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已经成了今日高科技的象征、投资者的热土，也成了全球经济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里，一座比一座风格更加超前的大厦突兀而起。虽然马路越拓越宽，但塞车似乎是一道永远割不断的风景线。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性大公司的LOGO以及各类高新技术产品的广告纷纷挤进这里，奇幻迷人。

在这里，有“联想”、“方正”、“同方”、“新浪”等中国一流的高科技企业。许多世界级名牌大企业都在这里抢市场、抢人才、抢商机。被冠以“IT精英”、“知识英雄”、“知本家”的著名科技企业家，大多在这里掘到了第一桶金，为日后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耐人寻味的笔触介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核心地带，林立的大厦遮掩着三座陈旧低矮的楼房。达三座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当时被称为“特楼”。这里曾经居住过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赵九章、王淦昌、郭永怀、杨嘉墀、汪德昭，等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就有6位曾居住在这里，而“两弹一星”的三位挂帅人物：钱学森、钱三强、赵九章，都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此外，中国现代科学的许多奠基人、开拓者，一代宗师如赵忠尧、秉志、贝时璋、童第周等，也是这里的住户。当作者轻轻撩开了历史的面纱，淡淡的香墨溶化了风干的记忆，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可敬、可爱，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科技、教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耐人寻味的笔触介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巡天篇

钱学森  腾起东风

赵九章  星星的梦

杨嘉墀  力扛千斤

陆元九  把握航向

屠善澄  不舍昼夜

超能篇

钱三强  为国争强

何泽慧  华夏居里魂

赵忠尧  为祖国装上加速器

杨承宗  坦荡无私欢笑多

郭永怀  不陨之星

王淦昌  敲开核大门

张文裕  情系高能物理

王承书  科学之梦

问海篇

汪德昭  构建水下长城

撼地篇

陈宗器  大漠之魂

尹赞勋  甘当碎石铺大道

李善邦  空山研妙理

顾功叙  揭地球之秘

傅承义  力逐地震波

黄秉维  呵护地球

炼石篇

叶渚沛  求实求真何惧压

柳大纲  情系盐湖

梁树权  毫厘大观

郭慕孙  可贵的“三心”

陈家镛  无火炼真金

长青篇

钱崇澍  品格如松

秉志  学贯中西

陈焕镛  为草木寻亲

戴芳澜  凛然正气胸襟宽

童第周  妙手出神奇

蔡邦华  治虫圣手

邓叔群  铮铮傲骨

贝时璋  用生命探索生命

陈世骧  给昆虫续家谱

无穷篇

熊庆来  惜才育才真伯乐

思想篇

罗常培  大师称他为“大师”

吕叔湘  为语言“立法”

顾准  真正的思想者

未结束语

安家中关村

金秋时节是丰收的季节，钱学森等一批海外学者的归来，对中国来说，却意味着播下了科技大丰收的希望。钱学森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他和家人搬进了中关村14楼的住所后，陈赓将军不无遗憾地说：本来想把钱先生拉到部队里来的，可是没想到科学院行动这样快，早把钱先生的职务和房子、班子都安排好了。

14楼的房子可能比不上美国的别墅那样豪华气派，但这里有着家的安宁和温馨，起码不用担心FBI的人员突然登门，或是移民归化局的官员贸然“拜访”。这里没有香艳的玫瑰，却有一排排充满生机的钻天杨。这里没有一样东西称得上“豪华”，却让人想到了那脍炙人口的名句“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诚如钱学森的故乡有一句民间谚语——金屋银屋不如自家草屋。

北京对钱学森来说并不陌生，他幼年就随着父母从上海迁到北京，那时他们住的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这里有四梁八柱的青砖瓦房，有挂着铜门钹的大门，有海棠树和金鱼缸，充满了和谐与安宁的气氛。就是在这个家中，他和许多儿童一样，望着皓月星空，萌生了飞天的梦想，开启了他渴求知识的欲望之门。在这里，他从一名充满稚气的儿童成长为一名憧憬科学的少年。走进中学大门之后，又对音乐、美术、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就是在这个四合院里，他结识了多才多艺、聪慧美丽的蒋英。

