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涉及的大多数论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耳熟能详。雷锋和杜晚香、药膳和性文化、养生以及中医的“虚”和“实”——这一切在当代中国都毋庸赘言。
近年来,人文科学领域重又燃起了“评论日常生活”的热情。生活的世俗形式在世界上各种社会中林林总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发生了巨变。日常生活实践平静如水,但却能使 “百家争鸣”。因此,对日常生活进行评论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最看重的价值与生存时空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本书讨论的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话语和实践,通过对它们的反思,中国读者或许可以回到过去,并对那个在自己头脑中建构的世界产生不同以往的兴趣。
冯珠娣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挑战了“食色,性也”的论断,揭示了“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作者探讨了从对饥饿的记忆到经济发展时代的美食,从传统中药的香气到对古典文献的挖掘,从对集体身份的颂赞到对个人经历的关注诸方面,认为这些在当代中国被体现的存在都必然创造并存留于对个人和国家生活的公众反映之中。本书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生活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她的解读不仅包括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的关注对象—家庭,也涵盖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致谢/1
中文版序言/1
引言/1
食色,性也/1
欲望/3
世俗人类学/4
非连续性/12
来自/作为阅读的民族志/18
干预:中医关于身体的修辞/26
食物和性/29
第一部分 吃:感觉的政治/35
导言/37
雷锋:不倦的人民公仆/37
第一章 药膳/46
具体的逻辑/54
小城药膳/57
味觉的语言,味觉的体验/60
实践中的中医/65
身体:溢香的世俗载体/72
第二章 精神会餐/75
饥饿的简史/77
牢记苦难:《白毛女》/81
精神会餐:《芙蓉镇》/85
身体的盛宴/96
超越需求/99
第三章 “实”与“虚”/113
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116
莫言的《忘不了吃》/121
系统的虚损与局部的实邪/128
多乎哉?/134
划界线/142
第二部分 欲:体现的伦理/153
导言/155
杜晚香:优秀共产主义者的瑰丽光环/155
公开场合的激情/159
第四章 书写自我:个人的罗曼司/163
对爱的探讨/168
心灵的伴侣/171
保护光辉/177
在路上/180
语言危机/187
小结/192
第五章 性科学:行为的再现/196
性知识典籍/204
对性的想象/207
性调查/209
教育国民的研究/211
性教育/215
压抑的假设/222
第六章 色情艺术/226
性:宇宙(cosmic)的性,内在的本质?/232
马王堆:汉代的快乐/238
养生/242
无能和资本主义/249
再现和伦理/253
在卧室/258
结论 为历史的身体欢呼/260
参考文献/267
译后记/290
非连续性
改革时代的中国,过去时代的影子在日常生活中仍依稀可见,这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在以“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领导下,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完成了文化上的(或者说至少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历史学家依然没有淡忘这30年,但对于中国和欧美学术界来说,要想充分理解这一历史时期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准确地描述这30年,而是展示这个时代的蓝图及成就在日常生活和习惯诸层面的存续,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毛泽东思想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同时它也曾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所以,尽管我只去了中国几个地方,读了几本书,但我在后文中也大胆地使用了“中国”这个词。在此,我运用定位的方式(way of orientation),通过把世俗生活置入一个更广阔、更为人知、而且是全民化的大背景中来勾勒当代中国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不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描述可能会(而且肯定会)起到某种定位那段历史的特殊作用。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内容和节奏的变化方式与那些构成历史事件的、引人注目的制度以及国家政治关系存在反差。官方的编年史通常不记载日常生活的具体安排、惯例、仪式等内容,因而社会历史学家无法依靠权威记载,而只能透过记忆、法律案例、经济账目、出生和死亡记录、信件、地图和日记等去发现那些可以展示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这种工作通常导致了历史阶段的另类划分,这种划分很少叙述大的裂痕(比如革命,如科里根和塞耶所言),对于某些永久性、转型性成就的记载通常也是滞后的。
尽管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举例来说,我认为“革命”一词对于20世纪中期的那一二十年还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有些引起广泛关注的转型却出现得较为缓慢、不平衡、不完全。某些上述的渐进变化将在后文加以讨论,不过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政治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内战。20世纪50年代早期是土地改革时期(把土地归还给占中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发展时期以及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时期。同时,单位体制得以组织和扩大,其方式是在大多数非农业人口的生活中实现了政府管理、社会主义卫生和福利事业以及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实现了集体化,根据前苏联的模式,成立了大型(但效率非常低)的人民公社。