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百年来各种历史人物的梦想和挣扎，还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我们能看到伸展中的历史洞察努力拓宽的现实视野，还能发现新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

本书通过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革历程的梳理，剖析现代中国的国家性格，中国的价值观以及中国的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转方式的形成过程，并由此展开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入思考。是当下不多见的时政思想檄文。

本书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时代，还有对未来岁月的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更深刻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 的无可质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致谢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自序：历史的意识

第一部分　追寻现代中国

　第一章　帝国的崩溃

2月的崩塌

组织的退化

落后于腐败的挽救

　第二章　脆弱的新政

日俄战争之后

紫禁城内的“新政”

不可避免的失败

新力量的崛起

　第三章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

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被忽略的失败努力”

激进变革的历史性胜利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最后的孙中山

第一个大总统

不断革命

同父的遗产

1925：苦闷的象征

信仰基督与儒家的蒋介石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并非偶然的失败

“台湾式的现代性模式”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

孤立中的和平努力

浪漫主义的贫穷、混乱与傲慢

110年之后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谁是毛的真正继承人”

复出

重组中的世界

　　故事仍在继续

　　史景迁眼中的邓小平

第二部分　重新想像中国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一块看得见的新大陆”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市场与技术的革命年代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大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

新兴力量的出现

共同推动的力量

发出新芽的传统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费孝通那一代

　 大学的幻像

　 丢失的传统

　　《大公报》的立场

　　追求受人尊敬

　　责任让位于利润

　　不一样的乡愁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我曾是个dot-commer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

泡沫之后的幸存者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脆弱的全球雄心

大师，还是巫医

除了杰克·韦尔奇，你还有别的榜样

商业的崛起社会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转变中的富人角色

转型年代的商业精神

商业革命的意义

清醒地面对现实

让我们谈谈未来

坐标的意义

我们的镀金年代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

压抑的狂欢

　　环境与社会的崩溃

　第十三章 变化的三年

2002年：跨越单一思维

重思中国奇迹

2003：中国有几副面孔？

2004：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经济决定一切的年代

越来越大的阶层反差

一切都变得那么碎片化

第三部分　告别历史的假期

　第十四章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

传统在矛盾中延续

更贴近的参照

150年的比邻竞争

中日都面临观念的变革

已经变化了的日本

“了解那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第十五章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幼童的悲剧

“最年轻的列强”

曾经的黄金年代

　　“去游行，去签证”

　第十六章　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

　 美国的传统

　 政治、商业文化的变迁

　 我们的世界

　第十七章　真正的国家实力

如何评定国家实力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

为未来做好准备

告别历史的假期

中国的假期有多长

加入全面全球化

　第十八章　尚待成熟的国家

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

可疑的成就

一桩家庭事件

后记：热情的幻象

日俄战争之后

俄国在1905年令人羞辱地败于日本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加强他的专制。他在该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国家只有保留它过去的遗产，它才能够强大和牢固。”在这个喜欢运动、热爱家庭的统治者看来，公众抗议的高涨不是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信号，而是需要恢复极端的专制制度的信号。战败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世界，在1904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他对自己的内政部长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会很乐意地放弃这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1905年的日俄战争堪称20世纪的序幕，它最终促成了沙皇俄国的溃败，并引发了1917年的红色革命，这场革命进而影响了一半的世界；同时，它又提供了东方国家战胜西方国家的案例，激发了后来者无穷的想像力——只要变革得法，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可以赢得尊敬。当时16岁的尼赫鲁正处在从印度到伦敦的旅程中的最后一段，他后来回忆说，“在多佛开出的火车上读到对马海峡日本海战的大胜利，我的心情非常之好。第二天恰好是德贝赛马日，我们去看了赛马”。日本的胜利也鼓舞了孙中山，他认为这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甚至“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对立宪的迷恋在1905年夏天的北京达到了高峰，立宪的日本战胜了独裁的俄国。一位旧式文人的评论代表了当时流传在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日本在十年前战胜中国，不一定是因为变法，但现在它对俄国也取得胜利，那么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1905年6月4日，日俄战争结束的前夕，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书，要求立宪。

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1905年的确比191 1年更有分水岭的意义。改革仍在加速，鉴于立宪已被从宫廷到地方视作解决种种问题的“万灵药”，清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夏天派遣五位大臣前往国外考察，但启程时所遭遇的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却无情地表明，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已经开始。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低潮期似乎正在过去。但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为，如今可能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

中国进行立宪考察的代表团最终还是在1905年12月前往日本、英国、美国、德国与法国，8个月后返回，13位老绅士（年纪最大的82岁）起草了政治报告，所有的成员都对外语一窍不通。不管怎样，慈禧决定从1906年开始着手立宪改革，1908年时，朝廷还宣布了为期9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准备将于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而国会将于1917年召开。伟大计划的制定者们多少相信，既然日本用9年的时间（1881年至1890年）完成了立宪，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紫禁城内的“新政”