在钱学森赴美国求学、工作期间，蒋英在德国、瑞士学习音乐达12年之久，成了著名的歌唱家。此后，不仅是缘分，更重要的是志趣，把这对有为青年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一段“青梅竹马”的佳话，有了这个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家。

正因为钱学森从小生活在北京，因此，当他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在力学所作学术报告时，竟让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惊讶不已。他们原以为钱先生会用一口流利的英语，给他们讲如何让火箭和导弹上天，那他们可就如听天书一般了。因为那时大学普遍学习俄语，学生们的英语，尤其是听、说能力很差。钱学森很体谅他们，因此才特意用北京话为他们作报告。那时，许多英文专业术语都没有译成汉语，钱学森为了能讲清楚这些名词术语，可没少费精力。

和钱学森为邻的人们说，走进钱家，最显眼的特征就是一架三角钢琴了。那时，在三座特楼中，有不少家庭都有钢琴，可是三角钢琴却寥寥。那是钱学森送给蒋英的结婚礼物。当年美国政府为阻挠他们回国，扣押了钱学森的许多东西，也包括这架三角钢琴。这是他们视若生命的珍品，岂容亵渎！钱学森和蒋英据理力争，终于把钢琴夺了回来。从此，这架钢琴就一直陪伴着他们，它不仅为蒋英的歌唱伴奏，更为他们倾诉心声，抒发情感。

中关村离颐和园、香山都比较近。钱学森也会忙中偷闲，趁着地利之便，携家人一道畅游于湖光山色之中。有时，他还会和住在特楼的朋友一道去游览。

安家中关村之后，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了艺术指导，并举行过归国后的第一场音乐会，以后又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那时，路过14楼的人们，如果运气好，能听到蒋英那优美的琴声和动人的歌声。

对邻居的孩子们来说，钱学森家最有特点的是书，他的孩子有许多从美国带回来的精美科普读物，邻居的孩子们常来借阅。现在我们常常讨论如何培养出具有世界水准的科学人才，有人说要建一流的大学，有的说要建一流的科研和教育体制，这些话都有道理，但美国不仅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也出世界一流的科普读物。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否也值得研究一下？

那时，中关村的许多科学家都参与国防科研任务，三座特楼里的就更多了。在他们的家庭中，男主人经常出差，他们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仅不会告诉妻子具体任务，也不说到哪里去，至多只说“到北边去一趟”，或是“到南方去几天”，意思是要准备合适的衣服。更要命的是，他们常常连去多长时间也不说，那时的长途电话很不方便，更何况电话号码也常常是保密的。试验基地大多地处偏远，鸿雁难达，即便偶然有一封信，地址也是某某信箱或是同样用阿拉伯数字做代号的某某部队，根本看不出发信地址。妻子儿女只能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地盼望亲人早日归来。后来时间长了，她们也能表现出“安之若素”的神态了，可那心中的惦念又何曾减过一分？

既然男主人经常出差，女主人往往也是单位里“挑大梁”的人物，那就必须找一位能干的保姆，因为这个家就要撂给这位“守土有责”的保姆了。可找保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钱学森为找保姆的事，就很头疼了一阵子。郭永怀和钱学森是师兄弟，又是情投意合的好朋友，他的夫人李佩教授不能不顾钱家的困难。她四处寻访，总算找到了一位忠实可靠的人选，不过在向钱学森介绍情况的时候，李佩还是歉疚地说：“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识字，恐怕会带来很多不便。”不想钱学森一听，连连说：“不识字好！不识字好！”

