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是西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反思源泉，它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是众人皆知的，即使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的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学著作都离不开对罗马史的研究，至少它们的作者是熟悉罗马史的。罗马史的重要性，绝不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不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过，而是因为它曾经那样伟大而卓越地存在过。它曾涉及众多的地区和文明，包括了亚洲的近东和中东，是绕不过去的宝贵的历史存在。

内容从这里开始，而不是序言。

我们不得不问世界的开端在哪里，历史的开头在哪里？是在神话中的英雄那里，还是在编年体历史著作那里；是在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们那里，还是在帝国的揭幕人那里；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命运那里！我不知道，因为从这些开头我看不到世界和历史的结尾在哪里。

我们像历史中的任何一位过客在经历历史，我们应有信心号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并试图让它名副其实。是的，历史的开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对我们而言，我们知道我们故事的结局。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序言

第一部分 战争的荣耀

第1章 成就帝国需善结盟约

第2章 年轻人应该为战争流血，更应该贡献勇气和智慧

第3章 海洋比陆地更重要

第4章 不要相信垂涎者的调停

第5章 募兵制的益处和坏处

第6章 罗马人为商业而战

第7章 罗马人的海军力量

第8章 地形对战争的影响

第9章 战争中的军粮

第10章 战争选择论

第11章 理性的征服

第二部分 伟人的时代

第12章 在国家有难时，巾帼不让须眉

第13章 罗马的军事将才比迦太基的多

第14章 失败者也不失罗马人风范

第15章 最伟大的将军之争

第16章 格拉古兄弟之死

第17章 恺撒渡过卢比孔河

第18章 恺撒与亚历山大

第19章 小伽图之死

第20章 庞培之死

第三部分 帝国的性格

第21章 罗马人的宗教观优于希腊人

第22章 罗马人的残忍

第23章 罗马人贬低写作

第24章 罗马人的金钱观

第25章 罗马人门户之见重于雅典人

第26章 罗马的女人观

第27章 罗马人的堕落

第28章 罗马人的音乐观

第29章 古罗马的酒神

第30章 提防论辩中的愤怒

第31章 敬神与守法

第32章 僭主的仁政

第四部分 帝国的命运

第33章 成就帝国和捍卫自由是不同的

第34章 西庇阿的预见

第35章 罗马人的强盛体现于给与

第36章 罗马人对命运的看法

第37章 罗马农业政策的祸与福

第38章 罗马的侵略性金融业

第39章 罗马共和政体的风情

第40章 埃涅阿斯的传说与寓言

第41章 伟大的城市源自新造

第42章 恺撒死后的元老院

第43章 罗马共和末期的自杀现象

后记

据色诺芬《长征记》的记载，小居鲁士的军队中有一部分是雇佣兵，他们是被放逐者或是在母邦没有权利的人，他们靠出卖他们的战斗力以及掠夺来求得生存。这样的军队没有祖国的概念，他们实在是迫不得已，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战斗，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中没有更高级的情感，纯粹是原始的一些欲望而已。若说他们有忠诚的对象，那就是雇佣他们的主人了。罗马也很早就有了雇佣军，一般来自西班牙、高卢、希腊、阿非利加。在军队之中，还有敌方投降的叛军。叛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特别是罗马的叛军，因为罗马的法律对叛军的惩罚非常重，所以他们不得已拼命地战斗，以防失败。叛军和雇佣军的战斗力来自对自身的生命存亡的考虑，而正规军队虽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却不仅限于此，他们会联想到祖先、祖国、民族、自由、家庭和一系列人类珍惜的美好事物。

罗马的雇佣军是为了填补军队的人数之不足，以及战斗力之不足。连年的战争，死伤无数，当本国人口无法续增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雇佣军是很好的办法。另外，一些地域或者种族的人，特殊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们特殊的战斗技能，比如西班牙和努米底亚的骑兵是比较厉害的，而高卢人的体力是较强的。然而雇佣军和正规军是不同的，正规军能够得到将军的特别信任，而雇佣军就不可能，比如汉尼拔后期就不信任他的雇佣军，原因很简单，雇佣军只是为了金钱财富而已，而正规军则有着和将军同样的目的。

