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山村,从一介儒生崛起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他当官步步高升有什么诀窍?
曾国藩是朝中重臣,他有着什么样的生活情趣?其生活爱好是什么?曾国藩有3个儿子、6个女儿、8个孙子、4个孙女,这些子孙皆事业有成,那么,他的家教中有哪些富有教育意义的家训?
本书从揭示曾国藩家族的历史传承之谜开篇,继而记述了曾国藩的祖辈、父辈、兄弟姊妹、子孙后代以及旁系亲属等多方面的情况,并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曾国藩的童蒙塾读、书院深造、跻身翰林、为官从政、修身齐家、家规家训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他少年得志、官场连升、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声名重创等情况,读后无疑可受到多方面的人生启迪。
本书从揭示曾国藩家族的历史传承之谜开篇,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曾国藩的祖辈、父辈、兄弟姊妹、子孙后代以及旁系亲属的情况,侧重在曾国藩的童蒙塾读、书院深造、跻身翰林、为官从政、修身齐家、家规家训等内容。并附有曾国藩年谱简编。
探究曾国藩祖辈的情况,在有关的史料中,可看到有曾氏家族“老六房”与“新六房”之说。此说意指什么?与曾国藩是怎样的关系?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从曾孟学说起。
曾孟学于康熙十年(1671年)带着长子曾宏佑、次子曾宏奉,由衡山白菜迁至湘乡大界,确切地说是迁至湖南湘乡大界荷塘二十都(即今湖南双峰县荷叶乡)。这个地方虽然是偏僻山乡,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落后,但山清水秀,林茂竹青,风景非常优美。曾孟学父子到这里后,靠勤劳的双手很快衣食无忧,不仅家业日渐丰裕,而且人丁兴旺。他的长子曾宏佑在此地先后生了6个儿子:长子曾贞菖,次子曾贞连,三子曾贞瑞,四子曾贞桢,五子曾贞祥,六子曾贞鸿。后来,曾氏家族将曾宏佑这6子称为湘乡大界曾氏“老六房”。
以后,曾宏佑的这6个儿子,尤以第四子曾贞桢最发家,不仅家业多,而且人丁最兴旺。他同父亲曾宏佑一样,也生了6个儿子,长子曾尚棵,次子曾尚庭,三子曾尚榜,四子曾尚怀,五子曾尚莅,六子曾尚烈。后来,曾氏家族把曾贞桢的这6个儿子称为“新六房”。
上述“老六房”和“新六房”,对曾国藩来说,不仅有族脉传承关系,而且受到人生的影响。特别是曾氏“老六房”中的第四房——曾贞桢,对曾国藩影响较大。
曾贞桢,号元吉,系武城曾氏第65代,为曾氏迁湘四世祖。论辈数来说,曾国藩应该称曾贞桢为太高祖。曾贞桢生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二月二十三日,自幼勤奋好学,10岁时便能赋诗作文。长大成人后,无意功名,便在家从事耕作,不怕苦累,并且勤俭治家,家境日渐富裕。到了中年,不仅在本乡盖起几处宅院,而且买了许多农田,在衡阳靛塘湾就置田40亩。
另一方面,曾贞桢重视家庭教育,对子孙教育甚严。他自己虽然读书不多,但坚持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课读”。他还提出“勤俭立身”、“耕读保家”的理念。因此,他的子孙都爱读书,家业也比较好。后人对他的评价是8个字:“好学力行,诗书裕后。”曾国藩在世时大力倡导“耕读文化”,显然是深受了曾贞桢提出的“耕读保家”思想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曾国藩形成“耕读文化”的思想渊源。
正因为如此,所以湘乡曾氏虽然自曾孟学始迁,但曾国藩的先辈们立祠的始祖不是曾孟学,而是曾孟学的孙子曾贞桢。曾国藩在其所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铭》中,说明其事由并墓铭的缘起时说:“道光岁戊申,家叔父为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为其修坟域。乃邮书于京师,命国藩记其原委。”
那么,曾国藩的“家叔父”为什么不为始迁湘乡的曾孟学立祠,而为曾孟学的孙子曾贞桢立祠呢?曾国藩在其墓铭中说:“公讳应贞,字元吉,迁湘四世祖也。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靛塘湾田四十亩以老焉。公殁后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至嘉庆岁丁巳,家祖及族长尊三、以彰二公,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以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也就是说,曾贞桢是湘乡曾氏第一个发迹的人,可以说是湘乡曾氏经济基业的开创者。因为他生前为自己留了40亩养老田,死后日积月累,所以就有了祭祀立祠、修墓的物质基础。曾孟学因为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也就只好诸事阙如了。
P9-10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煊赫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他诞生在偏僻的山村,生活在晚清社会;小时候在家干过放牛、砍柴、种菜、养猪之类的农活,还曾挑担或推车到本村附近的集镇去卖菜做过小生意。后来,他的祖父和父亲经常向他灌输发愤读书,猎取功名,以便光宗耀祖的思想。为了把他培养成能应试中举跻身仕途的当官者,便让他到私塾读书,后到书院深造。他在祖父和父亲的督教下,不负长辈厚望,刻苦攻读,不仅应试中举,会试榜上有名,而且殿试取得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取得一等第3名,改庶吉士,跻身翰林院。