次。大凡有什么重大行动或活动，警力需要加强时，下边的民警经常会临时被抽调出来。尤其是刑警人员，临时抽调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

但那一次抽调却不同，原来计划好的一天的抽调，却被无限期地延长了两个多月。原因就是发生在那天的红卫路银行“1·13”特大抢劫杀人案。

那是一个让公安警察无地自容，忍辱含羞的日子。

万人公审大会刚开始不久，便听到了枪声。枪声并不响亮。憋闷，低沉。会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并不知道那是枪声，甚至许许多多的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种什么声音。但罗维民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以一个警察特有的警觉，他知道那是枪声，而且明白肯定是出事了。就在市内，就在附近。当时他并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也一直没有离开大会会场。事后他才知道，在枪声响过数分钟后，即有近四十名公安赶到了事发现场。

现场的情景令人恐怖。

这是一家规模不大的银行。当时值班的有七个人。

门口的保卫，是被事先备好的铁锤击中脑部。重伤致残，彻底丧失了记忆。

厅内的保卫，同时被铁锤击中额头。当场死亡。

一男值班员，被铁锤击中脊椎。重伤致残，下肢完全瘫痪。

一青年女值班员，被铁锤击中面部。重伤致残，严重毁容。

一中年女值班员，营业部主任，被“五四”手枪连击四枪。当场死亡。

值班厅内鲜血飞溅，脑浆进流。当公安人员冲进现场时，几乎没有立脚之处。满地的鲜血溢满了大厅，以致像小溪一样流出了大厅之外……

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叙述，作案者确实是两个人。他们凶暴残忍，手段干净利落，骑两辆摩托，具有职业化特征，而且确确实实没有任何伪装。一个人戴一顶深色栽绒棉帽；另一人戴一军绿色单帽，围一红围巾……

两个保卫人员是被他们同时用铁锤砸倒的；一名男值班员是在转身准备摁动警报器时被铁锤砸倒的；那名年轻的女值班员是因为拒不交出保险柜钥匙被砸烂面部的；那名中年女营业部主任是在罪犯抢钱时，想趁机摁动警报器结果被罪犯发现用手枪连发四弹打死的……

五名值班人员都表现出了少有的勇气和无畏，他们壮烈的行为让现场的众多民警泪流不止。尤其是那位中年妇女，第一枪被打中脊梁，重重地扑倒在地，但她仍向警报器爬去；第二枪被打中腰部，她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仍然在爬；第三枪被打中肩膀，她只哼了一哼，仍然继续向前爬；直到第四枪被打中头部，她的手竟仍然向前伸了一伸……

两名罪犯也遭到了现场群众强有力的阻击：

银行后院锅炉房的赵师傅听到枪声后，提起一根两米长的捅火棍，迅即赶到事发现场，在门口迎面碰上两名凶犯。其中一凶犯提起手枪朝赵师傅扣动了扳机，没想到这一枪竟是哑弹。近六十岁的赵师傅当时只愣了一愣，并没有丝毫退缩，大喊一声，提起捅火棍便抡了过去。虽然没有打中，也没能拦住凶犯，但却把其中一凶犯的军绿色单帽打落在地……

大门口有一闻讯而来的中年男子，乘两名凶犯发动摩托车时，捡起地上的一块半截砖头，向其中的一名凶犯砸了过去，砸中了这名凶犯的脚腕，并把其脚上的一只塑料底棉鞋砸脱了下来……

银行隔壁，市劳保公司办公室的三名女职员听到枪声后，立刻意识到一定是银行出了事。三人急速跑到了大街上，一齐大喊，随后其中两人又去打电话报警……

枪声和喊声震动了四周，银行对面市肉食品公司的两名职工，一人操一把卖肉刀跑到马路中间；肉食品公司隔壁一个体饭店的老板，顺手拿起一把铁铲也冲了过来；饭店旁一卖零食的妇女把手推车径直推到了大路中央；骑自行车正行驶在路上的几名群众掉转车头也站在了一起；几名长跑的体校女学生，此时也停在了人们一旁……

两个歹徒看到前面陡然竖起的人墙，挥了挥手枪，见毫无反应，只好扭转车头向另一方向逃去。

这一方向正好有一辆吉普车行驶而来，见状立刻把车身横了过来，想挡住摩托车的去路，但因街道太宽，没能挡住。吉普车司机随即又跳下车来，提起车里的扳子便朝凶犯扔了过去……