在马略军事改革之前，罗马的正规军并非任何公民或自由民都可以参加，需有一定的财产，其中拥有土地是最重要的，他们一般都是贵族。当战争结束后他们就解甲归田，继续生产活动。参军的身份要求最严格的是斯巴达人，必须是斯巴达的公民才行，而且事实上，所有的斯巴达公民都是士兵，他们的城邦是军事化的。

马略出生于贫苦的家庭，他的故乡后来又出了个人物，西塞罗。马略被称为罗慕路再世，可见他在罗马的声望，这都是他通过勇敢、忍耐、寡欲、胜利和荣誉获得的。在成为执政官之前，他是梅特路斯的财务官，像他这样的出生于平民的人，若是在以前是不可能任执政官的，执政官都是清一色的贵族世家。然而正如马略自己说的，品德并不能像财物那样能够继承，而是要自己创造。朱古达战争时候的罗马贵族已经相当堕落了，这直接造成了元老院的腐败和执政官的无能。马略能够成为执政官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也有必然的因素，偶然因素就是一位神职人员预言他会功名盖世，位至高官，这就触发了他竞选执政官的念头。必然性就在于，当时的贵族的堕落，使罗马平民非常不满，平民势力占了上风，而马略正好是他们要选的人。

马略的军事改革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元老院的不合作，他们想看马略这位大老粗的好戏，所以基本上元老院通过了他所有的提议。其中，执政官可以向全体罗马人募兵也获得了通过，当时元老院的想法是，罗马平民是害怕死亡的，肯定是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出去打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马略招募到了超过原计划的兵力。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息息相关，那些罗马平民失去了乡下的土地，作为城市居民没有实业，生活相当艰苦，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大概也就只有参军了，可是按原来的法律，他们参军的资格都没有，现在马略给了他们一个好机会。

征兵制改为募兵制之后，有很多的好处，一是兵源充足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足够的兵力，这为后来罗马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朱古达战争的同时，罗马的北面正在和高卢人作战，若没有充足的兵源，胜利是渺茫的。二是稳定了社会，那些没有职业的人都参军作战去了，罗马城里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危险人员也减少了。三是战斗力增强，这些无业人员都在社会底层吃过苦，很多人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比城市兵更能忍耐各种恶劣的环境，目标也比较单一。对于这一点韦格蒂乌斯在《兵法简述》中也有说明：“可以认为，军队的主力应由农村的兵员来补充。我说不清道理，但是现实确是：品尝过生活乐趣越少的人，越是不怕死。”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马略的兵制的改革，使改革后的军队具有雇佣军的影子。首先，在参军目的上存在很浓的经济因素，雇佣兵和平民兵都是为了改善生活，甚至说是为了出去掠夺财产找到适当而合法的理由。这从马略带着他的部队来到阿非利加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一旦登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最富裕的地方，让他们去掠夺，顺带让这些没有打过仗的人实战练习一下。按照罗马法的规定，掠夺的财物都应属于罗马，也就是要上交国库的，可是马略全把它们分给了所有的士兵。其次，在效忠的对象上，原有的正规军是效忠祖国的，因为执政官是一年一换，并且十年之内不能第二次当选，效忠将军的机会是没有的。但一旦改为募兵制就不同了，这些士兵都是由执政官自己选的，并且元老院也开始修改关于执政官的法律，马略做了好几年的执政官，先是朱古达战争，后是高卢之战，他都被任命为执政官，这就使士兵有机会并易于效忠将军而不是祖国。