李佩先是一愣，很快又省悟过来，可不是，不识字就看不懂钱学森的文件、信件以及一切有字的东西。虽然那时有严格的保密规定，绝密文件不准带回家，可是因为钱学森的工作性质和他担任的职务，家里不可能一点机密的东西都没有。有一个既忠实可靠又大字不识的保姆，钱学森起码可以不担心机密从这条渠道外泄了，于是钱学森和李佩都会心地笑了起来。无独有偶，钱三强同何泽慧在找保姆的时候，也把“不识字”当作入选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他们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到现在，何泽慧谈起此事还乐呵呵的，好像又发现了一个“四分裂”。

P4-7

名人聚集的中关村“特楼"

(代序)

“中关村”已经成了今日高科技的象征、投资者的热土，也成了全球经济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里，一座比一座风格更加超前的大厦突兀而起。虽然马路越拓越宽，但塞车似乎是一道永远割不断的风景线。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性大公司的LOGO以及各类高新技术产品的广告纷纷挤进这里，奇幻迷人。

在这里，有“联想”、“方正”、“同方”、“新浪”等中国一流的高科技企业。许多世界级名牌大企业都在这里抢市场、抢人才、抢商机。被冠以“IT精英”、“知识英雄”、“知本家”的著名科技企业家，大多在这里掘到了第一桶金，为日后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中关村也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到这里来圆梦——就业梦、创业梦、发财梦，以及种种灰姑娘的梦、青蛙变王子的梦。

不必讳言，这里也有靠炒作CPU和内存条发家的暴发户；有开着大奔驰去银行贷款，却开着小奥拓去交税的“精明老板”；有善于“Remake”(造假)的奸商和屡禁不绝的盗版光盘小贩。

“中关村”犹如一尊千面造像，不同的视角可发现不同的“中关村”。

当人们目光如炬地盯着中关村地皮的价格时；当“电脑玩家”们关心着在摩尔定律掌控下，CPU的速度又提高了几倍，价格又降低了多少时；当各类媒体津津乐道地传播着中关村近似神话的“致富经”时；当学者们津津有味地考证着“中关村村址”和“中关村核心地带”究竟在哪里时，是不是也应当探讨一下，中关村最宝贵的是什么？

中关村最宝贵的，当然不是那些浮艳有余内涵不足的大型商厦，更不是那些暴发户、奸商和假冒伪劣产品，它们只是中关村施得太浓的脂粉和早晚要去除的痈疽；中关村最宝贵的甚至也不是地皮和楼盘，不是名声赫赫的大公司和那些“有品牌效应”的“高科技产品”。

中关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当年曾有一批把知识、智慧，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科学家，他们才是中关村的“根”，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为此，我们要追溯到稍微有些遥远的20世纪50年代……

(一)

现在的中关村早已不像个村了，而50年前的中关村又太像个“村”了，路边有飞着蝴蝶的菜地、鸣着蛙鼓的稻田、野兔出没的草丛、藏着断碑荒冢的松林。

当年，就在这样的“村”中，中国科学院建起了一批现代化的科研大楼，以及一排排灰色的三四层的住宅楼。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们确实简陋，可在那个时代倒意味着现代化的宏图正在展露。为了安置海外学成9了来的学者和著名科学家，中科院在中关村核心地带，建起了三座“高研楼”，编号是“13”、“14”、“15”。当时，它们被称为“特级楼”(此外，还有“甲级楼”、“乙级楼”等称号)，俗称为“特楼”。

在这三栋素面朝天的灰色楼房中，曾经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赵九章、杨嘉墀、赵忠尧、张文裕、童第周、邓叔群、秉志、尹赞勋、吕叔湘、顾准……我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人文科学诸领域第一流的大家。在23位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就有6位曾在这里居住；首倡“863”高科技计划的四名科学家中，有两位也曾在这里居住。直到现在，百岁寿星贝时璋院士仍住在这里；何泽慧院士、李佩教授也还在守护着她们曾经的那个家。

如果去细细寻觅一番，我们会发现这里的主人公中竟有那么多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可惊可叹的故事，是值得镌刻在中国科技发展里程碑上的宏伟诗篇，也是一曲曲传之久远的壮丽颂歌。在中国，恐怕很难再找到“含金量”这样高，名人“密集度”如此之大的建筑了。  (二)

