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商人祖籍遍及全国，在相互交流和竞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经商理念。它兼有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商业理念和北方黄河流域商业理念的特点，又融中国东部汉族商业文化和西部藏、彝、羌等少数民族商业文化于一体，成功者处处透出“和而不同”。本书聚焦于以四川为活动基地的商人。他们的许多活动和思想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环境以及随之产生的经营理念、管理结构、公共关系、竞争战略等，对在今天的中国了解和从事商业经营也不无裨益。

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本丛书讲述近代中国(有的商帮上溯到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旨在对中华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做深入发掘总结，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有传承，文化有根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商人和消费者，中国特色经营模式和消费方式，都与我们的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与我们的国情乡情密不可分。弘扬各商帮和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色，对于当今打造名省名市名街名企名店名商，实施特色竞争、差异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十几省市专家学者精心打造，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指导支持。本丛书视野开阔，气势雄浑，史论结合，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赏心悦目。皂无是政府官员的历史读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经营指南，还是文化爱好者的收藏佳选。

序言

第一章 川土川水育川商

 1．1 溯本求源解四川

 1．2 “天府之国”的形成

 1．3 “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1．4 蜀道川江连四海

 1．5 四川军阀战四川

 1．6 近现代工业化中的川商

 1．7 抗日战争中的川商

 1．8 富不逢时的川商

 1．9 难出夔门的川商

第二章 行成于思毁于随

 2．1 实业救国，民生第一

 2．2 反帝爱国，民族至上

 2．3 开启民智，实践民权

 2．4 信则利：童叟无欺商誉自来

 2．5 通则活：自办工厂货源不断

 2．6 和则顺：劳资合作事业久大

 2．7 “聚兴诚”：人聚财兴重在诚

 2．8 以和生财“太和号”

 2．9 抓、抠发家“汤百万”

第三章 名正意深行自远

 3．1 好酒冠好名：成都全兴大曲

 3．2 一朝更名天下知：五粮液

 3．3 “两老”酿名牌：泸州老窖大曲

 3．4 美酒中的传说：郎酒

 3．5 诗般雅致的酒名：剑南春

 3．6 醋是陈的香：保宁醋

 3．7 诉讼为名牌：同仁堂

 3．8 立地成佛：桐君阁

 3．9 广而告之：“治德号”

第四章 师夷长技，此长彼消

 4．1 釜底抽薪，制造商机

 4．2 师夷制夷靠实力

 4．3 十面埋伏，诱敌深入

 4．4 攻其一点，以小博大

 4．5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4．6 审时度势，吃堑长智

 4．7 抓到老鼠是好猫

 4．8 针锋相对，将计就计

 4．9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第五章 猫和老鼠

 5．1 官商恶斗，钱能通神

 5．2 官商一体，利为己谋

 5．3 合纵联横，智斗官商

 5．4 买官作为护身符

 5．5 依附官场，鸡飞蛋打

 5．6 拉大旗，作虎皮

 5．7 敬鬼神而远之

 5．8 花点冤枉钱，求得万事安

 5．9 退避三舍，亡羊补牢

第六章 百业百态，厚德生财

 6．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6．2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6．3 与时俱进求发展

 6．4 悬壶济世，细成疏败

 6．5 存在就是合理的

 6．6 文人卖书讲文化

 6．7 以需定价，低进高出

 6．8 应需而生，应时而新

 6．9 点粪成金，变害为宝

第七章 天下无人不知“君”

 7．1 王中王“陈麻婆豆腐”

 7．2 废片不废“夫妻肺片”

 7．3 光生“担担面”

 7．4 先声夺人“三大炮”

 7．5 精细“赖汤圆”

 7．6 川味之“宫保肉丁”

 7．7 革命饭“努力餐”

 7．8 阳春白雪“姑姑筵”

 7．9 集大成之“荣乐园”

第八章 行走江湖“麻乡约”

 8．1 平常中寻商机

 8．2 讲信守义严行规

 8．3 恩威并施巧手段

 8．4 义利关联互约束

 8．5 舒适平安客自来

 8．6 形式多样惠商民

 8．7 点多面广重赔偿

 8．8 因循守旧难发展

 8．9 人亡政息终结束

第九章 因业生商，因商成市

 9．1 因业生商：贡井盐场

 9．2 因商成市：自贡

 9．3 因潮扇而名的文化城：德阳

 9．4 因桐油贸易而生的港口城市：万县

 9．5 因蜜饯业而“糖城”变“甜城”：内江

 9．6 果城名下的丝绸之城：南充

 9．7 因鸦片而成的重庆“特业”市场

 9．8 无品牌的短暂生产链：榨菜业

 9．9 民族贸易的中介：康定锅庄业

后记

参考书目

丛书编后记一

丛书编后记二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蒙自、思茅、腾越三关开埠后，情况有所改观。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业得以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近代工商业才开始有了发展。