纵观整个罗马史，在一切犹如尘埃落定之时，可以客观地看到募兵制的一些坏处。它首先造就了职业军队，原来的罗马士兵在战争之后回到罗马后就会做起原来的工作。募兵制之后，这些罗马士兵回到家乡若是发了些财的，也因为不善经营、或是随处挥霍，便很快又一无所有了，而在回家之前就把钱用光的也不在少数。这些人成了罗马的一大不安定的因素，他们不受尊敬，也没有土地和技能，于是便以当兵为业了，跟随他们的将军不再解甲，生死与共。于是，罗马的内讧开始了，前“三巨头”、后“三巨头”，实在就是和职业军队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元老院没有了兵权，实际的权力都在将军的手中，于是独裁者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共和国的灭亡指日可待。再另外，职业军队，特别是禁卫军，在帝国时期成了改朝换代的开关，因为他们是负责保护皇帝的，暗杀和起义他们最为方便。卡利古拉、尼禄的死就是明证。

然而，不得不说，马略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没有他的改革，罗马帝国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P28-33

我没有条件去写一部成功的罗马通史，也没有时间去写一本有关罗马的专门史。即使写了，也不会超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超过阿庇安和蒙森，甚至科瓦略夫都是不可能的。虽然“上帝在细节中”，但是本书也不会故意铺陈太多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去包裹所谓“真理”，我更倾向于把自己思考的直接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风格。在这方面，笛卡尔、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和培根都是最佳典范，而那种经院主义的写作方法，长篇巨著，只有真正的天才才有可能掌控。在密尔的眼里，整个十八世纪只有爱德华·吉本一个人做到了。更多的作家们只会在里面迷失方向，作品变得冗长无趣，作家成为不幸者。

事实上，我也不可能愿意去写一部罗马史，因为我并非为了写作罗马史而写罗马史，而是为了自己脚下的土地而写，为了祖国而写。从写作素材对作品思想的影响来说，《帝国的命运》并不是一部缺了罗马史就不可能写就的作品，但或许是一部不能令人信服的作品，罗马史只是本书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我对中国的期待，是通过思考罗马史来阐发的。

无论是在地理上和时间上，古罗马距离现在的中国都是遥远的，它们两者虽然偶尔间接地接触过，却无疑彼此都是陌生者。可如果把它们置于大脑的会议室里交谈和握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能够获得有益的内容。不仅如此，一种穿越漫长历史而来的现实联系，也需要我们的研究。

罗马史是西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反思源泉，它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是众人皆知的，即使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的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学著作都离不开对罗马史的研究，至少它们的作者是熟悉罗马史的。罗马史的重要性，绝不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不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过，而是因为它曾经那样伟大而卓越地存在过。它曾涉及众多的地区和文明，包括了亚洲的近东和中东，是绕不过去的宝贵的历史存在。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政治制度的反思和改革就不能不思考罗马史了。

但就对整个漫长的罗马史而言，我们也不能不选择它最有教益的部分，选择对中国最有补充性的历史。罗马史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王政时期，这段时期，罗马还是个小城邦，由终身制的王来统治；二是共和国时期，罗马人民驱逐了他们的王，建立了共和制度，由两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代替了原来的王，元老院的权力得到了扩大；三是帝政时期，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权力被虚化，奥古斯都成为实际拥有皇帝一样权力的“元首”，这种帝王制度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帝政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我国古代的封建政治制度是类似的，因为就人民的权力而言，状况是一样的。

一般而言，罗马帝国指的是帝政下的罗马帝国，然而就实质而言，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这个时候罗马虽然处于共和制度下，但在实力上已经可以称为帝国了。对我而言，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因为在它那里人民不拥有自由，似乎值得炫耀的只有暴力和军事成就。甚至可以说，罗马帝国只是偷窃了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实力而已。而在具有帝国实力的共和国那里，人民是自由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和贵族。所以从历史的教益的角度来看，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是最值得研究的，并且我们古代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政治制度，这就使它更具有吸引力了。本书很少涉及罗马帝国的历史，那么“帝国的命运”一词又有何指？

“帝国的命运”在这里所指的并非是帝国具有什么样的命运，而是指罗马共和国的结局，它那庞大力量的最后结果，是走向一个帝国，走向帝政制度下的帝国的命运。所以，区分具有帝国实力的共和国和帝国是必要的，这种区分中，暗示着本书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罗马共和国能够实现帝国实力；二是为什么罗马共和国最后竟然变为人民没有自由的帝国，这场转变是场悲剧，它的人民为什么愿意放弃这种自由，共和派的力量为什么无法阻止这种转变。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时时刻刻不忘这两个问题，其思考也弥漫在字里行间。

