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交锋的大时代，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大师辈出，群星璀璨，风云际会，百年激荡……

最生动的历史实录，还原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五四时代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时代。它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有人把它称为文学革命运动，有人把它称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把它称为启蒙运动。

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是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们高揭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走上了街头，宣告回归革命时代。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也终于纳入了河道。

序：百年淬厉电光开

上篇 启蒙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学术自由，终于还是难自由

“用石条压驼背”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五四运动的预演

两军对垒，鸣鼓而攻

下篇 救亡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夜无人人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爱国的名义

“杀君马者道旁儿”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散伙的时刻到了

模范小中国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另敲锣鼓另开张

 第六章 尾声与楔子：革命来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徘徊

《新青年》的归宿

广州，新文化运动的终点站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五四”精神有千种，“五四”结果只一个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后记

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干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

“公车上书”事件究竟有没有发生？

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迟，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以官方档案没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证明没有“上书被拒”一事，似乎不够说服力。都察院对根本没有接收的上书，是否还会记录在案？这是一个疑问；官方档案有没有弄虚作假？这是另一个疑问。根据其他记载，当时被拒收的上书，不止一份。经验告诉人们，官方文书，文过饰非、胡编乱造之处甚多。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车碰头聊天的地方，每天熙来攘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一千二百人，时而说有一千三百人，时而又说有三千人，在当时政治势力尖锐对峙的环境下，可以谅解，简单地斥为“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未免过于简单。在许多群众运动中，把三五千人的集会，说成是十万人大会，也是常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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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似乎已经盖棺定论。这个由蔡陈胡鲁们引导、由傅罗段等人发动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经由国共双方以及胡适、罗家伦、毛泽东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巨人们的评估，已经被定性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奠基者。即使反对五四运动的论断，也承认五四运动所起的重大作用：五四运动撕裂了文明或说我们民族的文化。

但五四运动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它的当是时究竟是什么状态，至今人言言殊。当时参与的各方是否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是否如同当下的网络中国，有着混乱的自由？当时人以及当下人是否都善用了这种自由？当时人和当下人是否有着足够的思想资源、道义支撑？不仅如此，关于五四运动的全部言说仍归属两大阵营：赞成，反对。即使“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伪命题滋养当代知识界十年之久，赞成者仍难在复述旧言外有新说辞；而反对者或嗫嚅其言或冷嘲热讽，甚至从“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中将百年中国的罪苦归结到五四运动。

近百年前的一场运动至今仍给我们情感的波动、认知的分野。这说明我们确实在心智、视野、群己权界、历史观念、先人尊崇等方面仍未走出五四运动的阴影；我们在革命、改良、文化、运动等方面仍未有历史的共识或伦理共识。据说西人生活中有二三十年以上者即为古物、即属历史，即可成为公共财产供全民保护、认知、怀古。我在大众游玩的地方，也确实见过墨索里尼的遗迹，独裁者当年演讲的阳台；我见过对垒牺牲的两军将士的墓园，那样分明又统一．地成为今人的历史风景，一种意味深长的厚重之美。但我们的五四，无论赞美或反对者其实都尘封了它，其中的人物至今因阵营归属而未能展现其全部的真实，未能成为人民当下生活的真正背景。

康梁孙黄的革命，缺乏西人革命那之前可长达百年的启蒙、理论准备。顾、王、黄等人的担当，曹雪芹、龚自珍们的天才创作，仍只是挽歌而已。徐继畲、魏源等人的思考，也不足以给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故曾左李摸着石头办洋务，康梁借孔改制变法，孙黄自备学说或建国大纲，政道合一，酿成“不彻底的”辛亥革命。  蔡陈胡鲁们的新文化运动，本是补辛亥革命的思想道义之缺失，在政统崩解重构之际，别立可审判、监督、分权的道统。但运动的领袖们虽然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尊奉德赛二先生，他们并未能像启蒙运动中的西人那样获得人的自觉而沟通人心，也未能像百科全书派那样为华夏或人类的一切领域立言立法。

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对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圣贤有失公允。何况当时的中国确实内忧外患，亡国亡种之说夸张，但在文明的他者眼中，中国实为木乃伊般的国度。以胡适之温和，到抗日战争，才说中国终于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演变成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同情地理解新文化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背书。它支持了政治革命、全民革命；但它还没有承认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它失望于政统的混乱，但它未能夯实并强调道统，它未能如周作人说的努力经营“自己的园地”，反而介入并为政统的变革所裹挟。

如果没有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将如何演变？孙文学说肯定不是和谐社会理论，但他有建立道统的用心，袁世凯复辟也是敏感到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欲寻求道统的支撑，因此，南北军阀的割据和兼并不会比五代十国更糟，反而会在思想资源上争胜。显然，中国仍会在世界的带动下进入革命的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少有从道统的角度梳理革命，多将现成的革命介绍给政统以充任思想争胜的奴仆、苦力。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张国焘、毛泽东们知行合一，成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加快了这一革命进程。“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被更彻底的革命抛开。革命发生了变异，阶级革命、暴力革命登场，到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的序幕。