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884年(清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蒙自、思茅、腾越开埠通商，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下，原来各层次民族经济体间相对孤立的状况被打破，联系相对加强。云南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旧经济因素并存一体又急剧分化消长的过程，大幅度地被卷入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漩涡。

伴随着云南沦为外资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对外贸易为主体的商业贸易在近代空前发展，而且呈现出流通交换领域内容复杂和形式多样的特点。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物物交换，到小生产者之间的互济调节，还有为追求商业利润而进行的商品贸易一应俱全。这种主要因外力冲击所造成的社会分工复杂化和各民族经济联系加强的状况，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云南近代商人及商人资本的兴盛提供了社会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云南社会经济基础的相对落后，使得主要是从外部移植而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只能以商人资本这一古旧的资本形式为其主要生存形式。商人资本能像在内地那样普遍投资于工业，则是抗日战争以后的事。

云南商人很早就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直到晚清时期，云南对外贸易才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手中积聚了一定货币财富的商人、地主以及华侨受到进出口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纷纷集资组号，直接向国外生产商订货销售。由于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外贸商人成为近代云南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缅甸、老挝、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一直是云南对外贸易的传统目标区域，在近代，双方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双方的直接贸易有较大发展。

近代从事滇缅贸易的著名商号有：三成、永茂和、三盛、长盛、云泰丰、福春恒、日兴德、兴盛和、永昌祥、恒盛公、洪盛祥等大商号，此外，还有茂恒、德兴隆、福协和、华盛荣、万通、广义、同兴公、天顺昌、鸿兴源、复春和、复顺和以及德兴祥等商号。另有众多的中小商号以及不设号房的马帮商人参与其中，经营商品大到金银矿产，小到针线日用品，应有尽有。

1856年(清咸丰六年)云南爆发回民起义，建立大理政权。在杜文秀大理政权重商政策的鼓励下，回族商人与缅甸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较大发展。他们把在赵州、蒙化开采的石磺直接运往缅甸销售，然后购回棉花。为了更好地开展棉花购销业务，还在大理、永昌、腾越及缅甸瓦城等地开设棉花店。此外，杜文秀还派人在八莫、仰光两地开设了几家商号。

在滇南地区从事对外贸易者多为迤南商人，又有玉溪帮、石屏帮、建水帮之分。迤南商人出境贸易的年代较早，光绪年间就有杨发春、李继先、杨体国等人以日用百货经营为主，赶着马帮走通了迤萨至越南莱州的商路，并把越南莱州的棉花驮回家乡出售。随之羊街、浪堤等地区的商人也驮着茶叶到越南莱州出售，转回时采购棉花。同时期，杨秉、姚开等人用马帮驮着日用品到中老边界、中缅边界同当地瑶族、阿卡族等兑换象牙、鹿茸、熊胆、虎骨等山货。

此外，建水人朱辅所开设的朱恒泰商号和孙海航的正顺昌商号，是云南商帮中出现较早、影响也较大的建水帮商号。另有1897年由周柏斋、周厉斋创立的顺成号，成为滇南巨商。除此之外，在滇南地区还有泰来祥、东美和、豫顺隆、运天昌、万盛昌等商号，主要业务是出口个旧大锡，进口外国棉纱、布匹和其他百货，转销至临安、普洱、开化、广南、曲靖等府所属的几十个县。P10-13

接受本书的编写工作后，我便像徜徉在一条时光的河流，或通达，或曲折，向着往日的云南回溯；我更像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或兴奋，或悲怀，朝着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故园重返。对于那些似乎已经久远并逐渐淡去的历史和人物，很多人其实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描述，可是，就在回溯和重返之中，再次发现的过程，仍然使我充满了惊奇和愉悦。翻开尘封已久的历史，我被汩汩流淌的往事所环绕。昔日云南的繁华与贫困、喧嚣与宁静、蹉跎与奋争……一起向我迎面扑来。

千百年来，云南这个特殊的地域，只是与朝廷的发配充军、民问的逃荒流浪、百姓的躲避战乱相联系。在人们眼里，云南始终是“瘴疠之区”、“蛮荒之地”。这半是事实半是虚幻的误解，这人云亦云的传闻，使云南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永不消散的迷雾。

的确，云南没有王者气势的帝都风采，没有繁华鼎沸的十里洋场，没有曲折离奇的津门旧事，没有婀娜多姿的秦淮倩影。然而，云南是丰富多彩的。滇云文化的源远流长，边疆民族的人杰地灵，民族商贸的丰富多姿，无不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云南这块边远的土地上，在云南大山的皱褶里，隐藏着滇商历史演进的兴衰荣辱，隐藏着时代更迭的悲欢离合。

