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找寻平衡揭示金融危机根源。

在当前混合经济模式下，强调市场、政府二者的对立失灵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通常学者们所提倡的方式是，通过以第三部门为主的公民社会来实现，通过社会的自主治理来增进社会信任，提高信息的充分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减少市场失灵可能性。本书却从多角度来分析各种失灵的可能性，从而为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美国的民间智库，兰德公司享誉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权威性。

本书是该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论述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本问题，即在经济体制的运作中，如何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

第二章　市场失灵

　市场的不充分

　市场失灵的类型

　外在性和公共产品

　递增回报

　市场的不完善

　分配公平

第三章　非市场失灵：供求条件

　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

　非市场：供求特征　

　非市场需求的条件

　对非市场行动的认知和需求

　认知和现实：一个公式的说明

　非市场供给的条件

第四章　非市场失灵：类型、根源和机制

　非市场供求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均衡

　非市场失灵的根源和类型

　内在性和组织目标

　具体的机构格言

　派生的外在性

　分配不公

　市场失灵与非市场失灵的比较

　市场与非市场之间的非营利组织

　市场失灵和非市场失灵之间的联系

第五章　非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分析

第六章　市场与非市场选择的比较：总则

　市场与非市场比较的复杂性

　比较的非经济方面　

第七章　市场与非市场选择的比较：经验的方面

　定量比较的说服力和缺点　

　微观和宏观比较

第八章　结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选择

　选择的指导方针　

　静态和动态效率

　公平性的考虑

　社会的和政治的维度：参与和责任

　政府在改善和扩展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指令性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市场力量在改善政府职能中的潜在作用

　市场和非市场体制：两难和困境

附录一　非市场需求、供给和均衡

　非市场需求函数

　非市场供给函数

　非市场均衡和非市场失灵

附录二　公营和私营服务供应之比较一览表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

1977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laith）推出了以《不确定的时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为题的电视系列片。两年以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则随之推出了以《自由选择》为题的电视系列片，以此作为对加尔布雷思电视系列片的反驳，就像在某些竞选大战中一样，尽管双方都没有把事情挑明。加尔布雷思（1977）和弗里德曼（1980）两人根据他们的电视脚本出版了畅销书，因而表明，甚至在个人的经济政策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行为也可以是相同的。

《不确定的时代》和《自由选择》涉及相同的主题：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如何产生和变化，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市场经济的力量和缺点。两本书都提供了这种分析的政策结论——市场和作为经济活动最重要调节器的政府之间的选择是基本的经济选择。也正是在这里，两个争论者之间开始出现了分歧。

当加尔布雷思按照马克思和熊彼特（Schumpeter）的传统充分承认市场的成就时，他把市场的演变和成熟等同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微观经济的无效率和社会不公。尽管加尔布雷思同意熊彼特和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显著经济和技术成就的观点，但他对制度效率和平等的评价明显地与熊彼特（1934）不同，他的观点更接近于马克思。为了弥补市场的这些不足，加尔布雷思以及《不确定的时代》认为，对形成经济稳定、效率和扩大的社会公平而言，政府政策和干预是必要的。

而弗里德曼则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传统，对市场体制的特征的评价十分不同于加尔布雷思。在弗里德曼看来，一种自主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和技术进步、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以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并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这种提高除了一些公认的例外，在分布上是相当公平的。弗里德曼和《自由选择》认为，政府的扩张超越其最小的（公共产品）功能（如防务和公共秩序，而不是邮政业）则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还约束了社会流动，并最终限制了政治自由。

有什么能够解释这两位博学的观察者有关市场和政府的巨大反差的观点呢？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支持市场的观点，是以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式为基础的，它倾向于总体经济的充分就业平衡（宏观经济），公司和个人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微观经济）。这种观点得到了19世纪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市场经济经验的支持，得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验的支持，还得到了泰国、印尼新近增强的市场化发展经验的支持。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还从下述各种现象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无数有关庞大的政府组织的奇闻轶事——这些组织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对它们的任务处置失当（如邮局、福利机构、防务和国有化的工业）；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持续的令人失望的经济记录，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干预比比皆是；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起，苏联、东德和东欧的中央计划指令性经济（the centrally planned command economies）的崩溃和肢解。