但五四运动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线索清楚的历史现象，相反，它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想过百科全书般的立言立法，如陈独秀说，文化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运动；但新文化运动中，运动居多，创作居少；口号多，作品少；领袖多，群众少。缺乏作品和社会基础的运动只能是复调而众声喧哗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只是明星式人物，运动难以深入，多只是各色人等的秀场。表态，或者自说自话，自我表演。

如叶曙明先生观察到的，这个秀场如此热闹：“《新青年》、《新潮》、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诸人，固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然吴稚晖、张一唐、袁希涛、黎锦熙、马裕藻等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的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提倡德先生、赛先生的，搞新村运动的，搞工读互助的，主张安那其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验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根本解决的，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要打倒孔家店的，要整理国故的，还有《国民》、《国故》、《学衡》、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们，大大小小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所有南腔北调，精彩纷呈的声音，共同构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这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参与者之间没能形成对话的规则、共识；更不用说，参与者们跟政界、商界形成可能的沟通。英国哲学家罗素当年曾说中国处于“混乱的自由”中，这种混乱的自由不过是历史老人的“一放就乱”，但新文化运动的各界人士却没有意识到这珍贵的历史机会，从而有所回馈历史和命运。他们多大出风头．他们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异口同声地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将不国。他们中的少数天才直到后来才充任了思想资源的提供者，才“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们中的少数领袖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伦理底线的重要，才感叹社会革命中有无“人味儿”的重要性。

因此，五四运动必然上场，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变体或孝子，注定要以弑父的姿态收场。这个弑戮行为，不仅跟知识前辈分道扬镳，而且要跟政权摊牌。火烧赵家楼，“大规模的群众暴动骚乱事件”，不同于王朝时期的民乱，一个当时的记者在“五四”第二天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四

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青年、学生。如果一个家庭的父权衰败，我们没有理由谴责孩子们的逆反、弑父、出走，我们可以痛心孩子们对父权的复制和可笑的模仿。如果一个社会除主旋律外没有像样的精神食粮，父辈们没有多少责任感，更没有有效解决问题的制度机制，那么青年人就当然以青春的本能抗争。

五四运动撕裂了老大中国的面纱。它提出的问题：中国的家庭之恶、中国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国的代际和社会沟通渠道以及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等中国人的生活模式，等等，至今没有解决(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将婚丧嫁娶等等的简化革命化，至今已经雨打风吹去)。五四运动的撕裂、学生们的举动并没有错，换言之，青年学生不过是到“最后的关头”发出的声音。错的是当时事后的当政者、社会领袖们，如严复、林纾、辜鸿铭、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孙中山、陈炯明等人。中国只有走全民革命的道路，否则，“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还会将人的生存数据化、指标化，将人的生活窒息；中国只有走政治革命的道路，否则，再怎么好的“好地狱也将失去”。

亚洲第一共和的“国父”认识到了“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他称马克思为社会病理学家的认识也足够深刻，但他没有因此反思革命，反而仍停留在对自己学说的自负上，仍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使命或影响在于“五百条枪”的暴动上。如果孙文能够介入、参与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他能够关注五四运动，或者这些社会道义资源、这些在野政治家和民间意见领袖们，能够接续当年他和黄兴、宋教仁的事业。孙文和小平头知识分子们不会那么轻易地接受俄国“那根稻草”，中国的革命世纪就不会是俄国的复制品，将会呈现出不同的格局。

五

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蔡元培当年一句“我倦矣”已经不是校长心态、父辈心态，而是书生意气。

这样的教训在五四时期还可以举出很多。胡适也好、梁启超也好，都有过这种意气用事的时候。当然，乱极乱久思静思治，自己让权，威权从中产生。不彻底的革命带来的乱局，带来的“混乱自由”考验了大家的心智。比起政党政治来，他们更寄望于政府政治；比起议会党来，他们更寄望于革命党；比起革命党来，他们更寄望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看重问题，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但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却是不应回避政治的，胡适的问题主义在当时也不切实际。用现在的话说，他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都急切地要求一个“说法儿”，要求碰撞出一种政治权利机制；他没有看到，当时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之严重，根子在于政治体制有问题。他后来投身政治，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不仅如此，当时问题主义的双方都没有从文明的转变、社会实际出发，即如何从难得的混乱自由里重建伦理底线、社会共识、政治生态，重建政道关系。一句话，传统士大夫们的清议行为如何转化为现代公民责任，落实为生命权(信仰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孩子们的游行示威如何摆脱“东汉末年太学生、两宋太学生、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的传统”，而能落实为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