1958年,全民都参加了“大跃进”,通过增加全体国民的劳动量来快速实现工业化以及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由于连年的严重干旱以及政府对高度集体主义政策的坚持,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严重的饥荒。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起的并发症。到1962年之前,食品供应基本恢复正常(生活依然非常艰苦)。紧接着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发动人民,尤其是中学生参与的一场运动。红卫兵组织(或者是红卫兵中的小集团)对被怀疑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了攻击,同时也批斗了包括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右派在内的“坏阶级”的代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持续了将近10年,而毛泽东本人也曾在1967年秋恢复秩序的尝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6年,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相继去世,同时在天津发生了灾难性的地震。华国锋成功获得了党的领导地位,“四人帮”(其中包括江青)被捕并被指控需承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即将带来深刻政治变革的政治方针就此开始了。1978年,邓小平重新获得了领导地位并开始制定经济改革政策。在以后的20年中,这些政策以及越来越富冒险精神的经济领域的领导层巩固和进一步扩大了私有制形式,这种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有过尝试性发展。
当然,这只是阐述当代中国历史的一种途径。强调民主化的历史可以体现在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以及1976年以后的一些学生运动中。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访华是其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都发生了转变,这时的中国政府决定从高度集体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向可以参与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
但是,这些历史对在这种过渡时期人民是如何生活的,或者说,人民是如何应对这种巨大变革的描写无法令人满意。虽然我不想尝试为这些历史提供一种具有一应俱全特征的全面补充——这不是某个民族志学者力所能及的——但是我在后文讨论时所使用的材料的确涉及了这个有趣的问题。这些材料包括小说《芙蓉镇》、《美食家》、《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些小说都运用迷人的手法再现了人的生活。事实上,它们(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其他小说)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成为描写具体和世俗生活的典范,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中,再现生活的创作出现了危机。我将在第二章详细探讨这种语言上的危机,不过,与那些实际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或以后的人们相比,我从这些亲身经历过共和国早期历史的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当然,由于是艺术创作,所以这些作家提供的素材有时不尽完美,这些我会留意。但是,即使是客观的历史叙述也不免会有某些不够客观之处,只不过不太明显而已。)
然而,作为一个研究欲望的民族志学者,我可以为读者展示我对毛泽东时代以后生活之变化的观察。我是在1976年和1978年中国关键的“转折点”之后来到中国的。但是据我所知,我所在的医学院在1982—1984年间的单位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后期的日常生活。其部分原因在于李陀所说的“毛话语(Mao discourse)”在公众生活中还继续起作用。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星期四下午的“政治学习”,每一本教科书的扉页都印着对中国劳动大众智慧的赞歌(有时是毛泽东优美的亲笔题字),学校电台从早到晚对校园每一个角落的居民提供正面官方新闻和为大众服务的广播。尽管我所在的单位很友好,也相对开放,但是和我这样一位外国人待在一起对于普通同事和学生来说还是很令人尴尬的,因为他们害怕在政治上会受到批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我交朋友,同时我也和“指定”的朋友相处得非常愉快,她是一位严肃但充满智慧的共产党员,被派来照顾我,我想她并不知道我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谁。)经常和我聊天的是一个由于离婚而处境特别的女性,一位大家公认的放荡女人(尽管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证据);如果要避免这类不友善的传言,与异性的交往一定要慎重。
在这个单位里,甚至那些幸运地拥有一间小屋而住在一起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私人空间。一个起居室一卧室一餐厅“三位一体”的房间要容纳一对夫妻、几个孩子和老人。厨房和卫生间与其他人家共用,而且墙壁和门都很薄。数位学生和年轻教师(或其他行政人员)住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摆有能住六到八个人的上下铺。许多已婚夫妇分居多年,正在努力向一方单位调动。由于购物不方便(当时自由市场虽然已经合法,但数量较少,距离也较远),同时也没有家用电冰箱,所以大学的教职员工一般都在食堂购买简单而又便宜的饭菜,只有在特殊的日子大多数家庭才会在家里烹制丰盛的家宴。
