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孙郁系列丛书之一，是一本文化名人研究读本。该书以随笔的形式，辅之以一百多幅图片，自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核心的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价值选择、人生姿态和社会取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书以随笔形式，并辅之以百余幅图片，自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价值选择、人生姿态和社会取向。

八道湾十一号

京派营垒

狂士

真人

“鬼谷子”

老友

同路者

聪明人

弟子之一

弟子之二

弟子之三

弟子之四

京派将领

南国真人

一点涟漪

绍兴帮

聚会的场所

书肆之乐

六朝之风

平淡的文章

鉴赏家们

生活点滴

苦海

身边杂调

儒林内外

自己的文章

若远若近

友人之情

风俗研究

禁书问题

校园情调

看人的态度

北京的看客

激进主义

读书得怨

报刊文章

职业之忧

花鸟草虫

游戏与哲学

批评家言

旧道德化的生活

不革命

一厢情愿

翻译家

学问之道

明朝遗趣

伪高雅乎

学人的做作

语言的守旧者

两种冲突

杂诗杂调

文章之道

日记里的人生

模糊的面孔

“遇狼”的惊恐

谈吃之余

非道学

性心理学

女人的尊严

笑谈胡适

顾随的眼光

疯子的文学

苦茶庵里的笑话

下地狱

落水之后

苦路人生

翻案之心

知音者

晚年心境

苦雨斋余影

后记

八道湾十一号

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处面积约四亩的大宅院。1919年7月，鲁迅以三千五百元购下了此宅，同年底，鲁迅的母亲、夫人朱安，周作人、周建人及家眷陆续搬至于此。

这是鲁迅在北京住得最长的私宅，也留下了诸多可以感怀的故事。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故乡》以及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诞生于此，他的译文集<桃色的云》、《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也在这里完成。但1923年8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八道湾，直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八道湾十一号院的主人，一直是周作人。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比鲁迅小4岁，初名機寿，字星杓，他后来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作人，一直沿袭到老。他的笔名颇多，尤以知堂、启明《亦作“岂明”》等知名，所以世人也每每称之知堂老人。又因为是鲁迅的胞弟，排行老二，遂又有周二先生之称。

大概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吧，周作人常称自己的书房为苦雨斋，这个名字在文坛渐渐响了起来。查俞平伯、钱玄同等人日记，苦雨斋出现的频率颇高，几乎成了八道湾的代名词。周作人自己也戏称是苦雨斋老人、苦雨翁等。

大概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吧，周作人常称自己的书房为苦雨斋，这个名字在文坛渐渐响了起来。查俞平伯、钱玄同等人日记，苦雨斋出现的频率颇高，几乎成了八道湾的代名词。周作人自己也戏称是苦雨斋老人、苦雨翁等。

之所以将此取名为苦雨斋，乃是因为周作人住的小院地势过低，每逢下雨，积水难排。1924年，周作人在《苦雨》一文中，曾有过解释：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

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

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

苦雨斋系周作人读书写作的地方。那间房子原为鲁迅住所，很有一些情调。周作人后来会客，一般都在此处。从1920年至1945年，造访过这里的文人颇多。查鲁迅、周作人日记，人员有宋紫佩、许季上、齐寿山、孙伏园、张凤举、萧友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郁达夫、徐志摩、胡适、许钦文、马裕藻等。此外，川岛、江绍原、俄国诗人爱罗先珂，也曾住在这里。鲁迅离开八道湾后，那里仍是友人聚会的场所。1924年元旦，到周宅的客人有：马幼渔、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祖正等；1925年元旦聚会者是：钱玄同、马幼渔、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陶晶孙、川岛、孙伏园等。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到周宅者，大抵这些人物，关系较密的，又多了废名、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等。气氛较之先前，没有多大差别。除了元旦的大聚会外，每月还有零星的小聚，地点也大多在八道湾。自从周作人将此处称为苦雨斋后，它几乎成了沙龙的代名词了。

1926年，在为《狂言十番》写的序言之后，周作人的笔下出现了苦雨斋字样。此后写文通信，落款或为“苦雨翁”或为“苦茶庵”。一个“苦”字，外化着作者的心境，那里也隐含着自己的无奈吧。中国的隐士和遗民，常爱在诗文中用“苦雨”这类意象。晚明的伯子《与李咸斋》云：“苦雨连旬，云生窗户，岩溜噪耳欲聋。”晚清的罗振玉1916年2月6日在致王国维信中说：“今日苦雨而无风，不知舟行如何。”文人们喜谈“苦雨”，正像吟风弄月，不过心绪的闪光，难说有什么独特的深意，只不过于此可感受到别样的情调而已。周作人后来以“苦雨翁”自娱，其实也有点笔墨游戏的意味儿，书信、文章之后的署名，也印有他性格的一面。这与他的文章内蕴，还是相吻的。

