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由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主编，粱实秋等著的一部记录鲁迅的著作。它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

本书搜集的文章，大多数是很有火药味的，绝不像名士化散文悠闲自得，那是动荡转型时代的骚动留下的痕迹，其中可见某些外来理论移植过程中的偏颇，亦可见旧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惰性。鲁迅在文坛笔耕的几十年间，被围剿之事多而且杂。本书重点介绍了“现代评论”派、创造社、自由主义文人、国民党右翼学者的围剿文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孙郁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

艺术与社会生活

死去了的阿Q时代

死去了的鲁迅

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

“除掉”鲁迅的“除掉”！

鲁迅先生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答鲁迅先生

“无产阶级文学”

“资本家的走狗”

鲁迅与牛

鲁迅卖狗皮膏药

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

鲁迅大开汤饼会(节录)

答鲁迅

作家素描

“最通的”文艺

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

鲁迅的狂吠

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

聪明之道

给鲁迅的公开信

骂人与自供

鲁迅与托派

内山完造底秘密

鲁迅愿作汉奸

给鲁迅的信

还答鲁迅先生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阿Q的旧帐

《蛙》的教训

老人的胡闹

论骂人文章

鲁迅正传(节选)

鲁迅的再评价

出版后记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志摩：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一一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远一些的一个例。他说我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实在呢，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直到前年在女师大代课的时候，才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她五六面。从去年二月起我就没有去代课。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就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杨女士。

近一些的一个例。我在《现代评论增刊》里泛论图书的重要。我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增刊六三页)。鲁迅先生在前一两星期的《语丝》里就轻轻的代我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

再举一个与我无关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好了，不举例了。不过你要知道，就是这位鲁迅先生，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领”。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念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里，说起不愿译《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说“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你看这才不愧为“青年叛徒的领袖”！他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是他现任教育部的佥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么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了吧。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志摩，你看，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中国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的“土匪”……我不得不也来庆祝中国的土匪！

志摩，不要以为我又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罢了。可惜我只见过他一次，不能代他画一幅文字的像——这也是一种无聊的妄想罢了，不要以为我自信能画得出这样心理繁复的人物来。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不写了，不写了。无聊的话也说够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经够支持人家半年的攻击了。我现在也要说几句正经话了。

常常有人来问我，人家天天攻击我，他们不懂为什么。人家为什么攻击，我也不十分明了为什么。可是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国人私人相骂，谁的声音高就是谁的理由足。所以我宁可受些委屈，不愿意也不能与人相骂。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谁的理由大。所以我也宁可吃些亏，不愿意也不能与人家打官司。第一，我们不会捏造无中生有的事。第二，我们想不起那样的下流的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闲功夫，好在衙门里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不做事便没有饭吃。第四，人家能造种种的假名，看来好像人多势众，就是你所谓朋友也可用了假名来放两枝冷箭，我们却做不出这样的勾当。第五，他们的喽罗也实在多，我们虽然不是不认识人，可是他们既然对我们有几分信任，我们总不肯亦不忍鼓励他们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第六，他们有的是欢迎谩骂的报纸，我们觉得自己办的一个报纸如能谩骂，还不如没有。

可是，志摩，还有一个顶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说的“漆黑一团”很容易把你围进去。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泥潭里有的是已经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浅处，有的已经没到了口鼻。他们在号着，叫着，笑着，骂着。你要是忍不住他们的诬辱，一停足，一回头，也许就会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们一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时你再不设法拔你的脚出来，你也许会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才完毕。这就是我一向不爱与人较量的理由。我觉得我们的才具虽小，我们的学问虽浅薄，究竟也有它们的适当的用处。爝火虽然没有多大的光，可是不能因为有了太阳便妄自菲薄，何况还没有太阳。所以我一向总想兢兢业业的向前走，总想不让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可是，志摩，这次也危险得很了！这一次我想，我已经踏了两脚泥！我觉悟了。我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

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就打住吧。希望你恳切的指导我。

源十五年一月二八日

(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P1-5

我在多年前，就曾想把此书编出来，然而俗事缠身，一直未能如愿。编辑此书的缘起，不是别的，而在于想了却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鲁迅生前在文章和信件里，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攻击他的文章汇成一册，供世人一阅。《三闲集·序言》云：“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再次提起此事：“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鲁迅逝世半个余世纪了，然而这样的书一直未能问世。现在，与鲁迅先生有过纠葛的人，大多已经作古，我们总算可以静下心来，爬梳历史的旧迹。有这样一本否定鲁迅的集子在，可以让后人清楚地看到先生的价值。倘一味只读那些赞佩的书，青年人或许不大会理解这些结论的由来。只要细心读过此书和鲁迅的书的人，其结论就不言而喻了。

