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孙郁系列丛书之一，是一本思想评论读本。

本书所收录的评论文实际上是面对左派文化多种性的自问：五四之后的左倾化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为何后来又被另一种更激越的意识代替？通过本书，揭示问题的答案。

鲁迅与陈独秀在精神层面的价值，远比政党文化的内涵更大。作为一个新传统，它其实在改变着现代史研究者的叙述语态。不管认知的程度如伺，一旦与这两个人相遇，就会被一种生命意志所纠缠。那个巨大的意志之河冲刷着思想的积垢。就个性的魅力而言，它们在消解着革命的神话。

——孙郁

初识

播火者

在路上

智之火

绿林人

伴奏者

谁的我

革命癖

旧影子

血字

左派们

政客乎

磁力

敌人们

别的路

杂感家

野学问

后记

初识

一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便由上海来到了古都。那时候的鲁迅还在教育部工作，每日除上班之外，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到了抄古书、读旧籍之中。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比，完全在两种状态下。那一年鲁迅的日记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墓志等等。书账所记，全是古书，毫无现代气息。8月27日，钱玄同突然出现在鲁迅兄弟的面前。这位老同学那时都谈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恰恰是他把鲁迅、周作人拉到了陈独秀的营垒里，于是鲁迅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被友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中。

没有什么资料能看到鲁迅与陈独秀见面的地点与场景，以及彼此的心境。鲁迅日记大量记载了与钱玄同、刘半农的交往。和陈独秀、胡适只是通信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和陈独秀有些隔膜也是自然的了。

1918年4月1日，鲁迅的日记写道：“上午寄来季市（按：许寿裳，字季茀、季市）《新青年》并二弟讲义共一卷。”此后，关于《新青年》的杂志，偶可从日记中看到。但关于其中的编辑、活动事宜，未见记载。可见鲁迅与陈独秀，只是间接来往。就阅读趣味和写作风格而言，两人是颇不相同的。

为鲁迅与陈独秀牵线的钱玄同，比周氏兄弟更早地注意到了陈独秀和胡适，早在1916年，已对《新青年》发生了兴趣。钱玄同虽留学日本，与鲁迅、周作人一起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但视野只停留在章太炎的周围，远无周氏兄弟和陈独秀、胡适这一类人那么开阔。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未到北大之前，钱氏主要埋头于文字学研究，友人不过是沈尹默、马幼渔等，圈子毕竟是狭小的。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情况便发生了一些变化。钱氏意识到了新学的力量。也可说，对陈独秀发生了景仰之情。钱玄同在1917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陈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陈独秀来北大不久，便和钱玄同成为朋友，两人较为投机。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大鲁迅两岁，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笔名实庵等，安徽安庆人。钱玄同小陈氏七岁，生于1887年，原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号疑古，浙江吴兴人。两个人兴趣不同，但性格均属豪放一类。陈氏很是欣赏钱玄同的爽朗、勇气。而钱氏对独秀先生的学识、看法亦多拥护，有敬佩之态，且看钱氏日记的片断：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研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

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1917.1.23)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和许多学人比，钱玄同像似个活动家，日记里常见有造访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字样。比如胡适的《尝试集》刚一问世，便送钱氏一册，日记里留下了对此褒贬不同之意。他还到沈尹默、马幼渔之处，讨论陈、胡二人的文章，把《新青年》的气息散布到书斋里的人们中去。

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来到鲁迅、周作人居住的绍兴会馆时，亦不掩其故态。鲁迅对他的性格说不上是欣赏或讨厌，但周作人对他却有着很大的兴趣，此后便与钱氏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还是后话。钱造访绍兴会馆，大约一是叙同窗旧情，二是拉周氏兄弟入伙，一同参与《新青年》事宜。钱氏后来回忆说：  “我十分赞同(陈)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勇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

开始的时候，鲁迅对《新青年》并无大的热情。每每谈及到此刊，态度平平。周作人回忆说：

“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苇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周氏兄弟如此平淡的对待《新青年》，钱玄同有些憾然吧？当他看到了鲁迅终日抄录古碑的时候，内心是层层疑惑。于是便是一番长劝。《呐喊》的自序里记载了这些。钱玄同的话，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知道，自己和钱玄同、胡适、陈独秀比，并不是同一类的人。因为在他眼里，改变中国的现状，是大不易的事情。在一间铁屋子里，一旦将昏睡的人们唤醒，但看到并无可走的路，不是更为苦痛么？

1917年的整整一年，周氏兄弟还像个看客，离陈独秀、胡适的世界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倘若不是《新青年》迁到了北京，周围又是些活跃的北大友人，也许鲁迅还和弟弟周作人过着寂寞的生活。在钱玄同看来，这两位兄弟倘不出山，实在是太可惜了。

绍兴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鲁迅1912年来京时，就住在这里。1917年4月，周作人由绍兴到北京，也与鲁迅在此同住。关于这个地方，鲁迅有过描述，印象是阴森森的，颇为压抑：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在这个环境里读书写作，与北大诸人的状态自然不同。不过，由于周作人开始执教北大，《新青年》的信息也渐渐多了起来。北大一些学人的故事，大概都从周作人那儿听来的吧？看那时鲁迅的日记，似乎未被《新青年》所感动，生活得很压抑，或者说，颇像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笼在一片阴冷之中。且看他1917年的部分日记，多少映现着他的心境：

