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对望着，像犯药瘾的吸毒者，都知道解药在哪儿，就在那红色羽绒被上。我们像两个幸福的傻瓜般大笑起来。因为除了自己，什么都不能干预我们。因为这儿没有电话、没有邻居、没有电、没有道德或者生活的法律，因为这儿什么都没有，除了这同谋般的大雨和一床红羽绒被；我们想笑到何时都可以，因为十天后，我们将为没能耗尽这欲望而哭泣，所有的一切谋合着拆散我们。
但每份爱情都有自己的永恒，而我们现在只是处在自己那份永恒的第一天。
这是欧洲的最西端，天会一直亮到二十三点。我还有时间用早上捞虾时捕到的鱼做成鱼饵放在柳条笼里，用在船坞拾到的铁丝和线头把它扎好。
“你已经是个爱尔兰女人了。”贝利昂赞赏道。
“当然。”我回答，“尤其喝了你给我的帕蒂酒！”
划着桨，我们把柳条笼放在海湾一处突起的礁石下。那儿有个小洞，如果我是只龙虾，一定会选择此地定居的。
在小镇里，大自然已经渐渐地收回它所有的恩赐。但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还是采了一大捧禾本科植物和有着古老名字的野花：白屈菜、红门兰、狐茅、紫泽兰、虞美人、绯红的洋地黄，都献给贝利昂的房子，这三十年来无人照料的房子。
我们把花草插到一个锌桶里，放在地上，老房子突然间变得像个真正的房子。
我在厨房用煤油灯微弱的火烹煮贝蛤，贝利昂则在两个壁炉上晾烤我们俩润湿的渔服。厚厚的蒸汽里散发着浓浓的海腥和淡淡的煤炭味。屋外天暗了，只能分辨出树影，这些在废墟上存活下来，被强风朝同一个方向吹斜的树木，像一群不服死的蓬头乱发的老人。透过蜘蛛网和雨水交织条纹的窗，我辨认出一些影子在废墟里匆匆地移动着。曾经在这儿生活的人们想知道究竟是谁回到这个地方了。每个房子里亮起了熹微的光，蜡烛点起来了。我们的门关好了吗？一阵阵风摇晃着门板，雨从合不拢的木板间渗了进来，淅淅沥沥地流淌开。凉棚百叶窗悲凄地相互拍响着。当然这只是风罢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贝利昂……”
紧靠在窗玻璃的另一边，刚刚出现了一双金色的眼睛在看着我们。两只黄眼睛周围没有表情也没有脸，一动不动地没有丝毫眨眼地注视我们。
“是只狐狸。别怕，它们在这儿从不会攻击人。”
“快叫它走。只有你会驯化死魂。这目光让我不自在。”
贝利昂朝窗子靠了过去，黄眼睛就消失了。或者说熄灭了。
“我的小笛卡儿主义者变成爱尔兰妖术的牺牲品了。我喜欢这样……”
我抱着他，紧紧地抱在双臂间，把手放进他的衬衣下，为了证实这是活生生的他。就像所有红发的人，他私密处的皮肤很白而且十分柔软。
“你在这样一个夜晚想做什么？生十二个孩子，就像你的祖先那样？”
“明晚我们去‘小提琴盲乐师’。这儿很多人去酒吧。跟你所知的完全不同。这个星期正好有个很棒的音乐家，大概是古老的吟游歌手之类……我在经过肯玛尔镇时看到了广告。他叫帕克。达尔(Pecker Dunne)，在这儿小有名气。”
在远景的阵阵雨声和海浪声中，又出现另一种水声警告我们：房间里漏雨了，水从一块被吹移的房顶沥青板缝里流下。贝利昂不会为这点小事激动，只放了个旧锅接水。当然锅也是漏的，一小股水流在泥地板上。
“别担心，不会流多远。泥地板会吸水。这就是它相比瓷砖地的好处。”
他说得如此严肃以至于我没心思笑话。他如此严肃地靠过来以至于我忘了为何想笑。这个男人做爱就像在做他的祷告一样，我于是跪下了。永远刮风下雨吧，我们祈祷。没有什么比这鬼魂的城镇和这个把我揽入双臂中、双腿间，把我吞没的男人更真实的。
早晨，天空蓝得如此无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前去收回柳条笼。我发现了黄色浮标，疲惫却依然顽强地漂着。每人手里拿着一只桨，我们沿着海湾向南面划去。一群红嘴蛎鹬从身旁飞过。一对鹭惊奇地望着我们：在鹭鸟的记忆中它们从未见过如此滑稽的两条腿哺乳动物。我没敢带上我的捞网，诱惑实在太大了。昨天还剩一公斤的大明虾，借鉴没有冰箱时代里农民们的做法，我把它们放在一个袋子里挂在凉棚檐下，防动物偷食。
我向前扑去抓住了浮标。昨天我在笼里塞了块重石，因为还不了解这里海浪的强度。当然，贝利昂也不知道。他能叫出每种云层的名字，却对这个海湾里就算是好天气都是一幅惊憷景致的礁石群一无所知。我拽起笼子，两只龙虾浮出水面：一大只一公斤左右，和“一客”小个龙虾——就像餐馆里所说的。我不敢肯定有能够容下它们的筐，所以必须连笼带到岸上。心想：上万的爱尔兰人本可以每天吃龙虾活下来的。
我们没有煮龙虾的容器所以把它们放在海带丛的阴影里，待会儿去镇里买个鱼锅。我们还需要一些捕鱼工具、开海胆的尖头剪子、吃虾蟹前螯用的钳子、挑滨螺的针签。我在这儿只找到一把开罐器，贝利昂用来开那些可怕的番茄豆子罐头，还有一把开健力士黑啤的起子。一个男人的房子，更糟的是，一个习惯了物质的匮乏的爱尔兰男人。