于是，我一遍遍梳理那些堆积如山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一次次地问自己：滇商最打动我的、最富有魅力与个性的色彩是什么？怎样才能穿越这漫长的时空隧道，解读云南历史的独特性格？随着写作的逐渐深人，答案也在我的心中一点一点地显现，那就是长久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经济因各地区、各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唯其如此，滇商便在历史演进的发展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彩纷呈的多样性，并在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原始社会后期，即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云南出现了早期的商品贸易。此后，云南各民族的商业贸易活动日渐发展起来，成为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各民族的商贸活动又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由于云南是祖国内地联系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桥梁和枢纽，云南各民族的商贸活动对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流通领域中作为交换的执行者、起中介作用的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在近代云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者和市场中间构建起一座桥梁，使小生产者的产品变为流通的商品，逐步扩大了生产的内容和范围，进而连接起云南地方市场与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大市场的流通，并日益改变着云南地方经济闭塞落后的状态，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

适应于这种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的势力迅速膨胀，规模不断扩大，活动范围遍及全省各地乃至全国，远及东南亚、南亚的广大地区，有的甚至远及欧美等地。商人通过自身的经营活动，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对外联系和交往。

首先，商人的贸易活动促使传统的商品消费范围扩大和加深，诱发了新的消费需求，从而诱发了新兴行业和新工艺技术的出现；也引起社会财富、货币资金、市场条件等的变动。

长期以来，云南商人构成中一直以外贸商人为主体的情况表明：经营进出口贸易和与此相关的商人，大都能在较快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起一定量的资本，业务发展较快。这主要是由于外贸联系的是世界性市场，在刺激经营、积累财富上更有活力，由此带动了当时以洋货进口和原料、土特产品出口为主的相关行业的发展，并出现了大量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对各种出口的土特产品进行加工生产的现象。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加工便是典型。

其次，商人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以来云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利用，进而增强了以矿业为主导的经济联进功能，促进了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之美称。但直至清代，资源沉睡的状态依然故我。除了明清两代滇铜的开采主要是服从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外，其余大都未被列上开发日程，有的甚至还鲜为人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矿产品，由于需求增大才有较多和较快的开发。以大锡、石磺、铅等为代表的矿产品成为近代云南商人经营的大宗商品，刺激了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人资本也较多地投入到矿业开发中，成为近代产业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并由此带动了矿产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商人的经济活动促进了市场结构向近代化的转化过程。

伴随着云南地区旧经济结构的分解和新经济因素的生长，云南的市场结构由较封闭的地方区域性市场，逐渐转向开放，成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来自各地的各类大小商人的经营活动，云南省内的区域性中小市场已相互开放，构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全省统一市场逐步形成；此外，市场的开放度更为扩大，与外部(包括省外、国外)的联系日趋紧密。

第四，近代商人及商人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社会旧经济结构的解体和民族经济的发展。

自近代商业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开展以后，云南地区涌现出了一批积累了较大货币财富的商人。其中一部分商人将货币财富投向出口加工业，进而参与投资兴办云南近代工交事业，涉及的生产部门有电力、机械、纺织、造纸、印刷、矿冶、化工，等等。

与此同时，有别于旧式的封建金融组织，适应于近代经济活动要求的商业银行开始出现，以经营汇兑、存放、贴现、储蓄等为主要业务，使新经济因素不断渗入和扩大。这种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渗透转移，正日益改变着近代云南省的社会经济结构，由过去落后的、单纯的小农经营类型，向以近代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类型转变。

除此之外，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通过商人的经营活动，若干原来较落后的少数民族，改变了过去的相对隔绝状态，自觉不自觉地投人到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开始更快地同新经济因素发生联系。例如在德宏一带的傣族地区，便不断游离出兼营性、季节性或贩运性的小商贩，甚至出现了专业性的商品经营者。

在各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同时，一些原来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民族，如白族、回族、纳西族等，也通过商业经营积累起较大的商人资本，有的甚至跨入了近代企业经营的行列。

滇商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这种多样性包含在云南工矿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等的发展中，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由滇商所支撑起的一片硕大的天空；这种多样性也蕴涵在独具魅力的滇云文化沃土中，在那里，人们同样可以看到滇商的社会地位、商人精神、商业思想乃至商人文化的演进历程。在滇商数不胜数的故事中，既有宏伟气派、众声喧腾的壮观场面，更有摇曳多姿、血肉丰满的人生细节，还有发人深省、从容睿智的经营谋略。于是，本书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重点：在“史”的框架内尽可能地把上述多姿多彩的画卷呈现给广大读者。