另一方面，由加尔布雷思和《不确定的时代》所代表的支持政府的观点是建立在明智（informed）、高效和人性化政府模式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政府能够识别和纠正市场的缺陷，并实现通过民主手段才达到的国家目标。这种观点与利特尔（I.M.D.Little）、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等其他人所精心阐述的正规的福利经济学的规则，以及与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阿巴·勒纳（Abba Lerner）等提出的最优经济计划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planning）相一致。这种观点得到了下述经验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段时期（至少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前，它们那时的经济趋势变得不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普遍看好的经济表现；尤其是诸如欧洲国家铁路系统（Europe’s national railway systems）那样有效的政府表现的例子；日本战后由于政府政策引导和确定目标而导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争论的双方都引日本的经验来作论据。）加尔布雷思反对市场的立场同样获得了下面有关市场的外在性（externalifies）的负面传闻的支持，如大气污染、机场噪声、广告牌和大量低质量的商业电视。

值得关注的是，加尔布雷思所思考的反对市场的观点得到了正规的市场失灵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也构成了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市场失灵理论详细阐述了市场在面对公共产品方面的各种可以预料的缺点，如外在性、日益扩大的规模效应、不同类型的市场“不完善”和即使是“有效率的”市场外部条件下也可能发生的社会不公等等，这些现象有时出现于一切市场中，并且始终出现于有些市场中。反过来，福利经济学则为政府矫正（或者至少减轻）这些有缺陷的干预提供了规则和方针。支持政府的观点还得到来自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其他人的论著的更新的理论上的支持，这些论著涉及与“关键”技术和政府支持并推动的研发有关的潜在的外在性。

相比之下，弗里德曼思考的反对政府的观点却无法指望正规的非市场失灵理论的支持。那样的理论还不存在。

因此，在对弗里德曼所赞成的支持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与加尔布雷思所赞成的支持政府／反对市场的根据和类型进行对比时，出现了有趣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在图1.1中用浅色的长方形表示，即支持市场／反对政府和支持政府／反对市场立场之间的争论往往是不平衡的，因为我们缺乏与已有的市场失灵理论相对应的关于政府缺陷（“非市场失灵”）的综合性理论。为了避免“没有什么适合的理论也无关紧要”的认识，有必要回想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的评论：“那些相信他们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干家们，常常是某些死去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极大地夸大到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抗衡。”

P1-5

尽管经济学理论已经认定市场就是一切，但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政策分析家都常常对它怀有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完全市场的优点被极力称赞，这反映在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中；而另一方面，市场明显的缺点已经在正规的“市场失灵理论”（theory of market failure）中被详细地论述。

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学家和各种经济学在阐述政府，以及政府努力纠正市场失灵的那些可以预料的缺点和失策方面更加缺乏说服力。本书试图通过提出一种分析和预测政府缺陷的框架来重新调整这种不平衡，这个框架就是“非市场失灵理论” （theory of nonmarket failure），它提供了一个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基础。

这种选择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它既不是一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的选择，也不是一种不完全市场和完全政府之间的选择；相反，它是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的不完全结合，也是两者之间的一种选择。

我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既不是要作出选择，也不是为市场压倒政府或政府压倒市场进行论证。因为那些论证比比皆是，大量的参考资料也将提到它们。与此相反，我想提出的建议是，如何对在对比市场和政府的各自缺陷（以及优点）中所使用的方法加以改进，以期有助于进行更好的评价和选择。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逻辑和分析方面，我的出发点是，对市场失灵要比对相应的“非市场” （即政府）缺陷进行更为详尽得多的分析。当然，政府肯定会受到大量怀有敌意者的尖锐批评，尤其是在政界。然而，尽管批评常常是严厉的，但它明显地缺乏逻辑和体系，尤其在经济学文献中，这种逻辑和体系长期以来支持着习惯上公认的关于市场失灵的阐释。因此，我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使对非市场失灵的分析更接近于在分析市场失灵时已经达到的水平，以此纠正这种不平衡。