我们的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都是共和国制度，它们之间具有很多相同点，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罗马的执政官和元老院有相似之处。罗马的执政官是由元老院选举出来的，对于执政官的权力，有人民选举出的护民官对之制衡。另外，除元老院为权力的合法来源外，还有人民大会和百人团会议，有点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意思。罗马共和国还建立了一个原则，即所有的官职，必须附有被申诉权(复议权和诉权)，这实际上就使所有的权力得到限制，官员不能无缘无故地滥用权力。这就是罗马共和国政体的均衡之道，然而这种均衡的形成并非因为他们听命于一种均衡哲学的指导，而是因为他们热爱权利和自由，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的力量斗争使然。罗马共和国的政体的各项设置，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实践中磨合出来的，是一群人行为的自然结果。在那样遥远的时代，他们能创造出如此杰出的制度，不能不说古罗马人是政治天才。

可见，制度不是最重要的，其原因在于，首先制度并非万能，迦太基也是共和国，可是它不幸地灭亡了；其次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而不是制度创造了人，制度只有基于一致的信念才是有效的制度。再好的制度套在软弱的民族身上，马上就变形甚至崩塌了；相反，勇敢、勤劳、守信、爱好自由的民族能够自我生发出卓越的制度出来。所以，成就帝国实力的共和国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在于共和国制度下的政治领袖和人民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我把这些因素看作罗马成就的原因。

罗马人成就帝国所具备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是否是他们独有的？不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因素和生理基因、地理和财富等因素是不同的，后者都可以通过继承而客观的保留下来，而精神却不一样，它是个人和民族的意志所决定的，它不会因为祖先祖辈具备而具备。现在的意大利人已经不是古罗马时期的罗马人，现在的希腊人也不是那创造伟大希腊文明的希腊人了。相反，这种精神后来被不列颠帝国、美国所“继承”。然而它们能否永远“扣留”这种政治道德和精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列颠帝国已成往事，而美国也在滥用它历史上的这种政治道德所建立的信誉，这是一种危险的迹象，其民主制度能否扭转这个危险的趋势，还有待观察。我希望我们能继承这种精神，并以此为使命。

正如罗马伟大的军事家马略所说的，道德不会被继承，它不会因为你家中挂上祖先的胸像，你就会具有建功立业的祖先同样的道德。也正如亚历山大在东方征战时，曾沉思的那样，那些断碑残垣之处或不毛之地，也许曾在历史上有过卓越的名声或丰功伟绩。亚历山大要表达的是帝国命运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但却在另一个侧面说明，帝国不存在地理上的继承性，它往往崛起于出人意料之地。事实上帝国的崛起并不那么偶然，需要某种条件，那就是它的人民需要拥有古罗马人那样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

关于古罗马人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书中已经做了说明，比如理性、守信、勤劳、远见、勇敢和守纪律，等等。但是我认为这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行动主义，这是他们一系列品德的基础。罗马人敢说敢为，一身蛮力，从农夫到士兵，凡事亲历亲为。撒路斯提乌斯说：“出类拔萃者行重于言。”他们不太善于写，不空谈阔论，用行动赢得荣誉和成就。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战事、贸易、农业等实打实的事务，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诸如一些哲学问题，他们浅尝辄止。

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俄底修斯从战场回到家乡的过程中，不断地和各种力量搏斗，敌人、自然力和神力。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的埃涅阿斯也是如此，这种和自我外在力量进行斗争的精神，罗马人可以说最为优秀。他们在不利的地方建起城市，在大地上铺砌公路，在海港建起舰船，用骑兵和刀剑对外征服。在他们眼里值得骄傲的不是做了精彩的演讲，不是写了深刻的著作，而是所能缴获的战利品，金钱、奴隶、武器还有土地。