历史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清朝的危机自1840年始，然后一路狂奔到1911年革命的发生。事实上，这其间尚有“同治中兴”，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它甚至使清帝国恢复了某种信心；而发生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或许也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必然失败”，如果康有为再增加些政治技巧，如果没有盛传将邀请伊藤博文参与变法，它即使无法获得明治维新式的成功，也至少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戍戌六君子的血迹已被八国联军带来的新灾难所覆盖，义和团运动标志着中国排斥外敌的最后一次悲壮努力，即使神仙相助，这些英勇的中国人最终还是发现他们的肉体抵挡不住马克沁机枪。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清朝政府最后的信心也崩溃了，他们曾暗暗帮助拳民，期待他们可以教训一下洋人，却招致了逃离北京的颠沛流离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泰晤士报》记者乔治·E.莫里循发现慈禧在1902年2月接见美国公使夫人时，“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这种内心骄傲的崩溃也同样笼罩着普通中国公众，北京的一名原是义和团的车夫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耶稣与圣母玛丽亚。

慈禧太后在1901年狼狈地回到北京前就开始着手的改革，表明她代表的保守力量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而此刻已经咄咄逼人了几十年的列强也最终承认，中国庞大得不能被任何国家独占，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有利于他们更保险地获取利益，在这里开设银行、采矿、架铁路，接通4亿人的市场才是关键所在。几乎在所有方面，清政府在1901年至1911年10年新政中的措施都超越了百日维新，改革的触角伸到了军事、政治、商业、法制、教育等主要方面。1905年甚至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几乎是清政府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宣言。历史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中将之比作1861年的俄国废除农奴和1868年日本的废藩，它们标志着与旧制度的根本决裂。在接近1500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一直是维系庞大的帝国运转的核心机制，它缔造了精英阶层，带来社会的流动，提供文化与道德上的价值信仰——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多年的关键。它的中断表明了这个体制的彻底运转失效，而人们也将很快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很快地替代它。罗兹曼相信20世纪中国所遭遇的机遇与挑战都与此有关：它让中国人在探索社会问题时大胆转向了外部世界，它致使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并带回了各种新观念与新力量；它割断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它既加速了中央官僚体系的腐败，又为未来的军阀割据提供了基础；它导致了地方资源的再分配，地方的领导者由那些曾经的中国绅士逐步蜕变成“劣绅”；它阻碍了社会流动，使城市与乡村间的界线被固定，社会的整合能力减弱了；它还引起了文化上的中断感……

不可避免的失败

以立宪为代表的清末改革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在那场变革失败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对此仍兴致盎然并争论不休。变革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它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较量。如果变革发生在1898年，它拥有舆论的广泛支持，它的领导者中仍有李鸿章、张之洞等老一代与康梁这样的新一代精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也仍弱小，它或许仍可能成功。到了1905年各种元素都已经改变了，领导新政的人，皆是曾经的保守派，变革是他们的权宜之计，并很快就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借口，伴随着慈禧与光绪在1908年的先后离去，变法几乎沦为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它在满人与汉人、中央与地方间残酷地进行着，张之洞在1909年的去世标志着那一代仍拥有传统道德力量与才华的高级官员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无能之辈彻底占据了官僚体系，保持与扩大个人权力成了这个体系惟一的努力方向，新政日趋名存实亡。同时，社会变得更加动荡了，在1901至1911年问，各地发生的民变超过了1300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其中又有抢米、抗税、兵变、农民起义这样的传统王朝溃败前的混乱，又有学潮、工人罢工、冲击洋人教会这样的新事端……

像很多失败的改革一样，这些三心二意的末世改革者幻想挽救自己，却激发了更多的矛盾，塑造了更强大的敌对力量。在一种衰败的制度中，被强行植入的新事物，往往不会使腐败获得新生，而是迅速沦落。新政一连串的举措到了具体执行时，早已走形得不成样子，它们不过为官僚体系的腐败提供了新的借口。一位民间的知识分子在1910年时说，新政不仅没有自救，反而已明显加速了混乱，“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事端”。历史学家陈旭麓后来总结说：“新政增加了捐税，因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对立面；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因而造就了成批的反封建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结果却铸成了把枪口指向王朝的武装力量。”

P14-17

自序：历史的意识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作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像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110年，从1894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是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又是如何运转的……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20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地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的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热情的幻象

在书稿最后的审校阶段，我不大情愿地重读了它。它的不足之处经常让我脸红：言辞的粗糙、重复，逻辑的不严密，武断的结论……倘若不是阳继波的鼓励，我恐怕没有勇气把它真的付印。

如果硬要找它的可取之处，或许是它真实地反应了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那是一个中国迅速卷入全球市场，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商业力量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的年代。也是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自身的历史意识开始觉醒的年代。

这种变化既粗糙喧闹，又充满了希望。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社会正在形成，思想更独立、健康的一代人也正日趋成熟。而我正是这年轻一代人的一分子，刚刚走出校园，就获得了一份可以在一张报纸上纵论中国与世界的机会，雄心勃勃的要充当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联接者。不可避免的，我的语调中洋溢着我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的共同造就的乐观、庞杂混乱、热气腾腾和浅薄……

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我发现历史的进程比几年前想象的复杂得多。原有的乐观情绪，正不断转变成审慎和怀疑。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变成一名嘲讽主义者。很多时刻，在幻象消失的时刻。改变才真正开始。

这里有一百年来各种历史人物的梦想和挣扎，还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我们能看到伸展中的历史洞察努力拓宽的现实视野，还能发现新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

——吴思

这本《醒来》是作者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他出版于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吴晓波

这本书再次证明了许知远的确是今日中国最具宏观视野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渊博的学识，清醒的洞见，全部化成娓娓道来的故事；既是中国重新定义自己的故事，也是一个青年搜寻自我定位的思索历程。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