有一位六十多岁卖蒜的菜农，抱起一捆蒜辫毫不犹豫地甩向迎面驶来的凶犯……

一位十七岁的中专生赤手空拳往摩托车上扑，差一点抓住凶犯的衣服……

一中年男子站在大街中央想把凶犯的车头拉倒，却几乎被凶犯的摩托车撞倒，所幸只受了一点轻伤……

有十余名行人自发地骑自行车尾追两名凶犯数千米……

此案震动了市委、地委，震动了省委，震动了中央！

案发当天，市局和地区公安处所有领导都亲临现场指挥部署，省公安厅、公安部来电，要求迅速组织警力，尽快破案。案发第二天，省委省政府以及中央有关领导也都分别做出了有力的批示。自此以后，领导的批示指令层层加码，群众的电话来信络绎不绝。口气之严厉，措辞之威烈，让市公安局以及地区公安处所有的民警都喘不过气来。

真可谓举国震惊，全民皆愤。

但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没能想到的是：如此猖獗而明目张胆的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竟然一拖拖了十几年没能破获！

市公安局从局长到科长，几乎一免到底；地区公安处所有的处长副处长全部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然而，惟有知情的人才知道，此案投入的警力和物力，却是前所未有的。案发第二天，便组织了调查摸底组，重点对象和重要线索调查组，物证痕迹检验技术组以及资料组共一百余人的一个“1·13”专案侦破组。如此超大规模的专案侦破队伍，在地区和市公安机关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当时留给专案侦破组的破案线索，除了数十名目击者的证词外，留在现场的证据，便是那顶军绿色单帽和那只塑料底棉鞋。

就为这顶绿军帽和一只塑料底棉鞋，警方先后调查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北京、天津等地的上百个企业和厂家……

整个地区的一万四千多辆摩托车，在三天内便进行了全部的清点和封查……

对三十二名目击者逐一访问，多次调查；对那一天在银行存取款的一百九十多名顾客进行了排查；对所有的可疑线索一遍一遍地查证、筛选、落实……

依据三十二名目击者所作的案犯模拟画像，一改再改，最后让他们都感到极为逼真时，在全国范围内发出了通缉令……

目击者认为两名罪犯的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最大不可能超过四十五，最小不可能小于二十五。专案组于是在整个地区把五百万人口中所有年龄在二十五至四十五之间的男性公民，依照案犯的模拟画像，全部认真详细地筛选了一遍……

几种人为重点可疑对象：一、本地在外地工作，尤其是可能在省城或其他大城市工作的，有可能在两地相互勾结作案的可疑团伙分子。二、民兵，复转军人或其他会使用枪械并容易或可能接触到枪械的可疑人员。三、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和“1·13”期间请假回来的劳教人员。四、有嫌疑的犯罪团伙中的骨干和成员，特别是有前科的可疑分子。五、自由流动人口，尤其是无正当职业，并有作案可能和流动性较大的可疑分子。六、城乡跳跃，有业不就，用钱心切，有流氓、盗窃、惯赌、走私贩私、投机倒把或有前科、有劣迹的可疑分子……

P13-17

从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出版到现在，已有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当这套丛书即将出版时，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近年虽然没能将新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却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揣摩。我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曾说过，放弃写作，就等于放弃了生命。

近四年，看了、写了、思考了太多的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说了、做了、努力了太多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当这套丛书出版时，却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写，应该写，值得写。很多很多新的感触和冲动，很多很多新的认识和理念。同以往相比，很多很多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很多甚至是颠覆性的。静下心来细细地一想，很多很多确实都变了。

当然也有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作家的眼光、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处事原则和做人底线。这些正是这套丛书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几乎横贯了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也几乎容纳了面对这些年代的所有认知和情感。

这些作品验证着我的创作方式，也体现着我写作与生命的价值。

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这其实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要是非说不可，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会性；二是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直面现实，直面改革。关注现实，关注时代，这既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的写作立场。

收入本套丛书的这些作品曾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给我带来几多坎坷和艰辛。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为庆幸的是，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注定要被大写的时代。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的作品也一样是幸运的。

是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疑难，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只要你看看想想五千年的农牧文明和封建古国给我们留下了一堆什么样的遗产，就应该明白、应该懂得这个古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多么悲壮而惊人的奇迹。在历史长河距我们最近的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个古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已属绝无仅有。不管你持何种态度，也不管你站在何种立场，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谁也改变不了。

在灾难频仍、危机重重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古国也是幸运的。

常听人说，距离历史越远才看得越清楚。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不管怎样观察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细节，需要考证？当代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不也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去寻找证据，去归纳观点？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阴暗，不也一样需要客观，需要理性？所以说，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录，需要细节，需要实据，需要真情，需要人民的共鸣，需要作家的职责和良知。

还听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我同样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对一个作家来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历过的后辈作家们去描写，去想象，这样做是不是太超脱、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世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就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又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他们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谁也无法替代。作为一个作家，能活在同时代读者的心里，也算可以了。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会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我同样希望自己这套丛书以及今后的作品，都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张平

2009年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