昨天折射着今天，今天又预示着明天。再匆忙的人也会稍事歇息，驻足回望所经之途，在沉思之余，又从容前行。“怀旧”并不意味着厚古薄今，它使人们在新的生活感受中唤醒旧日的情愫，同时又在无限温暖的怀念中增添对新生活的热爱。这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动力所在，也希望能以此书带给读者随意翻检后的片刻回味与沉思。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第一批四个分册出版一年来，受到各方读者的广泛欢迎，得到专业人士的积极首肯，让我受到莫大鼓舞。现在，丛书第二批各个分册又要陆续与读者见面了，它们是《话说沪商》《话说川商》《话说粤商》《话说浙商》《话说苏商》《话说汉商》《话说滇商》，我和各分册作者继续期待着读者朋友的评判。 　　第二批作者与第一批作者一样，也个个是本研究领域的行家里手。写作沪商分册的潘君祥先生，出版有《中国近代国货运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中国国情透视》等著作；写作川商分册的梁凌女士和任杰先生，出版有《中国政府与私人经济》《中国西部概览.四川》《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等著作；写作粤商分册的刘正刚先生，出版有《广东会馆论稿》《宋元明清社会经济史》《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和四川的比较》等著作；写作浙商分册的王翔先生，出版有《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日丝绸业近代化比较研究》等著作；主编苏商分册的汤可可先生，出版有《无锡近代经济史》《荣氏家族与经营文化》《无锡近代企业和企业家研究》等著作；写作汉商分册的朱英先生，出版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研究》《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近代同业公会研究与当代行业规范》等著作；写作滇商分册的罗群女士，出版有《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参著《云南货币简史》《中华老字号》(云南分册)等著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学术性、思想性、通俗性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在坚持丛书统一体例框架结构的基础上，第二批书稿又有不少探索与创新，非常值得读者朋友期待。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视野更加开阔。 　　比如，站在宏观的角度，沪商分册介绍了新式会计制度、近代公司制度的引进及其对沪商成长壮大的影响；川商分册用多个案例分析了贸易的兴盛、产业链的形成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再比如，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背景下，考察某地的商业状况，一定不能缺少对外商活动的关注。沪商和川商分册都分析了外商在当地的活动及其对华商的影响，有的肯定他们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传播现代经商理念方面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指出他们或运用纯熟的现代商业运作经验，或采用欺诈手段，加上某些政治特权，让后起的中国商人付出的惨痛代价，以及中国商人痛定思痛后的奋起直追。 　　第二，内容更加丰富。 　　第二批作者在努力写好单个商人、单个企业、单个案例的基础上，都注意了探讨商人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粤商分册中细说广东商团与革命政府从伙伴到兵戎相见的经过，挖掘政治事件的经济原因，很有深意。还单用一章篇幅介绍了粤商的种种善举，不仅有道德层面的褒扬，更有经营层面的研究。特别是介绍了许多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很可为当今商人群体效仿，为当今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提供思路。 　　沪商分册则单用一章篇幅写了海派商人在经营活动以外的方方面面，包括消费观念、教育背景、岁时习俗、宗教信仰等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结构更加灵活。 　　第二批书稿在表现手法上做了一些调整，在全书九章、每章九节，共计九九八十一节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局部采取更加灵活变通的结构，主旨是绝不“因形害意”，尽可能容纳丰富多彩的内容。 　　川商分册打破一节、一事、一个企业的结构，连续三节介绍民生公司，连续三节介绍宝元通公司，还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具有鲜明西南地域特色的经济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的兴衰沉浮史。浙商分册则连续三节介绍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粤商分册中单用一章，在国际大背景下写了海外华商中的粤商，即走出国门发洋财的粤商。 　　第四，增加了对各地商人的比较研究，增加了对各商帮间的联系及其传承变异关系的研究。 　　浙商分册中对比了面对创建新式银行业的机遇，晋商如何固守传统，无所作为，从而跌倒下去；浙商如何顺应潮流，变通进取，从而站立起来。还以茶业为例，指出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冲击下，徽商如何因循旧的生产方式和营销方式，不可挽回地一落千丈；浙商则努力开拓近代茶叶生产和对外贸易方式，从而后来居上。 　　浙商分册中还介绍了浙商向沪、京、津、汉、渝、苏、鲁等地的发展，分析了浙商对这些地区商人精神和商业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粤商分册也介绍了粤商向沪、京、汉、川等地的发展。特别是用许多投资创办新式产业的案例，记述了粤商群体与时俱进，由旧式商帮向新式企业家群体的转型。 　　在我为《话说沪商》写作的宣传广告语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是谁造就了昔日远东巴黎的繁华?是谁树立了昔日国人心中的海派偶像?谁说老上海已物去人非渐行渐远?谁说新上海不是薪火传承凤凰涅巢?”相信阅读了全套丛书的读者朋友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寿乐英于丁亥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