本书是以前几篇杂志文章和著作章节的成果，尤其是《非市场失灵理论》，载《法律与经济》杂志，1979年4月号；《经济效率和无效率的经济学》，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1979年秋季号；《伦理和政策分析》，载《公共责任：政府官员的道德义务》一书（J·Fleishman、L.Liebman和M.Moore编，1981年）；《再论“非市场失灵”：政府缺陷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载《政府缺陷的解剖学》一书（H.Hanuach编，1983年）；《政府缺点和需求条件》，载《公共财政和效率探求》一书（H.Hanusch编，1984年）；《走向市场》，载《国家利益》，1991年。在修改和更正以前的材料以及本书所包括的新材料中，我尽力达到经济学家以及一般读者能够理解的程度。对那些修过经济学基本课程并且对诸如《华尔街Et报》（Wall Street Journal）、《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ly）和《布朗斯》（Barron’s）上的经济学讨论不陌生的读者而言，大多数讨论是容易理解的。我希望实质性的讨论也将引起专业经济学家的注意。考虑到读者的复杂性，我已经把专业性的讨论放到正文结尾的附录中，或放到章节后的注释中。

现在的《市场，还是政府》第二版作了一些修改。考虑到苏联和东欧已经发生的历史变革，这些修改与那些国家的变革有关：更新了许多与美国有关的例子和数据，并且为书中所论述的与非市场失灵理论相关的早期文献增加了一些参考资料。除了这些修改之外，1988年版的结构和论证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合理的，因此没有改变。

本书的第一版（英文1988年版）早在1994年就由谢旭教授翻译成中文，作者沃尔夫博士1993年5月在其第一版中文版前言中指出：“本书的第一版完成于1988年，先于20世纪后半叶一些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进行的持续而徒劳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民族化运动；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1991年6月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见[美]沃尔夫：《市场或政府》，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1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1994年的中文版“没有对1988年的版本进行任何改动”。

当时，沃尔夫博士“考虑到已经发生的大量变化，在本书英文版第二版中将进行某些修改”。本书就是根据1993年英文版第二版翻译的。至于两个版本的异同，读者可参看沃尔夫博士的说明：“现在的《市场，还是政府》第二版作了一些修改。考虑到苏联和东欧已经发生的历史变革，这些修改与那些国家的变革有关，更新了许多与美国有关的例子和数据，并且为书中所论述的与非市场失灵理论相关的早期文献增加了一些参考资料。除了这些修改之外，1988年版的结构和论证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合理的，因此没有改变。”（见本书前言）谢旭教授对本书第二版的翻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认为，沃尔夫博士所阐述的问题和解答，对我们分析和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有现实意义。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后，他慷慨应允我可以使用他先前的译文。因此，本书的许多译文参照了谢旭教授的译本。

本书译文中给有些关键概念标注了一些注释，主要参考了下列一些著作：[美]曼昆著：《经济学原理》（上、下册），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版；鲁照旺著：《政府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英]杰夫里·怀特海德著：《经济学》（第十五版），王晓秦主译校，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6月版，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等。在此，向上述著作的著译者表示感谢。

对重庆出版社的编辑给予我们翻译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译文中的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陆俊

2006年9月11日

本书主旨是说市场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但好的市场需要政府来制定规则。

——经济学家 易宪容

沃尔夫指出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手缓解，效率低下需要市场竞争刺激。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都是重要角色，中国不能从计划经济教条转向市场经济教条，两个极端都是有害的。

——经济学家、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首席新闻评论员 钮文新

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在发挥效用的同时，都有着自身基因所决定的缺陷，市场失灵和非市场失灵都可能发生。在《市场，还是政府》中，沃尔夫用“不完善的可选事物间的抉择”回答了困扰经济学家多年的问题，也给迷雾中的美国经济一个指示。

——《哈佛商业评论》

在当前混合经济模式下，强调市场、政府二者的对立失灵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通常学者们所提倡的方式是，通过以第三部门为主的公民社会来实现，通过社会的自主治理来增进社会信任，提高信息的充分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减少市场失灵可能性。沃尔夫却从多角度来分析各种失灵的可能性，从而为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