他们这种行动的力量，有时甚至是粗暴和残忍的，诸如屠杀敌人，抢夺民女的事情并不在少数。但这种行动力很少转变为乖戾和疯狂，这是很难得的一面，因为在他们的行动力中包含了控制力。他们的军队纪律良好，扎营和战斗都颇有章法。在他们某些邪恶的行为下面又隐藏着善，那就是为了祖国的利益。罗马人对祖国的爱超过亲情之爱和对神之爱，因为一旦国家沦亡，家庭就会遭殃，而他们的神也会被亵渎。西塞罗说：“祖国的利益最为重要。”

他们这种爱好行动的性格，也使他们更乐于相信实践，而不至于本本主义。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借西庇阿的口说：“你们是从小便充满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过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训，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得知识的罗马人。”他们是看不起希腊人那样依靠想象和推理所得出的国家政治原理的，在《论共和国》中，西塞罗毫不谈及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看法，虽然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著有《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可西塞罗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看法，也许在西塞罗眼里，亚里士多德的优势在于对形而上问题的见解，而不是政治实体问题的见解。在政治实践方面，罗马人更为权威，“我甚至感到，关于从埃及进口小麦的问题的平庸讨论，都使我在国家问题上所学到的多于从柏拉图的整部《共和国篇》中学到的。”

培根说，罗马是一个不受悖论左右的国家。罗马人不变的就是行动主义，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行动主义，同时我希望对罗马人的这种行动主义的说明能够有利于理解书中的内容。最后，本书不可能完美无缺，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韩满春

2009年2月12日，于北京

原本是想写一本《法律与战争》的书，在产生这个想法之前，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并且拟好了核心的思想，一是战争和贸易一样对文明的融合和交流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战争是法律进化和改革的重要动力；三是国家立法者的优秀程度取决于民族的优秀程度，国家立法者的雄心和行动应该体现一个民族的雄心，前者是后者的心脏；四是伟大的立法者能够忘记权力的诱惑，通过立法真正赋予人民权利，强大国家，并最终得到战争的检验。

在产生这个想法之后，便开始收集更多的资料，预备论证自己的想法，因为需要的材料特别多，同时因为罗马法是古代法律制度发展中的翘楚，罗马是战神之国，战争是这个国家的生命，于是决定一心一意从研究罗马史开始。随后，更多的想法泉涌而出，也就有了本书。

本书尽量避免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听令于理性、灵感和情感，需要读者更多的思考。因为它不是专门介绍罗马史基础知识的著作，况且罗马史十分漫长，资料特别丰富(在资料方面必须感谢www.gutenberg.org，onlinebooks.library.upenn.edu和en.wikipedia.org)，其各种制度、风俗、宗教和法律又异于中国，所以这本书又或许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对一些人物和事件做了介绍性的注释。

研究罗马史绝对是一个苦力活，需要很大的毅力，我一直怀疑我是否适合研究它。琐碎的日常工作又噬咬了白天的时间，只有夜晚才属于罗马史的。即使是这样，有时一个月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我常担心太多的事会侵蚀时问，也会侵蚀自己的灵魂，但还是挺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自己可能还算幸运，尤瑟纳尔在创作《哈德良回忆录》的时候比我遭遇更大的障碍，“这本书从1924年到1929年间，从我20岁到25岁之间，就已经开始酝酿，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整体地或部分地写成了。所有的手稿全部被烧掉了，而且也该烧掉……1934年，我重新开始创作。我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究。写出来并被认为是定稿的有十五页左右……1934年写的稿子只留下一句话：‘我开始隐隐约约地看见我死亡的影子。’”

当我第一次读到“我开始隐隐约约地看见我死亡的影子”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因为它准确的描述了我写作时的心境，同时也是那样地适合罗马共和国的命运。我和尤瑟纳尔一样似乎存在一种精神上的洁癖，删除不满意的文字，宁可不写，也绝不无病呻吟或长篇累牍，这种焦虑曾使我一度怀疑我是否还具有写作能力。

可是我还是写下去了，“你已经吞下那么多苦药，再请勇敢地喝下这杯毒酒吧！”我用泰戈尔的这句诗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