解放初期，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迫切问题就是求发展。被连年燹火严重毁坏，、本来就很薄弱的工业要发展；刚刚经过土地改革的洗礼，仍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的农业要发展；在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显得单薄无力的国民教育要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犹如一根神奇的杠杆，必须用它撬动旧中国在岁月的风雨中已经被锈死了的车轮，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第一推动力。但是，这根杠杆需要一个支点。

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基本是由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组成。不仅人员少、设备差，而且学科严重不全，除了地质、气象、生物等学科有一点老底子外，新兴的科学，尤其是当时被称为“尖端科学”的原子能、电子学、自动化等，基本是一片空白。要开发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人才奇缺是首要矛盾。但是，没有梧桐树，怎能栖凤凰；没有能够安放仪器设备，让科学家可以潜心工作的现代化研究机构，即使有了人才也没有施展的余地。因此，中国科学院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选择一个有足够发展余地的空间，当时叫做“永久地址”。那时的中科院领导都曾为此事操心费力过。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当时的党组书记张稼夫和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桢，都曾亲自带人实地踏勘。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的钱三强和分管基建的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陈宗器更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梁思成是当时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拿出一个方案：把科学院新址选在黄寺一带，这里正处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前门、端门、午门、故宫三大殿、景山万春亭和钟鼓楼等重要古建筑和新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都在这条线上。梁思成素来重视保护北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建筑。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条金线，只有最重要、最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才可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多年后，张稼夫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幽默地说，梁思成的方案好似建“魁星阁”。“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是中国民间传说中专司点状元的神。他单足立于鳌头之上，一手持斗，一手执笔，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供奉魁星的场所自然就成了“魁星阁”。旧时，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魁星阁”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被建在显要的位置，以示对文化和人才的重视。梁思成当然不会真的把科学院当成魁星阁，但是他肯定希望新中国重视科学，希望中国的科学有一天能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这就是梁思成要把科学院新址选择在中轴线上的良苦用心。梁思成的选址方案立刻得到了北京市长彭真的批准。彭真当然明白立于中轴线上的建筑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这也说明新中国领导人对科学何等重视。

应当说，梁思成的方案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我们今天站在景山的万春亭，沿中轴线向北眺望，就会看到一片金瓦红墙的建筑群，人们会指着它们说：“看，那就是中国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可惜，当时新中国家底太薄，经过实地勘查和测算，发现在黄寺建新址需要的资金量实在是太多了。对于急迫地要发展壮大的中国科学院来说，施工量太大，工期必然会拖得很长，而那时的口号是“要和时间赛跑”，形势不允许科学院为建院花这么多的时间。几经调研，反复斟酌，最后才选定了现在的中关村地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交通条件和电力条件，使基本建设和以后的科研工作迅速走上轨道。更重要的是这里靠近北大、清华和正在建设的“八大学院”，人才济济，是个“聚人气”的地方，吸引人才，搞学术交流都很方便，设施也相对完善，很容易形成一个科学中心。这个方案报到中央，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具体落实还要通过北京市。北京市政府毫不吝啬，将大泥湾(黄庄附近)以北、成府以南的4500亩地一并划给了科学院。

1951年底，中国科学院首先在保福寺北侧开始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大楼，近代物理所就是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标志，这个当时被人们称为“科学城”，现在则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便开始崛起。为了建好这块科研基地，中国科学院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建筑委员会”，三位副院长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分别任正副主席，委员由严济慈、梁思成、张开济等二十余人担任，钱三强、曹日昌任秘书。可谓阵容强大，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三)

