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怎么管？经营怎么抓？生意怎么做？这是企业界的人士天天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人们不断寻求答案、常说常新的问题。

本书是从一个新的领域探讨企业的经营、管理与谈判等问题。这个新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恢宏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提供给我们无比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本书结合企业经营、管理、发展中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讲述现实的运用方法。

本书深入重大的中共党史中，并紧密结合企业经营、管理、发展中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讲故事，讲经典，讲企业面临的问题，讲现实的应用方法，力求在通俗浅显的讲述中，让读者既丰富了有趣的历史知识，又能学到实用的工作方法，从而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

第一章 从哲学的高度抓管理

 1．坚持实事求是，切忌主观臆断

 2．大胆实践，在管理中学习管理

 3．在对立统一中把握管理的规律性

 4．集中精力研究并解决主要矛盾

 5．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主要矛盾

 6．形势变了，政策与策略也要变

 7．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正确的结论

 8．“解剖麻雀”，注意方法

第二章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1．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2．弄清楚“为谁扛枪，为谁打仗”

 3．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4．把党的组织建在基层

 5．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6．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7．完成“三大任务”

第三章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1．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2．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4．做群众的向导，不做群众的尾巴

 5．官兵一致，实行民主管理

 6．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7．引导并带领群众组织起来

 8．重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

第四章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1．领导者的责任：出主意，用干部

 2．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3．坚持用人所长，反对求全责备

 4．对干部要精心培养，大胆任用

 5．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6．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7．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第五章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有了统一的领导和纪律，才能无往不胜

 2．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3．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做人民的子弟兵

 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明确，项项具体

 5. 纪律要建立在自觉遵守的基础上

 6．纪律是“铁打的”，纪律面前无例外

第六章 研究工作方法，注意领导艺术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2.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3．学会“抓两头，带中间”

 4.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5．重视鼓舞士气，气可鼓不可泄

 6．团结一班人，善于当“班长”

 7．学会“弹钢琴”，注意协调性

第七章 弘扬优良的传统与作风

 1．发扬民族的、革命的优良传统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尚空谈

 3．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

 4．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5．弘扬正气，抵制歪风

 6．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情

 7．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5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主要矛盾

中国有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且相看”。意思是劝人不要用老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其发展方向是由某一阶段事物自身或与周围环境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人们要判断事物的性质，弄清事件的发展方向，就要抓住事物在某段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发展中历经了不同的阶段，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管理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领导人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期社会的不同矛盾，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着力解决某段时期内的主要矛盾。正因为对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才保证了党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准确预见。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始终保持了组织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红军长征途中，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挑起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急加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判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将发生变化，如果国共两党依然陷入内战的泥潭中，势必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基于这种分析，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阶级、各阶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扣押，实行兵谏。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杂，蒋介石地位特殊，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一事件成为当时各方关注的焦点。

事变发生后，张、杨电告中共中央，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党中央领导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国民党内部会发生政变，也将危及全中国的前途。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在党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视我党为大敌，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仍调集部队围追堵截，企图彻底消灭我党，罪大恶极应该立刻处决；另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被扣，但他还代表着国民党正统，如果把蒋介石除掉，不利于联合国民党抗日。党中央反复商讨后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恩怨，而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西安事变提供了一种机会，我们可借此时机与蒋介石商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于是，中央立即派周恩来等人到西安协助处理这件事，力求事变能够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内部围绕着西安事变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以何应钦等为首的一些官员主张以武力解决。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组织讨逆部队，欲轰炸西安。何应钦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拍电报让其“速归”。蒋一旦被杀，汪精卫等人掌权，全国必然陷入战乱，日寇乘机大举侵华，中华民族灭顶之灾顷刻而至。另一方面，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蒋介石的嫡系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

周恩来到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交换了意见，并立即电告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次日又明确主张“放蒋”，与蒋谈判，促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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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怎么管？经营怎么抓？生意怎么做？这是企业界的人士天天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人们不断寻求答案、常说常新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界曾掀起了一个向西方、向日本学管理、学经营、学谈判的热潮，国内翻译、出版了大量介绍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关于世界500强企业的案例更是被有些企业奉为“圣经”。平心而论，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道理很简单：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既没有系统的理论，又缺少相关的实践经验，不向别人学习怎么办呢？既然外国人可以那样做，而且还做得不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一学呢？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问题是，正因为捧在手里的是“他山之石”，到了我们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水土不服”——既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水土不服”，也有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水土不服”。关于这一点，企业界的朋友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经营管理的“本土化”、“中国化”。看来，这个“化”是必须的。因为不这么“化”一下，哈佛的企业理念、IBM之道、松下精神、杜拉克学说和尼尔伦伯格的理论就永远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更不要说结出果实了。

有鉴于此，近年来企业界又兴起了一股“国学热”。人们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经营管理的养料。于是，各种各样谈论古代儒家、道家、佛家、兵家，甚至史学家、小说家管理之道、经营之道、生财之道、处世之道的书籍与讲座应运而生。这种“国学热”的兴起，说明人们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已经比较自觉地注意到经营管理的“本土化”与“中国化”了。但问题依然显而易见。儒家、道家和其他传统的理论与学说，虽然是国人的精神文化成果，不存在“水土不服”问题，但毕竟产生于古代，应用于千年前，与今天的社会实际相隔着宽广的历史长河。不仅其中的理论、案例远离现实，就连语言、文字也让今天的读者难识、难懂。更何况，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精华”与“糟粕”并存的问题，而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又是一个相当费时、费力、费心思的事情，显然不是在企业工作的朋友们可以单独完成的。而在时下流行的相关著作与讲座中，论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把古人的东西装扮成“花朵”，好像在“国学”园地里，就只有“香花”，没有“毒草”了。这种倾向显然是片面而有害的，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企业界人士的疑惑与批评。

本书是从一个新的领域探讨企业的经营、管理与谈判等问题。这个新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恢宏历史。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政治组织，几十年间，由小到大，以弱胜强，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拥有数千万党员，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这样的成长、发展经历，是古今中外任何其他组织与集团都不曾有过的。这个党，重视思想建设，重视理论探索，重视文化创新；重视实践，重视总结经验，并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提供给我们无比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这些理论与经验，是中国化的，是本土化的，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既没有“水土不服”的病症，又没有远隔尘世的疑惑，完全可以为企业界的朋友所学习与掌握。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外的成果相比较，它的理论更容易懂，案例更容易记，方法更容易使用。

本书的写作，立足于尊重历史，紧密结合企业经营、管理、发展中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讲故事，讲经典，讲企业面临的问题，讲现实的应用方法，力求在通俗浅显的讲述中，让读者既丰富了有趣的历史知识，又能学到实用的工作方法，从而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

从1982年在大学讲授中共党史课程算起，我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已经26年了。讲历史，归根结底离不开现实，这本书就是我本人将历史服务于现实的一个阶段性小结。由于长期在经济类大学工作，与企业界的朋友接触相对多一些。在给一些企业培训讲课时，我曾讲过本书的少量内容，结果反响热烈，获得了许多朋友的鼓励与支持，这也使我有勇气将书稿呈现给更多的朋友。这样做，一来希望自己的这些学习与研究心得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些作用，二来更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宋连生

2008年春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