汽车是一部老福特，这随时断气的破车却和景色很相衬：这儿是绵羊们的地盘，罕见的机动车辆必须等着牲畜先过，这些动物看也不看一眼车辆，更不会急着走一步。
我们穿过一片平原，地面上覆盖着金羊毛般的欧石楠和小矮人的荆豆苗。粉红色、黄色和淡紫色，像是给大地铺上一张宽大的五彩羊毛地毯，像极了那些在本地所有“craft-shop”里出售的地毯。一些泥炭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就像当地黑黝黝的农民切成块状搁在路边晾在雨中的黑布丁一样。在这里，人们根本不在乎恶劣的气候。
P51-54
小说《星陨》是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贝诺尔特·克鲁尔(Benoite Croult)的近作。这首先是一本关于衰老的书。就像船远远驶出后再回望不曾看过的全景般，年逾八旬的作者用自身的经历和犀利清晰却不乏幽默的语言，将衰老和死亡的沉重化为对生命的热忱，用乐观的语调为读者讲述一节“黑暗的教程”。同时，这也是一本回顾与反思女权主义的书。面对男女平等早已毋庸置疑的时代，这位老女权主义者戏称自己永远是个“恶人”，将那些为我们所遗忘甚至不曾知晓的历史重昭于世，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不公与偏见从未消除却粉饰太平的时代谎言。
“时常有人问我：‘您还是女权主义者吗？’”，贝诺尔特·克鲁尔女士在访谈中不无嘲讽地说道，“就像我患了某种痼疾，永远都无法治愈。”女权主义(feminisme)，在偏见的眼光下，并非一个伟大理论的代名词，也非女性解放与人类进步的同义词，却是个激起厌恶与误解的字眼。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femina”，最初的含义为“具有女性品质”，十九世纪末开始用作指称性别平等理论和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中文惯译为“女权主义”。然而，近年来大量学科和理论中更普遍地使用“女性主义”的译法。其区别笼统而言，便是前者偏重于政治性，强调女性解放运动中对“女权”(权利及权力)的争取与捍卫；而后者偏重于文化性与文学性，更为多元化——其本身就包含了“政治女性主义”(即狭义上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诉求与目标，因而其命名不可能一元定论，中文的两种译法恰恰是这种立场改变与发展进程的一个侧面反映。
虽然“女性主义”更为全面，更具包容性，而“女权主义”一词因其本身固有的片面性，缺乏一种连贯的历史透视，常常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却更符合人们至今仍对女性主义的偏见与误解。人们只记得女性主义历史中的暴力、冲突、过激言论与行为，因而“女权主义”这个词汇负载了片面狭隘的解读和扭曲变形的记忆色彩，“女权主义者”则成为一个让入避讳不及的标签。《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几十年来被尊为女权偶像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多丽思。莱辛也非常谨慎地否认她曾视己为女权主义者，更不必说普通女性了。到处都能听到“我并非女权主义者，但是……”这个无奈而懦弱的句型，几乎变成了一种症候。就算有人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存在，或是有了某种朦胧的女性主义的意识，却不想让自己标上这个可怕的称号。因为“女权主义者彻底地被定义为丑陋、令人厌恶、欲求不满、幸福的敌人、真正女人的敌对者，如果可能的话，不生育和看似同性恋，那真是锦上添花”。
与“女权主义”相应的是“misogynie”——厌恶、敌视女性，常被译为“厌女症”。虽然有孔夫子曾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对于推崇阴阳调和的中国传统文化，“厌女症”这个外来概念仍是应用并不广泛的专业术语(在《星陨》书中转译为“歧视女性”。而男权社会仇视女性的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强调的是男女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其根源常被追溯到《圣经》中将人类原罪归咎于夏娃——女人，无论基督教、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教义中都存在对女性的负面评价。