现在，“中关村”三个字几乎就是“高科技”的标志，更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关村热”的推动下，近年来，考查中关村文化和历史逐渐形成潮流。仅仅关于中关村的来历就有不下五种版本：一说，这里原本是永定河的故道，有一个河湾，河边的村子叫“中湾村”，即后来的“中关村”；二说，慈禧老佛爷前往颐和园，中途要在这里休息，因此叫“中关村”；三说，“中官”即“忠官”，这里是埋葬“忠官”(即“忠臣”)的地方；四说，清朝有一个大太监死后葬在这里，太监又叫“中官”，这里便叫“中官坟”，因为“坟”太难听，便改叫了“村”；五说，清朝官员要到颐和园见“老佛爷”，因那时交通不便，只能在中途宿夜，第二天再赶到颐和园去，而“中官”即是官员们中途下榻之处。

但是，以上种种说法或缺少文字记载，或缺乏田野考察的实证，或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关于“中关村”的来历，地理研究所的丘宝剑先生认为，“中关村”这个地名竟出自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小失误。

1953年10月，由丘宝剑率队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迁进了在中关村的新址，具体地点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行政楼。编辑部要联系五湖四海，需要尽快印制一批信封和信笺。那时，这一带只有“保福寺”、“蓝旗营”、“大泥湾”等地名，可是这些地名对于编辑部所在地来说，都不精确。在信封和信笺上印什么地名呢？负责信封信笺印制的是一位姓袁的行政干事，他正在发愁，有人看到离编辑部不远有一个卖杂货的小店，墙上用石灰写着“中官屯”三个大字，就对袁干事说：“就用这个‘中官屯’吧！”可能是袁干事并没有注意到墙上的字，又误把“屯”听成了“村”。就这样，印好的一大批信封上，《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的办公地址就成了“中关村”。也有不少人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还看到过残留下的老土房墙壁上，用白灰写着“中官屯”三个大字。还有人在现在的中关村第二小学附近看到过一个小小的碑，上也刻着“中官邮”三个字。“屯”是“村”的异体字。照此说法，倒有可能是袁干事只搞错了一个字，把“官”写成了“关”。当时，编辑部本不想用这批信封，一个地理杂志的编辑部，竟把自己的地址都印错了，岂不贻笑大方？可那时“三反五反”运动余波未平，“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么多信封都毁掉，“浪费”的罪名谁来承担？于是只好将错就错。从此“中关村”这个地名就飞遍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有时，“错误”会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戏剧家不是就爱用“误会法”制造矛盾和冲突吗？中国民间更有不少乱点鸳鸯却配成良缘，错写一字却传为佳话的故事。当年那个小小的失误，也有这种喜剧效果。科学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可是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有哪个关心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关村”总比“中官屯”或“中官屯”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发生了这样的错误，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科学院逐步扩大，其范围已经扩展到了蓝旗营、保福寺、黄庄等地，“中关村”也就成了一个泛指中国科学院的“概念”，而不再是那个小小的，难以找到原坐标的“中官屯”了。

由此可以看出，“中关村”的地域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至于现在，就连昌平、大兴的部分地区也属于“中关村科技开发区”了。本书不是考证中关村历史地理的专著，讲这些闲话无非是提供一点线索，以飨对此有兴趣的读者。

(四)

中关村建起的第一座楼是原子能所的前身——近代物理所的科研楼。与此同时，还建起了一座座灰色的三四层住宅楼，其中就有三座三层的“特级楼”，这是为了体现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而建的，俗称“特楼”。这三座楼的格局像一只展翅北飞的鸿鹄，14楼居中，犹如头部和身体，左有15楼右有13楼，如展开的双翼。

三座特楼中，14楼房间面积最大，而且厕所和浴室是分开的，互不相扰，它也是三座楼中唯一有木地板的楼。不过，14楼的结构却是三座楼中最差的，进门就是一条通道，房间对称地排列在通道两旁，活像大学生宿舍的“筒子楼”。客人进门，往往会裹足不前，因为不知道应当进哪个房间，也有自信心比较强的见门便入，结果竟走进了厨房。