六

梁启超、胡适的改良自由主义或实用主义思路，在当时后来都不乏实践。张謇在南通的承包实践，陈炯明在福建、广东的治道实验，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以及晏阳初、梁漱溟们的乡村教育运动，都说明中国改良思潮的生命力。这种改良思路，从积极的角度看，它说明移风易俗的可能性和时效性，跟传统文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社会治理一样，那些把未来黄金世界允诺给现在的人们的谎言，那些动辄推托要一代人两代人世世代代努力的改革滥调，都在这种改良成果面前不攻自破。

但是，这种改良主义，却又像中国传说中的“息壤”一样，无能抵御现实中的洪水，更无能应对要求严苛的上帝和命运。无论革命的洪水，还是大环境的专制命运，都会使得这种改良昙花一现。山东的临沂、贵州的石门坎、山西的平遥，都曾一度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但不到百年，都成为贫困落后地区了。即使今天，二十年前的改革明星地区，仍有大量的返贫现象。

可以说，中国文明的转型乃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中国注定跟革命相遇，如果我们的先人、我们的五四圣贤们没能解决革命问题，我们就得接受这种革命遗产。如果“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没能解决革命问题，如果我们的父辈不能解决革命问题，我们就没有告别革命世纪。

曾经呼吁“回到五四”的舒芜先生晚年反省，从改良者的对立面，一个五四之子、一个革命者的角度说明革命变异的洪水，舒芜痛切地说：“‘理力论’公式虽简，然乃自近百年历史概括而来，实乃至理。此理与力，又非自古以来帝王圣哲之理之力，而是划分人类‘史前时代’与‘真正人类自觉时代’之理之力，以‘科学’与‘阶级’之名，起大信，成大业，前史无可例比。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不可简单地断为‘盲从’。其以力运理之机，至微至隐。当时信众，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所循者规律，故艰难险阻而不辞，摩顶放踵而不悔。今日事后追论，轻易名之日‘主流’，日‘权力意志’，其实当时居主流地位有权力后盾者，是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周孔之道等等，而科学社会主义之归宿则在雨花台、渣滓洞，乃千万人共见共知之事实。或亦正似此故，其以理运力之机，遂难觉察。窃谓解放前白区信众，最是纯粹。苏联与中国苏区的大量血的事实，在白区毫无所闻。间有传闻，则以出于国民党之口，由逆反心理而拒不肯信。鲁迅之睿智，亦有《我们不再受骗了》之作，有《答中国托洛茨基派》之信。非君子可欺，其实都因为真相的揭破出自太黑暗太卑鄙者之口，从反面作了有力的宣传也。自顾以此纯粹之心，迎接解放，坚信一切皆是‘理’的胜利，一切皆是‘理’的流行，汲汲于湔误从真，而不自知已舍理从力。”

但中国知识界在最近二十年来轻易地认同了另外一理或力，告别革命的声音至今不绝，或谩骂或痛心疾首，革命成了当代汉语世界里罪恶的同义词，成为人人必须堵塞的洪水猛兽。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已经由主张和平进化，反对激进变革，发展到重评历史。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当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高尔泰，这个同样的五四之子，终生实践并笃信“自由”的中国圣贤，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高尔泰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七

五四因此仍属于当代，仍属于我们。五四是我们的。在百年中国数代年轻人的运动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动乱、乱动、造反的社会状态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畅淋漓的，是激荡的，是纯洁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国的一次少年张狂，是衰败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赎；只有五四空前绝后地打量着传统文明。青春五四跟我们数代年轻人的血脉相通，而未能重光五四的我们愧对五四。

纪念五四的活动已近90年，今天我们回顾五四，除了重温革命世纪和政治问题的教训以外，还需要重新梳理民族社会的思想资源问题。陈丹青曾说，“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我们当代的历史热很大程度上是在发掘五四的遗产。

但实际上，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圣贤们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尤其是他们作为现代民族主义者有着非常严重的欠缺，他们的盲区其实也应该是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思想资源。我在《中国劫》中以严复等人为例说过，我们的知识人总是“围绕体制、国家和社会稳定做文章，‘中国崛起’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前提。先发国家的思想家们很少为国家招魂，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劫，的摆动使得我们的知识人发生变异，实在是可令人扼叹之事。一百多年前，斯宾塞就立意要把‘自己全部的综合哲学作为一座堂殿献给他的个人自由之神’；但严复曲解了斯氏思想，以为在斯氏的自由制度中，释放出的个人力量终将为国家富强服务。当斯宾塞对大英帝国国势日盛、向外扩张感到惊愕乃至沮丧之时，严复却对之敬慕不已。研究严复的美国思想大家史华慈写道：‘毫无疑问，严复在这里扭曲了斯宾塞最心爱的价值。’”