就这样,他从偏僻山村的一介儒生,逐渐崛起,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正因如此,所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以及文化界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对曾国藩的认识,不再简单地局限于评判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过,而是更多地关注他在思想和学术上的影响,注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在自己任职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出书选题时,曾提出编辑出版有关曾国藩图书的构想,并且与别人合作撰写了一部曾国藩的专著,在兄弟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有关曾国藩图书的出版,已成为国内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大到全集、全书,小到传记、逸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以说蔚为大观。然而据调查,随着社会上出现的“曾国藩热”,众多的读者希望深入了解曾国藩家庭及其家族的情况,以便弄清曾国藩是怎样从偏僻山村的一介儒生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以及他的子孙后代的情况怎样。本书正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而撰写的。
本书从揭示曾国藩家族的历史传承之谜开篇,继而记述了曾国藩的祖辈、父辈、兄弟姊妹、子孙后代以及旁系亲属等多方面的情况,并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曾国藩的童蒙塾读、书院深造、跻身翰林、为官从政、修身齐家、家规家训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他少年得志、官场连升、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声名重创等情况,读后无疑可受到多方面的人生启迪。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家庭是人生的根基,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中所说,中国人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孤立存在的自我,而是把自己当作家族血脉承续和国家兴衰的一分子。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不论是谁都必须在家族中寻找自己的角色,然后再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诚然,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特点。以曾国藩家族为例来说,其家训家风,在本家族内相沿成习,便形成独特的家族文化和风貌,因而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在记述曾国藩及有关人和事的同时,还论述了其家族文化,以便读者从文化层面上受到教益。
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曾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存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对治学,倡导勤学不懈;在社会立身,他强调志高存远,持躬处世,讲究人格魅力,其修身之志、齐家之法,无疑是值得称赞的。特别是他在封建、封闭的清王朝,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开明的,具有开放意识,能够“睁眼看世界”,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诸如此类,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这些都是他的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曾国藩具有两面性格。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自己的名利,以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教化湘军;在官场,他多方逢迎与权贵勾结;面对洋人,他曲意求和违心查办“天津教案”;为成就他的所谓“天下第一功”,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当湘军攻下天京许多人欲拥立他为王时,他愚忠深陷封建礼教难以自拔。对曾国藩的这些功过是非,本书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述,以便读者弄清他的真正面目,从他的人生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为后世研究曾国藩及其家族提供参考。
对本书还有一点应当特别说明,就是笔者为了撰写此书,拜读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并从中引用了一些史料。说老实话,如若不拜读学习参考他们的这些著作,不从中选用其展现的史料,不从其研究的成果中获得启发和教益,显然难以完成本书的写作。为此,特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拜读并为写作本书而参考的主要著作,因为其著作者人数较多,就不具体指名道姓表示谢意了,敬请原谅! 因为本书所述涉及面较广,而本人学识水平和掌握的史料有限,加上成书时间仓促,区区管见,难免有不妥之处,祈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田树德
2007年8月于京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