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少文、梁嵘，走玩长城，行程万里，将长城沿途有代表性的地方及其风貌风情、所见所闻写了数十万的文字，拍摄了2万余张照片。经过多年实地采访、查找收集资料，完成了《图文长城——陕西、宁夏、甘肃卷》。全书对陕西、宁夏、甘肃长城，做了连贯而翔实的介绍。特为本书编绘的8幅各段长城示意图，更能方便读者和旅游者，按图索骥。这本书的出版，为万里长城的痴迷者们，无论是自驾车，还是骑车或步行，均提供了十分方便的线路和多方面的帮助。

本书《图文长城——陕西、宁夏、甘肃卷》分三章介绍了陕西省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甘肃省的长城。陕甘宁地域辽阔，人口相对稀少，三五百年前曾是明朝的西部边疆。若追溯到汉唐时，这里是汉人与其他民族共同表演的历史大舞台。若再追溯5000多年或更早，相传先民们由甘肃起程向外迁徙，其中动迁的一支发展为华夏人。他们沿黄河流域探索，途经宁夏和陕西，一路上将文明的火种播撒到中原大地。

《图文长城》全书一共三卷，从山海关开始写到嘉峪关为止，自东向西以县为单位，系统介绍了万里长城的一些重要地段，同时也谈及长城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冲突融合的话题。

长城历史不等于战争史，但是北方游牧渔猎部族与中原王朝在长城沿线发生了计其数的战争，其中一些还是残酷的劫掠性战争。总体说，游牧民族为追求富裕的生活与温和的天气，一波又—波地越过长城定居中原，有些是硬打进来的，有些是请进来的，但这一南向的移民过程几乎从未停息过，最终都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现在，那些游牧人的血液仍在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血脉中流淌，齐文化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汉族使用的姓氏中有些源自古代业已消失的民施；由西城僧侣传入的佛教丰富了中华文化；有着鲜卑血统的强盛唐朝促进中原文化披靡了整个东亚；元朝蒙古人为我们送来了胡琴、冰激凌和涮火锅；满族建立的清朝奠定了今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等。可否这样说：历史铸就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而长城就是这一进程的纽带与见证？

本书最后想说：保护长城任重道远。长城不但受到了风雨侵蚀，还遭到了人为损毁。如何传承历史文化，如何对待祖先的劳动成果，已成为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新课题。长城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我们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保护好她。

前言

第一章 陕西省北部长城

 第一节 引子

 第二节 陕北长城简述

 第三节 府谷县长城

 第四节 神木县长城

 第五节 榆林市榆阳区长城

 第六节 横山县长城

 第七节 靖边县长城

 第八节 吴起县与定边县长城

第二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

 第一节 宁夏长城简述

 第二节 横城大边

 第三节 银川市、石嘴山与贺兰山长城

 第四节 中宁县与中卫市长城

第三章 甘肃省长城

 第一节 引子

 第二节 甘肃长城简述

 第三节 靖远县、景泰县长城

 第四节 威武地区、古浪县、天祝县长城

 第五节 永昌县长城

 第六节 张掖市、山丹县与高台县长城

 第七节 嘉峪关市、酒泉市、金塔县长城

后记

相传圣祖归天后，大汗王廷挑选了近卫军中500户勇士，全部是丞相木华黎等八位功臣的子弟组成守陵卫队，他们被称为达尔扈特人，据称传至今日已近40代6000余人了，现在成陵附近的居民仍有很多是守陵人的后裔。解放前，达尔扈特人世代专职守灵、祭祀，享受着免税、免徭役和免服兵役的特权，随时可到大草原上征收募化牛羊和其他用品。如今世道变迁，大家都是国家公民，这些武士的后人不乏从事其他职业者，如干小买卖，务农放牧，当工程师，做教师等等，据说目前只有几十位达尔扈特后裔是成吉思汗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担任着各项管理和主持祭祀工作，其中一些人是拿固定工资的公务员身份。