13楼和15楼是一对孪生姐妹，结构、布局完全一样，比14楼的通道式结构要好，但地面是红色的水泥地。三座楼的厨房都有一个很大的镶着白瓷砖的灶，烧的是煤块，余热可以用来烧水洗澡。厨房和卫生间的灰色水泥地和水泥墙上裸露着纵横交错的管道，连现在“经济适用房”的装修都比它们强。虽然如此，在“一穷二白”的年月里，仅仅那只浴缸就足以证明它是高档住宅了。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把几十个人泡在一个澡塘里洗澡当作享受。

在那个年代，每到夜晚，14楼前都有荷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离三座特楼不远，还驻有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战士班。可见，三座特楼的分量有多重！

(五)

犹如一位天真的村姑要变成一位学识渊博的女学者一样，中关村从“村”转变为“科学城”有一个艰难而又令人振奋的过程。 三座特楼刚刚建成的时候，许多配套设施都还没有建起来。再说，当时中关村正在大兴土木，有些事，有关部门一时也顾不过来，或者根本想不到。三座特楼和周围的一些居民，面临着许多困难，没有商业网点，没有幼儿园和学校，甚至有了急病却没有医院……

要把“家”的事情办好，让科学家们安心地建功立业，光靠领导的关心、女主人的能干还远远不够，更不是有了保姆就万事大吉的。李佩教授当时担任“西郊办公室”副主任，这是当时中科院管理中关村地区的机构。在她组织下，吕叔湘的夫人、赵忠尧的夫人、赵九章的夫人、邓叔群的夫人、梁树权的夫人组成了“家属委员会”，许多有关生活上的事，卫生、学习、安全、子女教育……都由她们担当了起来。这个全部由院士夫人组成的家属委员会可能是中国档次最高的家属委员会了。在西郊办公室和家属委员会的努力下，中关村建起了幼儿园、医务室和中关村地区最早的小学校——保福寺小学，即现在的名气很大的中关村第一小学。那时，中关村没有医院，为解决中关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还建起了一个医务室，不过医生很难找，最后终于请到了一位已经退休的沈大夫。当时他正住在10号楼的女婿家，他的“乘龙快婿”就是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863计划”的四位首倡者之一——陈芳允院士。到了1960年，在科学院的关怀下，又建起了中关村医院，中关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才有了很大改善。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三座特楼周围的环境也大为改观。13楼前栽着一片桃林，每年春天就绽放出红色的重瓣桃花。15楼前是一个苗圃，春天来到时，叶绿花红，一派欣欣向荣景象。60年代初，科学院在张劲夫副院长的号召和亲自带领下，又在中关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绿化活动。过去14楼虽然正对小区大门，却只有几排杨树，张劲夫副院长亲自带领科学院的员工，在这里栽树种花，郭沫若院长也曾来此种了一株雪松，给中关村增色不少。

那时，这里有过许多难忘的日子，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经到这里为科学家献艺，许多科学家都争相观赏，这在当时是一桩盛事，给大家带来许多欢乐。

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也曾带中央乐团到中关村演出，许多科学家都酷爱音乐，于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纷纷跑去欣赏。李德伦大师指挥乐团演奏的中外名曲，给这些平时忙得连家事都顾不上过问的科学家带来的精神愉悦，岂是“欢乐”二字能了得的？

那时，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傍晚，平常忙于工作，“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科学家们，全家出现在楼前，不是开Party，而是出来打扫卫生、美化环境。科学家们对环境卫生和公益活动都很重视，再忙也要参加。何况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来往，这也是邻居们见面的好机会。此时，这些名声赫赫的大科学家们身着旧衣，有的包着头、有的戴着口罩、有的套着袖套，打扮得“土头土脑”的，纷纷来到楼前，或执帚、或挥铲、或灌园、或撮土、或洒水，忙得不亦乐乎。扫除完毕，大家免不了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孩子们则嬉笑打闹，甚是快乐。现在这些老住户回想起来，仍然津津乐道，觉得那真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1964年10月的金秋时节更是难忘的欢乐时光。王淦昌、郭永怀为了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已经在大西北的试验基地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一声“起爆”的命令，整个世界都在巨大的爆炸声中震颤着，在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的闪光之后，一颗巨大的红色火球翻滚着、升腾着，似千万条火龙在追逐，渐渐地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更像一只巨臂向苍天挥起巨大的拳头，宣示着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在核威胁和核讹诈面前，再也不是赤手空拳的了。