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而且无所顾忌地加以评论。尽管一些管理人员煞费苦心地极力避免这类闲谈,但它们还是可能而且的确影响了工作。由于私人空间的缺乏,某些特定的场所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内起着非凡的作用。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晚饭后,会有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在主楼前的环形路上散步,这是一个与特别的朋友交谈(轻轻地,以防他人听见)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并不多见。有些大胆的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前是不允许订婚或结婚的——会在天黑以后溜到附近的公园,但是他们必须和许多其他来约会的情侣争夺灌木下面或建筑物后面的空间。在这些公共场所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时间和地点选择得当,就不会有人注意他们。 乡村生活似乎更缺少私密性。可以用来建房的宅基地受法律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如此,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粮食产量。在经济改革使农村富裕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之前,很少有人盖得起拥有私人卧室的房子。在我最熟悉的山东省,家庭的所有日常室内活动都集中在一间屋子、一个简陋厨房和一个储物间内。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村子——这里是农村经济改革最早受益的地区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家庭才得到扩大或翻修旧房的许可。许多旧房翻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已婚的儿子和他新成立的家庭腾出一个单独的房间。
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是出现在1986—1987年间时尚的变化。那时出现的具有性别特征的、带有褶边的夹克衫取代了过去不分性别的裤子和上衣;展示女性特征的裙子也逐渐被人们接受(1987年我认识的一位农村妇女为自己做了一条裙子,但只在晚上关了大门之后才敢穿;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种性爱手段);各种各样的地方美食,先是出现在显贵们的宴会上,到1990年出现在一些私营百货商场和超市里(1988年在山东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油炸蝎子);个人嗜好的出现(例如养鱼、养鸟,或像我北京的一位朋友那样,雕刻胡萝卜或用萝卜花做装饰使食物显得更加精美)。我甚至(对那种美味食物的记忆使我想起了)可以承认自己对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有一种怀恋之情,同时也可以承认在目睹随着毛泽东时代的逝去而出现的新型享乐主义时,我对过去甚至是有一种迷恋之情。不过,我的看法很简单:毛泽东时代的苦行主义、政治话语、相互监督、邻里间的支持与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向资本主义世界宣布开放之后并没有立即消失。而后的整个80年代,从日常生活水平上看,仍然颇具争议的个人拥有财富(有些人也日趋贫穷)得到了逐步实现,这使得正出现的中产阶级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以前无法享用的奢华。同时,毛泽东主义的政治话语以及对每个人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要求(对许多人仍具说服力)的语调也正慢慢改变。工作、休息、谈话、消费和异性交往等实际生活中的习惯也缓慢而不均衡地变化着。早在1983年,我的理发师就曾表示,担心非集体化对妇女和儿童产生的影响(是否会再次出现封建家庭中的依赖现象),同时那些仍旧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总是会哀叹公款吃喝所造成的浪费和腐败。与这些态度并存的是打造市场经济新生活方式的各种策略,同时,随着党的领导对工作和家庭的影响的逐渐减弱,竞争和创业意识也逐渐取代了集体主义的政治和价值观念。
P12-17
本书所涉及的大多数论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耳熟能详。雷锋和杜晚香、药膳和性文化、养生以及中医的“虚”和“实”——这一切在当代中国都毋庸赘言。本书最初是为欧美读者所著,因此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中国的城市生活结构。中国读者是否会认为我是在徒耗精力呢?我希望不会。
近年来,人文科学领域重又燃起了“评论日常生活”的热情。生活的世俗形式在世界上各种社会中林林总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发生了巨变。日常生活实践平静如水,但却能使 “百家争鸣”。因此,对日常生活进行评论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最看重的价值与生存时空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本书讨论的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话语和实践,通过对它们的反思,中国读者或许可以回到过去,并对那个在自己头脑中建构的世界产生不同以往的兴趣。
任何一种向平凡的回归都需要重新思考历史和经验。为什么一些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现在依然值得关注?为什么人们仍须牢记和解析20世纪70年代大力提倡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蕴涵的哲理?当然,我也看到,当代的大众文化——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希望能够忘掉这特定的几十年,其做法就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漫长的叙事,这种叙事维持了一种文化的连贯性: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再到北京市区博物馆和餐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有时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四十年文化生活的能力。
但是,对于我的许多现在生活在中国的朋友们来说,那几十年代表着他们的青春岁月。我们如何回忆或是重新体验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城市大众文化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发达并具有世界性,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消费欲望也具有前所未有的辨别能力(discriminating),所以我们无法否认,对生活目标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充斥着个人竞争的时代,而且也很少有人真的后悔自己进入了这个崭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但是,这正是本书所提出的观点:欲望的变化快于记忆,态度的转变敏于身体。安全感所基于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身体特征并非刻意的计划或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相反,作为我们所有活动根基的日常生活正悄悄地但却强有力地沉淀在历史和物质的进程当中。过去的经验正不知不觉地限定着现在的经验。