当然，现代的达尔扈特人还享受着某种特权，他们进出陵园只凭点头票！守陵人的后裔与常人无异，平时很难看到他们身穿蒙古袍，更看不到在腰带上挂着插银筷子的匕首，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之间讲蒙语，一旦扭过头来与笔者交谈时，又讲起了地道的陕北话。笔者问：“你们可是黄金家族的武士啊？”他们憨憨地一笑了之，未置可否。

众所周知，成陵是个虚陵，或者说是衣冠冢，却是受到全体蒙古族百姓景仰的精神圣地。至于成吉思汗本人究竟葬在何处，那可是长生天严守的超级机密，数百年来全世界无人知晓。

1227年8月25日(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南宋理宗宝庆三年，7月丁亥)，66岁的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时，于甘肃天水市清水县病逝于军旅中。史载他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三条遗嘱：一是嘱托诸皇子要承认三子窝阔台为大可汗继承人；二是交代了如何灭亡金国的大计；三是遗言暂秘不发丧，待西夏国都中兴府的国主及臣民开城投降时，将其全部屠灭。

当成吉思汗的第三条遗嘱兑现后，下一步程序进入了隆重的殡葬阶段，但这个故事还要从头讲起：传说成吉思汗生前在离出生地有六天路程的三河源头不儿汗山(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东面肯特山南)打猎时，曾坐在一株孤树下休息。“面对眼前的幽谷美景，他看得入了迷，心情喜悦，脱口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全传》)以后成吉思汗率军征西夏，途经过鄂尔多斯草原时，又面对着一处美景沉思良久，不知不觉间失手将马鞭掉落地上，并当场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吾翁享乐之邦。”不知是大汗已忘记了第一句话，还是更喜欢这里，他对手下吩咐说：“我死后可葬此地。”

汗王的话就是既定方针，他老人家亲自挑选的两个墓地，无论哪个都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传说人们将一棵大橡树剖为两半，装殓成吉思汗遗体，然后金箍髹漆。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簇拥着棺木向东北方向出发，一路上杀掉所遇到的一切生灵，同时高喊着：请您到天国去服侍我们的主人——万王之王成吉思汗吧！

北归蒙古老家的送葬大军必先途经鄂尔多斯草原，不料灵车行进至此突然陷进泥沼，人们不由得想起了汗王的遗言，便在这里留下大汗部分遗物供奉，并建立了八白室——八个白毡大帐篷，分别储存大汗及家庭成员的灵位、衣冠、弓箭、鞍马、珍宝、书籍、神骏、奶具等供祭奠，并挑选出达尔扈特卫士来看护。蒙古人崇尚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所以祭祀的地点也并非一成不变，可拆卸移动的八白室甚至跟随忽必烈来到了元大都汗八里(北京城)。在元朝灭亡以后的几百年间，八白室随着一代又一代掌权的大汗行踪在草原上四处漂泊，清代终于在伊金霍洛永久安居下来，遂形成了今日的成吉思汗陵园与祭祀盛典。不过，1939年后，成陵又漂泊了一次。当时日军占领包头，成陵危乎殆哉，蒋介石提笔批示：“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国民政府遂决定将成陵西迁甘肃兴隆，但世袭守陵的蒙古人一时想不开，他们曾聚拢起来阻止迁陵。后在国民政府一再劝说下，守陵人方同意参加护陵西迁，直到1954年，成陵自停厝的西宁塔尔寺迂回了伊金霍洛。

话说送葬队伍簇拥着成吉思汗棺木继续北上，以成就大汗魂归故里的遗愿。当尊贵的成吉思汗遗体回到了故乡萨里川时，全体蒙古子民在他选中的第一个墓地上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幼子拖雷主持仪式，他先向大汗的棺木祭酒，然后乐队高奏丧曲，全军将士高唱战歌，情绪高昂之时甚至压倒了广大牧民群众的哭泣声。

礼毕，由亲属和800武士护送灵柩前往秘密墓地，士兵在那里将全部撅墓工匠、40名美女、大批良马及众多的奴隶杀死殉葬。待下葬完毕，用战马踏平坟冢，并就地当着一匹母骆驼的面宰杀了它生的小骆驼。

