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书，

是时代的印记，

是内心独白，

是一位艺术巨匠日常生活的情景再现。

欣赏着率意而为的家书书体，看那时而抑扬顿挫、时而行云流水的笔墨线条，

真是一种大愉悦。

作为一位艺术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必不可少。大千先生的这些家书，既悲且悯，如果说信中的文字仿佛游鱼，那么温暖的情感之水源源不绝地将其围绕，循环往复。大千先生的爱是朴素的，我想，所有真正的爱都是朴素的。对故国故乡的亲人，大千先生的眷恋是多么的深！

这些家书，是时代的印记，是内心独白，是一位艺术巨匠日常生活的情景再现。从视力尚好，到视力大差，从工笔、小写意到大泼墨，我们从信中还可以了解到大千先生艺术轨迹形成的缘由。欣赏着率意而为的家书书体，看那时而抑扬顿挫、时而行云流水的笔墨线条，真是一种大愉悦。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和极高的才情相融合，使一个人的生命有了全新的面貌。

不如意事常八九，大千先生虽蜚声海内外，但读信，知他也如此。人生总有或多或少的悲凉，有些可以诉说，有些恐怕就悄无声息地埋在心里了……

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

1961年1月23日

1961年2月19日

1961年5月29日

1961年6月12日

1961年8月22日

1961年9月20日

1961年11月13日

1962年1月9日

1962年2月9日

1963年3月4日

1963年4月22日

1963年8月25日

1964年1月21日

约1967年

约1967年

1968年4月8日

1969年6月7日

约1971年

1972年1月17日

1974年

附信(19577)

张大千家族简介

跋

编后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告诉我说，五十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二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以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在谢家孝的《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就先后记载了两次，一次是在法国的巴黎，中国商业代表团访问巴黎时，适逢张大千画展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举行，代表团全体去看画展，并且设宴为张大千画展祝贺；另一次是在瑞士苏黎世，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获悉张大千到瑞士的消息，由参赞出面到张大千下榻的旅社，邀请张氏夫妇出席大使馆为他举行的接风宴席。

张大千的态度是，对于亲友的劝说信件，或婉言谢绝，或不予回复。对于中共官方的宣传工作，能回避则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总之一句话，他不愿意回归大陆。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笔者按：副团长冀朝鼎)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这段对话，在张大千的口中说得绘声绘色，活像单刀赴宴，活像鸿门宴。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北京画家张仃回忆，行前他们受到了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委托，做海外艺术家的回归大陆的工作，包括张大千在内。他是以装帧设计家身分随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参加法国博览会的，博览会结束后，又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再参加文化代表团，团长侯德榜，副团长冀朝鼎，团员有作家李霁野、何家槐，画家王雪涛和他，音乐家郎毓秀。届时赶上张大千画展在巴黎举办，代表团去看了他的画展。关于与张大千会面，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赵无极家里，由张仃出面邀请了两位旅法画家，一位叫常玉，一位是潘玉良，还有一位是张大千。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聚会，彼此介绍一下海内外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次摸底会，摸底的结果是常玉想回国，但怕回国后没有合适的工作；张玉良也想回来，又怕过不惯大陆的生活；张大千根本没有回来的意思。第二次是由副团长冀朝鼎主持，在一家华人餐馆开了一个小型艺术家的宴会，张大千也出席了这次宴会。冀朝鼎介绍了一下新中国的建设情况，当然也欢迎海外的艺术家回国，参加文化建设工作。由于事先已摸清了张大千的态度，所以宴会没有也不会逼张大千摊牌表态。可见这段情节，如果不是记者谢家孝的妙笔生花，那就是张大千摆龙门阵时随口编出来的故事。

联想起书中的另一个在瑞士苏黎世的故事。张大千和夫人刚下火车到旅舍，中国驻瑞士参赞就跟进，掏出名片邀请他们到大使馆去赴宴，张大千采用金蝉脱壳之计，摆脱了中国大使馆的纠缠。这则故事也靠不住。两个故事不管真假，但意思是一个，张大千不回大陆的态度是坚决的。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大陆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若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4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从国家主席到小公务员、小职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张大千自述：50年代初，他旅居印度大吉岭，曾接到齐白石的一封信(由香港友人转交)。信中“先是说人民政府如何照顾他，希望我也不妨回去看看。一个‘然而’大转弯，齐先生才表示出他的真心。他说他目前的生活很苦，他想寄两张画给我，问我在海外可否代他设法卖出，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够了”。张大千阅信后，“赶紧请香港的朋友代我汇一百美金给他，我也回了信，自然不要齐先生寄画来”(见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齐白石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画家了。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根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一房如此，其他两房也不少。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P13-18

作为一位艺术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必不可少。大千先生的这些家书，既悲且悯，如果说信中的文字仿佛游鱼，那么温暖的情感之水源源不绝地将其围绕，循环往复。大千先生的爱是朴素的，我想，所有真正的爱都是朴素的。对故国故乡的亲人，大千先生的眷恋是多么的深！

这些家书，是时代的印记，是内心独白，是一位艺术巨匠日常生活的情景再现。从视力尚好，到视力大差，从工笔、小写意到大泼墨，我们从信中还可以了解到大千先生艺术轨迹形成的缘由。欣赏着率意而为的家书书体，看那时而抑扬顿挫、时而行云流水的笔墨线条，真是一种大愉悦。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和极高的才情相融合，使一个人的生命有了全新的面貌。

不如意事常八九，大千先生虽蜚声海内外，但读信，知他也如此。人生总有或多或少的悲凉，有些可以诉说，有些恐怕就悄无声息地埋在心里了……

吴兵

2009.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