看着这激动人心的景象，王淦昌激动地拍着手跳了起来，他兴奋地说：“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也许，这语言太简单了，可是他的喜悦，又有什么词汇能准确地表达呢？

看着这激动人心的景象，郭永怀脸上带着胜利的笑，眼中噙着喜悦的泪，身体却瘫软了下来，他太累了。

那天《人民日报》则用特大号字套红发了《号外》，北京的街上，到处都是争抢《号外》的人，全国人民欢天喜地。而这时，杨承宗却在酣然大睡。原来，前一天晚上，他和一批参与研制核武器的专家被拉去看电影，电影放了一部又一部，没完没了，搞得他们莫名其妙，也熬得他们昏昏欲睡，直到半夜，’才把他们送回家。第二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睡觉，没有赶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华社新闻公报的激动时刻。原来，二机部的领导担心研制核武器的功臣们因为过于兴奋，长期超负荷运转的身体经受不住欢乐狂潮的冲击，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让大家有一个缓冲。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是金色的一天，也正是这一天，当初决定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的发展和建设造成极大困难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了。有人说，赫鲁晓夫是被中国的原子弹轰下台的。当然，这是历史的巧合，但又不是完全能够用“巧合”来解释的。

当时曾有外电评论说，“中国人在一天里得了两分”。富有诗人激情的郭沫若院长一定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一天，他亲书一首诗赠给住在13楼104的地质所党组书记边雪风：

“天风吹，海浪流，满腔悲愤事，聊以寄箜篌，神州原来

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朋友、朋友，努力事耕棱。”

这是郭老1922年所写《哀时古调》九首之一。这诗句不正是那一代人为中华强盛耕耘不辍的写照吗？

如今，50年匆匆过去了，中关村特楼内的科学家们搬的搬，走的走……依然守在特楼内的也仅剩贝时璋、何泽慧院士和李佩教授了。

50年的风霜雨雪，50年的岁月变迁，特楼内留下了科学家的情怀风采的深深印迹，只是往事已被岁月的尘埃深深覆盖，记忆也被时间无情地风干。  为了让科学的人文精神复归，现在该是拂去尘埃的时候了，让情感的潮水去泡开那些已被风干的墨汁，使毛笔笔端像重新绽开的芬芳花蕾，去描摹已褪色的照片中主人们的欢颜，去还原特楼科学家们片片报国赤子之心和他们可爱的人文情怀。

春回大地，霞光初现，“特楼”的科学家中，那些故去的成了不朽的铜像；健在的，仍在为祖国释放着巨大的能量，他们不是夕阳余晖，而是旭日朝霞。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观念已经在全社会被普遍认同。中国科学家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现在人们去寻访那三座楼，也许会感叹它落尽铅华，它那本来就是毫无修饰的本色灰砖墙体，因为岁月洗刷、风雨侵蚀，越显斑驳陈旧。那原是用红漆涂饰的木窗，只留残红，谁还看得出特楼曾有过的珠玉年华？

现在，特楼的科学家们大都迁入了新宅，但也有一些人仍住在这里。不管是迁走的，还是仍住在这里的，他们热爱祖国、勇于创新的品格丝毫不变，他们为祖国、为人类的进步仍在默默奉献。