传说当这支小小的送葬队伍归来后，那800军人也悉数追随大汗的灵魂一同上了天国。第二年，当大地草木更生后，只有靠小骆驼亲娘的哭嚎声才能将人们引向坟墓所在。时光荏苒，当骆驼妈妈老死以后，一切归于寂静，成吉思汗安详地躺在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地点，只有他的灵魂永远活在蒙古人民的心中，他的英名永远长存在世界历史的记忆中。

到底成吉思汗真身陵寝在哪儿？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各国史学家争论不休的命题。多数专家圈定了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4个地点：蒙古国肯特山或杭爱山；中国的六盘山或鄂尔多斯鄂托克旗的千里山。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又爆出了真墓就在距成陵10公里范围内的特大新闻。

考古要凭证据说话，即便有真人现世指出陵墓就在某地，难道要像扒开马王堆汉墓一样去取得真凭实据吗？那能行吗？那合适吗？一篇文章(《解密：成吉思汗魂归何处——他是被秘密埋葬的吗？》说得好：“只要这里的香火绵延不断，只要这里的祭祀文化传承不绝，那么成吉思汗墓地在哪里，对于蒙古人来说，意义就不太大。就如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访华时，对这个问题时的回答一样：‘成吉思汗去世时说过一段话，他说，让他的陵墓永远不让世人知道。因此，我们遵循成吉思汗的这一遗嘱。我认为，成吉思汗陵墓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让它永远成为一个谜，使那些愿意猜谜的人继续猜这个谜吧。’”

由成陵上高速笔直向南，大约跑130多公里到陕西榆林市。过去的老路擦着镇北台走，新路则在镇北台西面很远的地方穿越长城，但看得见高高的镇北台雄姿。

镇北台所骑的小山为红山，“明朝廷封俺答汗(即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在长城沿边陆续开放了11处互市场所，以后更有增加。作为回馈，俺答汗宣布蒙汉世代友好，永不相犯，终于结束了多年兵戈相见的战争状态。”(《图文长城——山西卷》)这11处通贡商道，其中包括了镇北台下的红山市场。这是明中期时，在陕北被钦定唯一对蒙古人开放的正式通商口岸。

相传余子俊修边墙，把军镇迁到榆林卫来，在重建榆林镇城的同时，还造了这个镇北台。但是细一想：余大人初修边墙(二边)，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还不到，要造个体量如此庞大的镇北台，就是备料打坯子和起窑烧条砖也来不及啊！所以，想当然镇北台的落成典礼未必与榆林城同步，应该是逐年长高增胖的，百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了议和通贡时，大台子最终定型的可能性最大。想当年，为筹备红山超级市场的隆重开幕仪式，大明地方政府指令城防军施工队日夜加紧施工，终将最后一块大城砖砌好，以迎接蒙古王爷的骆驼商队和马队的到来。如果有人怀疑这个说法，还可以将镇北台的竣工日期再推迟36年，因为还有个说法是：互为毗邻的镇北台与款贡城同时建成，“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涂宗浚建红山市场款贡城。”(《陕北长城沿线明代古城堡考》)

榆林有“东有山海关，西有嘉峪关，中有镇北台”的说法，镇北台之所以能独挑万里长城的大梁，全因台高体胖，超乎寻常。据称台高28.5米，底座每边平均长80米，分四层叠压递缩而成，内有券洞，可踏石阶登顶，是万里长城单体建筑中身量最大的大家伙，以至给20世纪初写出《中国长城》一书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盖洛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惊叹这就是圣经中记载的挪亚子孙在示拿想造而没造成的通天塔——巴别塔要塞。

十几年前站在镇北台上眺望，北方是万顷黄绿相杂的“北草地”；西方是在沙丘中一字排开的土墩；东方是高矮不等的土峁及周折断续的土墙、土墩和树林；南方4公里开外是黑压压的榆林城，城中高耸的楼阁和古塔历历在目。