八  回到五四！

叶曙明先生的《重返五四现场》一书让我们跟着他重温了五四，如叶先生所说，“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但五四仍需要“被述说”，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五四还需要更多人尤其当代人的眼光、思想来解读。

叶先生以流畅的文字叙述了他眼中的五四，尤其是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作五四运动的开端和结束，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我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感想，向读者汇报如上。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我在向叶先生表示祝贺的同时，也乐意向读者朋友们推荐！

是为序。

2009年2月于风城

1919年3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值得留下一笔，因为那天晚上，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北大会议，决定让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在多年以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其实，胡适有点自欺欺人。陈独秀即使不离开北大，也不会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因为陈独秀思想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基因。无论是打孔家店也罢，白话文运动也罢，与林纾论战也罢，他都站稳了一元绝对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宣称“新青年”的主张不容匡正，不仅预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归宿，而且也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路向。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是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吸收俄国革命养分成长起来的，和自由主义完全不搭边。由江湖会党为骨干的同盟会领导，以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为基本力量的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自由主义化。所以，胡适大可不必感叹。李大钊没离开北大，他不也一样信仰了共产主义革命吗？

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新文化运动同样不会使中国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因为它的性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一课，这决定了它必然以替天行道、不容匡正的绝对姿态出现。虽然人们把“启蒙运动”的桂冠赠予了它，但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文化基因、思想谱系，还是前因后果，都有着完全不同的DNA，无法相提并论。

所谓启蒙运动，是要启自由与理性之蒙，但什么是自由与理性？只有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旧学说统统纳入这场运动中，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局面，才可以称之为自由与理性的苏醒。但回顾历史，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出现，随着国民革命的勃兴，国民党的崛起，思想文化也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方向演变，最后甚至出现了“革命的进此门，不革命的滚出去”、“不为同志，即为叛逆”的极端情形。

不少研究者都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摇摆，五四运动标志着启蒙最终让位于救亡。胡适就曾感叹，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其实，这同样是他一厢情愿的错觉。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肇远因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承近因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前驱，以救亡为己任的。所以，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亡国灭种”的阴影，一直盘桓在知识分子的心头，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题。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在民族主义的基因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准备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启了革命之蒙，启了救亡之蒙，并不存在“让位”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干扰”。

但如果说它们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也不对。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新旧对抗，而五四运动是朝野的政治博弈，范畴不同。用“五四时代”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二者，但用“五四运动”，则容易产生歧义，不足以涵盖二者。

在这一个舞台上，在这一出戏里，只有不同的角色，没有哪个是红脸，哪个是黑脸。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既有来自新青年阵营的，也有来自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把全民动员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孔家店的发源地，决不容日本人侵占；保卫山东就等于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一样。

这实在太吊诡了，以至于常被左右为难的研究者所回避，新文化运动打了半天孔家店，但当民族危机发生时，孔家店却依然是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还能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吗？或者还可以进一步问，新文化一定要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吗？当初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就一定是新文化的对立面吗？

所有这些，都是我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谓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历史的因果丝毫不爽。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一环紧扣一环，这是一个必然的、连绵不绝的过程。因此，胡适的感叹，如果扩大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皆起于新文化运动之会”，并承认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历史盛会的推手之一，就与事实相距不远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当我想把这段历史再梳理一遍时，已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可以讲述了，只能以我的思想，我的眼光，重新解读那些众所周知的陈年旧事。

对中国的历史，也许我有过于深重的宿命感，不太相信有什么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历史确实被某些事件改变，我倒宁愿相信那些被改变的东西，才属于偶然的插曲。正如兼容并包的北大是偶然的，而“此夜之会”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与理性的声音是偶然的，革命与救亡才是必然的。

正是这种宿命感，把我的这本书，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视角与著述拉开了距离。当然，我不是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偶然积累多了，终有一天是可以变成必然的，虽然那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过来，但希望总是有的。

2009年2月于广州

叶曙明是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

——台湾大学教授 蔡源煌

叶曙明先生的《重返五四现场》一书让我们跟着他重温了五四……以流畅的文字叙述了他眼中的五四，尤其是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作五四运动的开端和结束，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

——著名学者、作家 余世存

长久以来，五四被各种思想搞得面目全非、奇形怪状。现在，我们跟随作者，穿过重重迷雾，重返五四现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五四的真相，这是该书的魅力所在。

——出版人、评论家 解玺璋

叶先生这本书是认真的、有才华、有见解的信史，为我们细腻而有条理地梳理呈现了民国史上重要的一个片断，它不但扩充了我们对民国史的了解，也为我们反观身处的时代提供了一个角度。

——新锐历史作家 张宏杰

《重返五四现场》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让他们重新活在九十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著名专栏作家 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