特楼的科学家们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份可贵的“爱心”——爱祖国、爱科学，而非爱金钱、爱豪宅、爱官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如钱学森和赵忠尧那样，不怕威胁迫害，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归来；才能如汪德昭、王承书和杨承宗那样不惜放弃优越的条件和令人羡慕的高薪，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才能如屠善澄和桂湘云那样，不嫌祖国贫穷，“即使睡两张双层床也要回去”；才能如陈宗器、陈焕镛那样不辞艰险，踏遍祖国的大漠山林；才能如黄秉维那样，放着高官不做，而一心从事科研；才能如郭慕孙那样，永葆“好奇心、进取心和创造心”；才能如杨嘉墀和陈家镛那样世乱心不乱，在动荡不宁的生活中仍然坚持搞科研；才能如顾准和邓叔群那样，勇于坚持真理。

可惜的是，现在有人以蠡测海，以为只要有豪宅、高薪就可以招来或留住“人才”。三座特楼的科学家，没有谁是因为物质利益的吸引而从海外归来的。能够留住他们的是对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向往，是“向科学进军”的宏伟蓝图，是为中华儿女争气的强烈责任感。现在谈管理时，常用的一个名词就是“激励机制”。谈“激励机制”，自然不能没有物质，只有精神；但更不能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对真正的人才，当然要给他们以尽可能好的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在科学王国里纵横驰骋的自由，给他们以报效祖国的机会，而不是用繁琐的，无休无止的“定量考核”纠缠他们；甚至逼着他们为了争取“科题费”而跑关系、找门路、请客送礼……

三座特楼刚建成时，少先队员曾经唱着“小松树，小柏树，一排排来一行行”，在这里栽下了小树苗。现在，当年的小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树下是一片绿阴。当年种树的红领巾们，已经当了父亲母亲，甚至爷爷奶奶。他们的后代现在唱的是：“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特楼中的前辈科学家如同一棵棵大树。当人们享受着大树下的阴凉时，除了感激之情外，是不是还应当想到，我们受惠于前人，又当如何施惠于后人？也就是如何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被时间洗刷，不过，有的一经洗刷就了无痕迹，有的却越洗越明晰，越洗越深刻，甚至越洗越厚重。这三座特楼虽已陈旧，却越显出它们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三座楼里的科学家中，有许多都因为他们的学识、品德和贡献而被后人尊崇，在他们的故乡或是他们学习、工作过的地方，矗立起了他们的塑像。天文界还以他们当中的一些名字，命名了一批小行星，如钱学森星、钱三强星、王淦昌星、赵九章星、杨嘉墀星……望着那些栩栩如生的塑像和那些灿烂的星星，人们自然会产生仰慕之情，仰慕他们的功绩和学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风、品格和精神应当被传承下去，那就是爱国、敬业、求真、务实……  现在，关于这三座楼的前途有两种意见。一是拆掉，在原地建起崭新的大厦。这样做的理由很明白，可以“拉动经济”。还有一种意见是把这三座楼作为“名人故居”保留下来。“两弹一星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精神要有载体，要由物质来反映和表现。这三座楼可以让人们理解什么是“两弹一星精神”。

中国的科学能有今天，是和先辈们的奉献与拼搏分不开的。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知道自己的历史，也关注自己的未来。把三座楼保留下来，当作名人故居、科学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当作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是不是会比建几座豪华住宅楼，或是高档写字楼更有意义？这是一个需要由各方探讨论证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把当年的事，当年的人记叙下来，不是为怀旧，而是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让中华民族永远记住，曾经有这样一批可敬的科学家，中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是和他们的奉献分不开的，让子孙后代从中汲取力量，受到激励，从而开创更加灿烂的未来，却是这本书承载不起，却又偏偏想承载起的使命。

在此，谨对赋予我这个光荣使命的上海教育出版社和策划、指导、编辑本书的方鸿辉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许多特楼主人和他们的同事、亲友、学生及相关研究人员为本书提供了照片和资料，还有部分照片是侯艺兵先生特为本书拍摄的，在此一并鸣谢。

需要指出的是：在几十年当中，还有多位著名科学家在三座特楼居住过，如程茂兰、林一、刘光鼎、施汝为、汤佩松、马溶之等诸先生，因为多种原因和篇幅、时间等因素，不能尽述，容今后补叙。

边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