如今经济高速发展，镇北台的风光也改变了不少。总地说来，城市增肥了很多，一圈套一圈的高楼团团裹住了老城，城市的北沿已推进到榆溪河边——距离长城不远的地方，南沿则伸展到汽车跑多少分钟都看不见庄稼地的地方。P51-54

本书《图文长城——陕西、宁夏、甘肃卷》分三章介绍了陕西省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甘肃省的长城。陕甘宁地域辽阔，人口相对稀少，三五百年前曾是明朝的西部边疆。若追溯到汉唐时，这里是汉人与其他民族共同表演的历史大舞台。若再追溯5000多年或更早，相传先民们由甘肃起程向外迁徙，其中动迁的一支发展为华夏人。他们沿黄河流域探索，途经宁夏和陕西，一路上将文明的火种播撒到中原大地。

《图文长城》全书一共三卷，从山海关开始写到嘉峪关为止，自东向西以县为单位，系统介绍了万里长城的一些重要地段，同时也谈及长城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冲突融合的话题。

长城历史不等于战争史，但是北方游牧渔猎部族与中原王朝在长城沿线发生了计其数的战争，其中一些还是残酷的劫掠性战争。总体说，游牧民族为追求富裕的生活与温和的天气，一波又—波地越过长城定居中原，有些是硬打进来的，有些是请进来的，但这一南向的移民过程几乎从未停息过，最终都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现在，那些游牧人的血液仍在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血脉中流淌，齐文化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汉族使用的姓氏中有些源自古代业已消失的民施；由西城僧侣传入的佛教丰富了中华文化；有着鲜卑血统的强盛唐朝促进中原文化披靡了整个东亚；元朝蒙古人为我们送来了胡琴、冰激凌和涮火锅；满族建立的清朝奠定了今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等。可否这样说：历史铸就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而长城就是这一进程的纽带与见证？

本书最后想说：保护长城任重道远。长城不但受到了风雨侵蚀，还遭到了人为损毁。如何传承历史文化，如何对待祖先的劳动成果，已成为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新课题。长城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我们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保护好她。

万里长城是部篇幅宏大的史书，所蕴涵的内容深厚广博。面对着这么严肃的题材，笔者力图用通俗易懂的写作手法与读者交流，因毕竟学识有限，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恳请读者指正。

笔者走长城如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边走访边学习，斗胆写出(《图文长城——陕西、宁夏、甘肃卷》，错误和笑话定当不少，只好暗自祈祷：第一，为能有这样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而感到高兴，第二，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更高兴了，故于此向大家做个交代。

如同明长城的走势与明代的国情密不可分一样，笔者的家庭颠沛轨迹也折射了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历程：一个家庭的父亲在抗战中随国民政府撤退到陪都重庆，并结识了逃难中的另一半。光复之后回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到天津大学任教员。在高等教育系统灌输苏联模式时，被整系从天津端到北京组建新大学。由此全家定居北京。

另一个家庭的父亲于抗日战争时期从山东肥城老家投笔弃学参加八路军，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结识了军中的另一半。新中国成立后在航天工业部任职，曾常驻上海和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线战备建设中，全家迁居西安至今。

笔者的现代家庭迁移史本不是本书要说的主题，八年艰苦抗战在人类的七千年文明史中也许只是一瞬间，但这场战争不仅给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彻底改变了东亚及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同时还改变了中日两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个人的命运。

长城之题材与战争史不能分离，虽说历史是亿万大众共同创造的，但战争的发动权却往往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2300余年前的孙子大脑里进发出的思想火花，如今仍然照耀着全世界。

抗日战争前，笔者双方家庭的起点不同，战后却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都饱尝了人间的悲悲喜喜，其情其感，犹如恒河之沙中的一粒。沙粒虽小，却也包蕴了大千世界的众生万象，还是值得一书。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父母！

感谢北京旅游局熊玉梅女士、中国旅游出版社的何力先生及吕大千先生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热情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