此外，女人既然是上帝为男人而造——用亚当的肋骨造就的，于是在传统意义上，女人从来只是男人的附庸而非独立完整的人。且不说宗教，就说代表人类理性理想的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把奴隶与女人视为理性不健全者，一直到扬言“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了拿上你的鞭子”的尼采，无不是以男性为中心，无不乏“厌女症”患者。又何必再一一罗列其他领域的例子呢？小说《星陨》中玛丽侬所撰写的《歧视女性的历史》，若真有其书，该是一本多么精彩的著作！
这部小说通过几代女人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我们并不熟悉的法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主人公爱丽丝，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轻时便投身于女性解放运动，一生见证了整个世纪法国女性主义的兴衰。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无意或是有意地投射了自己的经历。贝诺尔特·克鲁尔，1920年出生在巴黎一个优越而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里。其父AndreGroult是个装潢艺术家，母亲Nicole Grouh是著名时装设计师Paul Poiret的妹妹，拥有一家属于她自己的品牌时装店，是一位优雅美丽衣着超俗的_女士。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双亲与战前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们交往密切，毕加索(Piasso)、皮卡蒂亚(Picatia)、保罗·莫朗(Paul Morand)等名人都是家中常客。在这种文艺氛围的熏陶下，贝诺尔特·克鲁尔从小对古典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大学里攻读文学、拉丁语、古希腊语和语史学，毕业后曾教授三年的拉丁语和文学，随后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这都与爱丽丝的身份和背景十分相似。作者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二任丈夫Georges de Caunes是一位著名的电台记者，同时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小说中关于爱丽丝的妹夫维克多这个人物，贝诺尔特·克鲁尔所用的批判笔调幽默甚至有些刻薄，是否交织着爱之切责之重的个人感情呢？她也曾是个所谓真正的女人，完美的伴侣，对丈夫绝对的顺从，为家庭牺牲一切。这是那个年代妇女的典型生活模式，但个人发展的愿望终而促使她与世俗抗争。虽然离婚在当年仍被当成丑闻，但她做到了。多年后才与作家Paul Guimard相遇，两人相知相惜相伴余生。
……
既非神灵也非魔鬼，莫伊莱，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着命运。因为迷恋自己所不能体验的生存，她喜欢给被守护的人们带去奇遇与机会，就像一场牌局，她若觉得他们的牌不好就会再次洗牌。
玛丽侬，结了婚并希望建立一种能尊重彼此自由的现代夫妻关系，却发现这让他们俩人忍受着如同拉辛悲剧般的痛苦，尽管他们已经签下萨特与波伏娃的合约。但莫伊莱让她经历了另一场边缘的爱情，和一名爱尔兰男子，有些疯狂，有些诗人气质，就像所有凯尔特人通常表现的一样。她的母亲爱丽丝——八旬高龄，激进女权主义记者，不称职却不乏温情的祖母，不堪忍受衰老的折磨。无形却无处不在的莫伊莱尝试了一个挑战，帮助她再次骁勇而战。爱丽丝带着一种毫无怜悯的清晰和强酸的幽默，在这个“衰老是个挑战”的世界里超越了自己的年龄。
一个老牌女权作家诺尔特·克鲁尔的小说，艺术、放肆又淋漓尽致！这部小说通过几代女人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我们并不熟悉的法国女性主义的历史。
玛丽侬，结了婚并希望建立一种能尊重彼此自由的现代夫妻关系，却发现这让他们俩人忍受着如同拉辛悲剧般的痛苦，尽管他们已经签下萨特与波伏娃的合约。但莫伊莱让她经历了另一场边缘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