我一直觉得，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它的内在含义是深广的。“五四”后，中国重要的学人和作家，差不多都与鲁迅有过关联，而冲突者颇多。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冯乃超、阿英、施蛰存等，与鲁迅均有过不快的历史。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纯属个人恩怨的，如：周作人、高长虹等；有的属于精神上的冲突，认识世界与审美层次的不同，使鲁迅一时陷入众人围攻的境地。凭心而论，本书搜集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在学术上可以略作讨论外，大多数都不免幼稚甚至谬误百出。这些人与鲁迅的冲突，实际上表现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化诸种思潮相撞的特点。有比较，才能见出真货色来，细品本书的文章，会让人重温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风潮的影子。读了高长虹、阿英、郭沫若等人的文字，你会感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文风，实在不是一个凭空的造物。偏激狂热的文化风潮，在本世纪初就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我有时想，鲁迅被众多的人误解和亵渎，不是个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巨人出世，开始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孔子、耶稣，生前受的磨难真是不可胜数。阮籍、嵇康、李贽、曹雪芹等，也是被世俗无法容忍的人物。与上述诸人比，鲁迅似乎没有好到哪里。他的婚恋不幸、兄弟失和、被免职、被通缉等，实在也是不如意得很。鲁迅是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拒绝的人，他少有传统士人的中庸、柔弱，因为对人生与社会想得透彻，官方与民间，都不接受他。先生越是被拒绝、被否定，在今天看来，越显示出他的价值来。他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人格力量，对被几千年旧文明浸泡的中国人的病体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泻药。

鲁迅的一生曲折复杂。他早年丧父，后又多受内外部厄运的刺激，是深味生命之苦的。一九二四年，由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谗言，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反目分手。这件事，对先生是个不小的刺激。虽然后来二人均缄口不语，但兄弟间的结怨，在鲁迅内心是一道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鲁迅常常以真心待人，但有时得来的却是相反的报答。高长虹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曾帮他走向文坛，为编校高长虹《心的探险》一书，夜间竟吐了血。但后来有个时期，高长虹个性变得极端不近人情。一九二六年，鲁迅赴厦门后，《莽原》半月刊杂志社内部出现磨擦，高长虹逼迫远在南国的鲁迅表态，由于鲁迅不明底细，一直沉默着。结果招致高氏的狂轰滥炸。他先后写出《走到出版界》、《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等文，大肆攻击鲁迅。后又在文中暗示，鲁迅夺了他的爱，并以诗喻之。高长虹的单相思而惹出的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大多为病态之语，其文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在这里，倒是可见出鲁迅的大度。鲁迅后来在作品中，多次指出那些忘恩负义者的可鄙。在小说和杂感中，偶尔以笔还击，《故事新编》中的某起细节，留下了那时的心绪，上述两件事，算是个人间的恩怨。我们不妨说，这里有气质和人格上的差异，文化上的磨擦，虽然并不是直接导因，但此种亵渎所造成的内伤，是很重的。我在读他对叛徒的愤慨的文字时，就时常为先生的苦衷所震动。爱而得仇、善而获怨，这是人生的不幸，对此，先生的体悟，大概比常人都要深厚的。

但最使先生不快的，或者说占去了他一生许多精力的，是他与自己的敌人或不同路者的论战。先生的一生，一直未能摆脱此种纠缠。他的杂文，与别人争鸣而发的，数量很多。其中有赤膊上阵与他正面较量者，亦有躲在林中施放冷箭的。我觉得这里大致可分成三类，一是针锋相对的攻战，如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冲突；二是纯属文化论战方面的，如与创造社诸人，以及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等人的不快事件；三是政治上的，如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左联”内部的抨击或批评。在与上述诸人诸集团的论战中，双方都有失度的地方。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甚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是很少有辱骂之句的，先生在愤怒之极时，亦不过狠命挖苦对方一下，但绝不说里巷俗语。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

本书搜集的文章，大多数是很有火药味的，绝不像名士化散文悠闲自得，那是动荡转型时代的骚动留下的痕迹，其中可见某些外来理论移植过程中的偏颇，亦可见旧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惰性。鲁迅在文坛笔耕的几十年间，被围剿之事多而且杂。本书重点介绍了“现代评论”派、创造社、自由主义文人、国民党右翼学者的围剿文章。我以为这些文章，是有社会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知识层次和社会团体，与鲁迅都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隐含着什么呢？是文化的交锋还是气质上的抵牾？我想，当代青年人看了这些文学，稍有头脑，当会反省。批评家们大概也可以在此得出教训：武断是批评的大忌。从鲁迅时代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所进步了呢？一部围剿鲁迅的集子，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侧影，它多少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人中，建立一种科学的批评精神，是多么重要的任务。

……

——截选自《序》

该书是由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主编，粱实秋等著的一部记录鲁迅的著作。它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孙郁先生说：“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让历史去评说，让每个人自己去感受关于鲁迅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

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我社出版此书，意在让后人更加清楚地看到鲁迅先生的价值，将这门学问继续“显”下去。

在此特向该书中原著著作权所有者声明：该书中原著作品著作权所有者可得到我社相应稿酬。因部分著作权所有者无法联系，请自行与我社联系领取。以此为馈。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