“晴。春假。上午伍仲文、许季市各致食品。午前车耕南来。下午风。晚许季上来，并贻食品。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月22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蔡先生信。洙邻兄来。午后高师校送来《校友会杂志》一本。往震古斋买《张寿残碑》一枚，《南武阳阙题字》二枚，杂汉画像五枚，共二元；《高柳村比丘惠铺一百午十人等造象》一枚，一元；《曹望僖造像》四枚，十二元；稍旧拓《朱岱林墓志》一枚，五元。”(2月18日)

“晴。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并买《泰山秦篆残石》一枚、《李氏像碑颂》一枚、《成公夫人墓志》一枚，共银二元。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竞图录》一册、《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泸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4月1日)

……

P1-5

大约五年前写完了本书，稿子一放就是这么久。那时北京正临“非典”，我躲在博物馆办公室一笔笔写下去，空荡的街道，无人的院落，没有一点喧嚷。书写的很快，好像在与鲁迅、陈独秀不断地交谈，那段时间就这样被两人的命运占有了。

在友人的催促下，手稿直到今年才开始着手整理。所以迟迟出版，一是俗事缠身，无暇顾及，再是对自己的文字有点厌倦，真的难翻出什么新意了。现在，三部曲就此了结，也随之松了口长气。写本书时，好像是完成任务。在动笔的时候，不断受到旧的写作模式的暗示，似乎在重复着自己，这在我是一种痛苦。直面旧迹的过程，无处不是认知的挑战。有些话题曾是禁区，有的已不再是难点了。可是历史语境的人与事，要理清已并不那么容易。虽说鲁迅已被过度地阐释了，但依然还有诸多的盲点。对失败的英雄陈独秀，究竟如何把握，自己一直困惑着。被抹杀了的人物的精神模式，如何会成为当下精神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难题。我只是碰到了它们，却未能得到解决。

这一本书实际是面对左派文化多种性的自问，五四之后的左倾化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为何后来又被另一种更激越的意识代替？梳理历史时，就感到一个巨大的精神之力在其间的起起落落。找到那个背后的合力是困难的，在跋涉的途中，不是越来越清晰，有时却变得更为茫然。我知道，社会进程的魔力，以浅薄的视角是看不见的。自己只是表达了一种感受，离史家的路之遥，那是深味玄机者一看就知道的。

鲁迅与陈独秀在精神层面的价值，远比政党文化的内涵更大。作为一个新传统，它其实在改变着现代史研究者的叙述语态。不管认知的程度如何，一旦与这两个人相遇，就会被一种生命意志所纠缠。那个巨大的意志之河冲刷着思想的积垢。就个性的魅力而言，它们在消解着革命的神话。不错，他们动员了革命，诱发了思想的起飞，但他们又远离了今人的选择。前人开辟的道路不是延伸到历史里，而是终结在今天的世界里。似乎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系。

现代史的宿命是，知识阶级自己葬送在自己的起点上。他们捅破了笼子，却发现进入了新的笼子。而这个笼子恰是自己搭建的。当他们开始抵抗的时候，却听到了自己的同行者夜莺般的吟唱：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呀。鲁迅、陈独秀们，完全可以拜拜了。中国的高明的学者们，不断重复着类似的话。告别五四，告别激进，好像已成了时髦的话语。

这样的时候，我感到了他们的寂寞。当有人把后来的文化悲剧都算到这些前辈的头上时，其实历史与他们已经不太相干了。如今，看到各类国学家对他们的痛斥，可以感到学界的滑稽。只要再读《新青年》的文章，当可以惊异我们国人的精神生活，还没有多少进化。那些炙手可热的国学家的文字，和五四先驱者的随笔对照一下，不仅进化谈不上，连林纾式的视野也稀少得很，而鲁迅、陈独秀的文字，也都可以射中其身。孔夫子之徒遇雨则生，而五四前驱的余音，至今还是荒漠里的小溪，早被蒸发了大半。

十几年前我就萌生了写鲁迅系列的念头，以鲁迅为核心勾勒那个时代的人文地图，是求知的过程。而真的做起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孱弱，一些重要的问题也可能被遮掩了。我知道这是个困难，相关的话题还未能全部涉及。但这在我是一个梦想，从青年一直到知天命之年，从未改变过。回望这些新文化的先驱，我们内省的一面总要比狂欢的因素要多，在后来的文化风潮里，类似的人物已很少见到了。

新文化的历史还在进行之中，鲁迅、陈独秀渴求的精神还是破碎的。这份遗产里，我们分享的苦难要多于欣慰。但苦味也是一种财富，至少在刺激着我们，如果没有对人的有限性的清醒和拓路的渴术，精神之河就凝固了。鲁迅与陈独秀是一川不竭的奔流，在流淌里显现了它的生命力。现在，流淌的鲜活的生命之流，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存在。历史不能重复，但曾经的拥有，对我们已是怀旧时的满足。我们可称赞的现代性资源，真的不多，现在还不是自乐的时候。

怀柔

2008年10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