换句话说,历史在身体的层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本书的人类学阐释可以为人们,尤其是那些无法真正忘记过去的人们,开启一扇通向过去之门,以便重新审视日渐消失的身体。同时,我还希望,本书中的观点可以鼓励读者和我一道以一种心存感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冯珠娣 2006年12月
本书的翻译是在汪民安教授和冯珠娣教授的悉心指教和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此前,我对人类学,尤其是医学人类学几乎一无所知,也没什么兴趣。初次见到这本书是在2004年6月,当时刚刚参加了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感到身心俱疲,很想换换脑子,于是到大学时代的老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陈永国先生那里“请战”,他就给我看了这本书。我随意一翻,就翻到了它对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分析——这是我最喜爱的、曾伴随着我成长的小说之一,我马上就被它独特的分析视角所吸引,于是决定冒险一试。现在想来,此举真可谓“无知者无畏”。自己虽然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有近二十年的高校英语教学经验,此前也翻译过一些理论著作和学术文章,但等我真正开始翻译时,还是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因为对书的理解需要人类学的知识为基础。于是,我就向我先生杨劲松借阅了他平时阅读的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籍(我所攻读的西方文艺理论虽与本书有一定联系,但毕竟属于两个领域,只好满足于“打打底子”),比如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等,还阅读了冯珠娣和汪民安的《日常生活、身体、政治》、《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等著作、文章。从理论术语到各理论流派的演变乃至研究方法,由浅入深进行“恶补”。此举虽属“临时抱佛脚”,但对翻译工作来说却大有裨益。
“祸不单行”,翻译工作举步维艰,我的视力又出现了问题。对于我的视力问题,美国人冯珠娣教授居然是唯一一位建议我看中医的人。这时我的好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马磊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承担了本书的部分翻译工作,后来好友江素侠副教授也加入了“战团”。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奋斗”,除去工作、学习和翻译之外,还要频繁奔波于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因为该书引用的大量中文文献和人名需要从英文回译。记得为了上世纪70年代《红旗》上的一句话,我们就曾在国家图书馆“耗”上了半天时间。原著者冯珠娣教授几次来京与我会晤,当然每次我们都“忘不了吃”,还提供了大量的汉语资料。北京外国语大学汪民安教授和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也多次对翻译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和鼓励敦促。虽有这些方便条件,但书中还有一些援引的文献,由于作者读的就是英文资料而无法提供,在图书馆和网络上都无法找到。例如书中有一幅“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宣传画,我们就没有找到汉语的作者名和题名(这样的部分在书中都加了译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本书的作者原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著述颇丰,具有代表性的有《认识实践:遭遇中医临床》、《超越肉体:物质生活的人类学读本》(主编)等。她是著名的汉学家,曾在广州学习过多年,后又多次来中国进行田野工作,对中国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她以一位人类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西方哲人的视角从“吃”和“性”两方面审视了中国人的身体欲望,其论述可谓精辟独到,机敏睿智。当我从冯珠娣教授笔下的“日常生活”空间回到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时,顿然感到对所处城市的“日常生活”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认识,我相信读者一定也会有同感。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犹如电影的慢镜头一样,在这本书中被一页一页地打开了。冯珠娣教授相信日常生活的重心在于饮食男女。而在这方面,当代中国人发展出一套独一无二的自我技术,这本书正是对此的一个绝妙而生动的展示。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犹如一面镜子,不仅能让我们惊讶地看到自我以及自我的身体,而且还能看到这种身体所镌刻的历史。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本书将我们带上了愉悦的知识之旅。冯珠娣以其深厚的中医知识功底为依托,评论小说、反思自身在中国的际遇、阐释中国古代经典及当代政治,创建了一种全新的物质文化人类学研究模式。她帮助我们领悟物质实践以何种方式传递着历史的意义(包括当代中国的历史)。其论述智巧兼优,引人入胜。
——王斯福,伦敦商学院讲座教授
中医、食物和性与食欲、性欲和对身体的焦虑之间的密切关系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冯珠娣在此方面表现不俗。她精当地阐释了体现如何被打上了历史和政治的烙印,如何与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丽萨拉斐尔,加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