往来苦雨斋的人物，大多是京派文人，趣味、爱好相似，又多不谙政治，是一些颇有学识的人。这里的核心人物是周作人，其次为钱玄同。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为三兄弟，刘半农、马幼渔等是平辈的，俞平伯、废名等，则对上述诸人，执弟子礼。不过他们并无精神的界限，彼此以友人称之。说其系挚友，原也对的。除江绍原等极少数人有留学美国的文化背景外，众人大多留学过日本，或求学于北大、燕大，东方气息很盛。与胡适那个圈子，和后来金岳霖、林徽因那个圈子比，格调是不同的。这个沙龙的文化情调，无论在左翼文人眼里，还是西洋学堂毕业的人眼里，均有些格格不入。他们讨论的问题，研究的对象，至今在学术界还是清冷之学。

八道湾十一号院是个清幽之所。谢兴尧在《回忆知堂》一文中，曾这样描绘过对它的印象：

“周的住宅，我很欣赏，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进入室内，知堂总是递一纸扇，乃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糊以棉纸，轻而适用，再递苦茶一杯，消暑解渴，确是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俗扰攘之地。”

后来结识过周氏者，对苦雨斋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任访秋、李霁野、张中行、文洁若、邓云乡等，都从其间感到了别样的气息。看文人对八道湾的追忆，多有一种神往的感觉，其问的话题，多种多样，内涵不一。苦雨斋是个难以说清的存在，惟其如此，才引来各种人的复杂的评说。我有时翻阅周氏兄弟的著作，以及同代人的书信、日记，不禁有种走进其中的渴望。但往往不得要领，好似隔膜着，看不清其中的面目。可是我们倘欲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史，又不得不在这里驻足。“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化史，有许多是与此紧密相关的。

在一个深冬里，我和一位友人造访了西城区的八道湾。那一天北京下着雪，四处是白白的。八道湾破破烂烂，已不复有当年的情景。它像一处废弃的旧宅，在雪中默默地睡着。那一刻我有了描述它的冲动。可是却又有着莫明的哀凉。这哀凉一直伴着我，似乎成了一道长影。我知道，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人都不会怎么轻松。我们今天，也常常生活在前人的背影下。有什么办法呢？

P1-5

苦雨斋是周作人书房的名字。上世纪20至30年代，以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书以随笔形式，并辅之以百余幅图片，自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价值选择、人生姿态和社会取向。

这一本书酝酿的时间已很久了，但下笔的时候，就迟疑起来。要写的人物，是那么异类，用传统的视角不行，但换了新法，又常常不得要领。在中国，写一个“叛徒”，是冒险的事，类似的书，不正受到种种指责么？所以，几年来，作者时断时续，观点呢，似乎也在渐渐修改，內心的冲突，从未断过。

但作者终于还是鼓足了勇气，想将自己的思绪，长久地沉浸在这个人的世界里。作者们中国人，是愿意以纯粹的方式打量他人的，似乎眼中，揉不得杂色。而这个世界，正是以杂色构成的。周作人之于作者，一方面在学识上是个参照，现代以来，像他那样博览群书的人，十分少见。另一方面，他的逆于常人的空漠，散淡后的绝望，让作者产生了熟悉的感觉，似乎那里，也映着作者们这代人的某些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有许多徘徊在苦与乐、明与暗之间，內心流动的，就有周作人式的情调。虽然这一情调隐隐地含着灰色，但那不经意间闪动的意绪，恰好写着文人的宿命。

有一段时间，作者们的思想界是禁谈他的名字的，原因自然复杂得很，这里主要遇到了道德问题。后来思想解禁，周作人忽地又热了起来，其出版物，从历史的封尘里走了出来。作者自己，也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这个远去的灵魂有了交流的机会。那时作者还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接触到《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心里为之一亮，好似久违了的朋友，在那温馨的文字里，感到了悠长的亲情。作者体味到了另一种情感，它像宁静的湖面涌动的波纹，给人浑朴的力量。作者发现了自己和他的某种共鸣，他的文字唤起了作者的一种长眠的情感，这些本应流出的情愫，不知为何从未开启过。那时作者暗暗地感谢着他，如果不是读了这类文字，作者还不会发觉自己存在着非冲动的、岑寂的审美偏好。实在地说，周氏提供给人的享受远不及鲁迅，倒是他的智慧表达式，那种不露声色的情感的喷吐，使作者看到了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的某种缺失。而周氏的价值，或许正在这里。

在随后陆续地读解他的作品时，我对其精神的认识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我感到了他内心的冲突、焦虑，以及思想的不能自我圆通。和过于的自我，以至于在“为己”与“为人”间的选择里，常常倾向于前者。他与鲁迅的反差，映出了他精神的原色，而这一色调对于血性的青年而言，是充满了暮色的。周作人在文坛的寂寞，实属必然。

由周作人出发，上溯历史，寻找中国文人的另一条精神脉络，对我而言是个诱惑。他与自己的友人和学生形成的文化沙龙，对今人都无不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苦雨斋之于现代中国，好像是一个异类的存在，它的孤僻、陌生、远离烟火，至今还受到蔑视。但现代史上悲剧的缘由，却被苦雨斋里的文人们，多少预示到了。那个沙龙里的忧患、内省，以及自得其乐，与中国的活的人生，其实也是大有关联的。

在被喻为边缘化的知识群落里，苦雨斋的影子是浓厚的。喜欢性灵小品者，是那么众多。我在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舒芜那里，都能感到周氏的遗韵。周作人对读书人的影响是内在的，你读一读黄裳，难道看不到知堂的情调？在董桥、谷林等人的身上，也有“文抄公”的神采吧？钱锺书在文字中，多少讥笑过周氏的文风，但我读他的《管锥编》，好似也能找到两人相近的地方。现代以来，倘论及读书札记类的写作，都不由地要谈到苦雨斋主人。这很类似章太炎之于学术，鲁迅之于小说。在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他们给后人的暗示，是不能小视的。  苦雨斋这个知识群落，在文本上留下的话题是众多的。我读俞平伯、废名的文字，以及晚明以来的野史、札记，感到其间有一种起伏不断的流脉，而周作人，大概是这个流脉里的最重要的人物。中国文化中，“栽道”派的写作与“言志派”的创作一直并行不悖。但到明清两代，旧路已死，文人要在文章中翻出新意，已经大难。“五四”以后，有了新式散文，面貌才为之一新。远离道统，近于心灵，很类似于诗词、小令，或择古人意绪之支脉，或以西域思想指陈人间，以性灵为本，缓缓流来。有一点知识，一点品位，一点兴趣，后人谓之书话，或讥为小品。这其问，周作人的影响，不可漠视。鲁迅而外，能在小品文上自成一家，且影响深远者，现在难见了。

但周作人之于后来的文化，还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学识的问题，那其间的文化苦境，谁能说不是一种预言？20世纪的中国，“革命”情结无所不在，而“革命”之外的文化母题，又有谁在思考？周氏于乱世之中，寻到一块自己的园地，由激进而中庸，由中庸而绝望，走的是另一条苦路。本欲绕开绝境，但却陷于绝境里，我们于此，当能警觉些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说，走进这个人的世界，会很有意味。我在目前的文人那里，很难遇到这类的存在。我曾说过，“五四”以来的散文家和学问家，值得久久打量的，惟有周氏兄弟。那是很难得的精神实体，它矗立在那儿，给着后人以漫长的回味。在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的今天，静静地打量这远逝的灵魂，会别是一番滋味吧。

2000年春后，这一本书的腹稿大致形成了。那时候还在做记者，每日忙于约稿、写稿和社会活动，即使坐下来开始写作，内心依然不能静下，所以文章好似一直悬到空中，没能切人历史的深处。直到去年春，调回到博物馆，状态依旧，文章写了许多，可好像仍在皮毛中旋转。这在我，已是个老问题了。苦雨斋里的人，对我仍是群熟悉的陌生人。我只是写了一点点感受，画出了一个远去的历史的轮廓。至于那轮廓里真的生命的奥秘，则还有待于人们解析、研究。年轻的朋友倘能因这一本书而去顾及那个群落，对以往的历史有一点点兴趣，那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

过去当记者的时候，养成了有感而发的习惯，对一些话题，敢于在没有知识准备的前提下大胆的评说。但这一思路用于谈论历史，则有一点冒险。我知道这一本书，就留有这一方面遗憾。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中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对我而言，目前的困惑在于，回望周作人以及他周围的人们时，却发现对那一群人的知识、专业内容，知之甚少。比如希腊文、文字学、日本史、佛学，都懵懂得很。但我有时想，为了一种渴念，也大可不必等待自己修炼成功，再去回溯以往。这正如汽车尚未造出之前，不能放弃双脚的跋涉一样。也许这笨拙的努力，也可以缩短与远逝者的距离吧？上世纪50年代以来，苦雨斋的传统，大多已中断了。这旧有的存在，对今天的人们而言，还显得那么新鲜，在那些人的智慧里，或许也可提炼出一种精神的元素。有时翻阅前人的读书札记、学术著作，就默默地想，现在的读书人，大多已没了这样的心境，知识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们的人文语境，较之于先前，已日显苍白，似乎丧失了什么。如何寻找那已丢失的存在，实在地讲，我感到了深切的茫然。

近些年学界高谈人文创新者颇多。新思维、新理论、新方式，已被谈得很热了。创新是不错的，但它的第一步，还离不开对旧有历史的整理。没有对先前遗产的爬梳，大概就会陷入一种空谈。我记得“文革”后期，一些红卫兵撰写文学史时，观点都很时髦，也可说是一种“创新”。但内容呢，除了空洞的教条，没有别的。那原因之一，就是割断了历史，缺乏整理旧物的兴趣。我们的前辈，尤其是“五四”那代人，在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看看那一代人的学问、气质、命运，也可以引以为鉴，冷与热，高与低，俗与雅，都隐含着人间的预言。我们今天，似乎还在这历史的长影下存活着。

我的一部分生命，就这样地弥散到书中去了。内中的苦与乐，困顿与梦想，也许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虽然知道它的浅，但也愿意把它献给长眠的先驱们，也献给为今天的民主自由而苦苦走路的探索者。在历史的跋涉中，我们紧紧依偎着。

孙郁

2003年2月18日于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