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外交解密档案丛书”之一,分为八章,基本按时间顺序编写,内容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本书不是全面讲述这些年代的历史,而是选择了几个关键时刻,加以重点叙述。每章之后笔者有些议论,目的是想引起读者的思考和试图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书中的材料比较丰富,有些章节不乏首次披露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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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外交解密档案丛书 |
分类 |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国际关系 |
作者 | 王立 |
出版社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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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为“外交解密档案丛书”之一,分为八章,基本按时间顺序编写,内容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本书不是全面讲述这些年代的历史,而是选择了几个关键时刻,加以重点叙述。每章之后笔者有些议论,目的是想引起读者的思考和试图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书中的材料比较丰富,有些章节不乏首次披露的内情。 内容推荐 《外交解密档案丛书》涉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朝鲜战争期间板门店谈判桌上的较量,以及20世纪50年代苏波关系中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这些事件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遇到的重大的外交事件。这些事件不但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历史发展曲线的坐标点,而且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书中既有科学的论述、清晰的分析,又有细节的刻画、深情的回忆和风趣的描绘,使用的资料丰富、扎实、可信,叙述的故事引人入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可读性。 本书为“外交解密档案丛书”之一,内容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 目录 编者的话 前言 第一章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与黄华的接触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美国大使为什么留在南京不走?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与对话 这是中美关系中一次“失之交臂”的机会吗? 第二章 延续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日内瓦会议的副产品——中美领事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缘起 中美双方的不同方针 中美双方就平民回国达成协议 中美大使级会谈陷入僵持局面 中方提出解除禁运和开放人员交流问题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促成中美会谈易地复会 中方改变策略: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免谈 王炳南大使奉命探测美方动向 王国权大使任内,美方姿态有改变迹象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聋子的对话”吗? 对中美打开关系起到链接作用的最后两次会议 第三章 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 尼克松访华前双方的互动举措 基辛格秘密访华,实现“波罗1号”计划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与周总理讨论《上海公报》的内容 尼克松访华前夕的一场前哨战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人民大会堂国宴迎贵宾 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政治会谈 乔冠华与基辛格谈判解决联合公报遗留问题 既紧张严肃又活泼风趣的会场气氛 周恩来登门拜访罗杰斯 周恩来向邻国领导人通报与解说中美会谈的内情 周恩来阐述《上海公报》的伟大意义 重温这段历史的几点思考 第四章 抓住时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 卡特政府初期未把中美关系正常化列入议程 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两派之争 美苏关系紧张为中美改善关系造成机会 万斯访华提出“倒联络处”方案 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奔走呼号 布热津斯基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铺路 美方制定中美关系正常化会谈方针 高度保密的会谈过程 邓小平接连会见伍德科克,建交公报一锤定音 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一些误解需要澄清 邓小平访美掀起中美关系高潮 第五章 中美《八一七公报》谈判内幕 《八一七公报》谈判的缘起 第一个前哨战迫使蒋彦士“住进了医院” 黑格访华时的第一次交锋 双方在坎昆和华盛顿的第二次交锋 蹒跚而行的中美北京会谈 布什副总统为打破僵局再次访华 双方取得突破性进展 最后阶段的争执与妥协 公报达成后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美方违反公报协议的种种伎俩 《八一七公报》的历史意义 对几个有关问题的看法 第六章 两国关系在低谷徘徊的历程 美国制裁中国,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布什派特使访华的经过与结果 布什宣布售台F一16战机引起的危机 第七章 中美关系越过重重危机走向正常化 美国编造的“银河”号事件 美国为最惠国待遇附加政治条件 中美关系好转的标志:两国领导人的西雅图会晤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重陷危机 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引起中国强烈反应 第八章 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 撞机事件引起危机 事件处理的三个阶段 美国对中国进行报复 中美关系恢复继续好转的势头 附录一:《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附录二:《中美建交公报》及两国政府声明 附录三:中美两国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及两国政府声明 编后语 试读章节 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政治会谈 尼克松访华期间,主要时间是同周恩来进行政治会谈,涉及双边关系、台湾问题以及印支、南亚、日本、朝鲜等地区问题。 在谈到总的国际形势时,尼克松表示:促使美中接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两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时,他不得不考虑苏联在近4年来核力量发展速度惊人,美国不能落后于苏联,否则美国对欧洲、太平洋地区的盾牌就是毫无价值的。 对上述看法,周恩来指出:美苏竞相扩充军备,水涨船高,竞赛下去,会引向战争。中国对世界的前途作了最坏的设想,即苏美等从四面打进来,我们当然会蒙受很大的牺牲,但这样也可能最后解决问题。尼克松听到这一看法,连忙表态说,美国绝不会同苏联一起来攻中国,他认为这种设想是不会出现的。中国保持强大、独立、不被瓜分,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不可能被外力吞并。周恩来上述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讲,1971年7月基辛格来访时,周总理已向他阐述这一观点,主要是为了说明天下并不太平,中国为应对各种不测已做好准备,无所畏惧,也无求于人。这也是毛泽东明确指示要讲的话。 尼克松提到苏联的核力量时,想到的是苏联每年新装备200多枚SS-9重型导弹,而且还为这种导弹装上了多弹头,美国媒体对此多有评论。在此情况下,尼克松担心其陆基导弹的“生存能力”受到了威胁,要想增加国防预算,又受到越南战争和国会民主党的牵制,因此急于同苏谈判,要苏暂停部署。美国打开中美关系,也是为了压苏联在这方面让步,以便美国取得喘息时间,腾出手来与苏竞争。周恩来就此指出美苏竞赛永无止境,正好点中了尼克松的要害。 当双方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尽管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但还可以等待。而印支战火不断,对印支人民的牺牲,我们极为同情,要缓和远东局势,印支问题是关键。如果印支战争停不下来,中国必然援助印支人民,局势不可能缓和下来。中国只有同情和支援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替他们谈判的权利。只有实现印支和平,才能实现中美两国寻求的共同点。 尼克松重申了“不能放弃老朋友”的观点。周恩来循循善诱地说,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光荣地结束了那场战争,美国也认为戴高乐将军从阿尔及利亚撤军是对的。美国尽速撤出印支,就可“体面地”结束战争。越晚退出越被动,反而不能取得“光荣的结束”。周恩来又说明,世界上不可能有“真空”地带,以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可以证明,外国人走了,本国人自会填补。美国如不采取大胆的行动,反而会促使苏联在那里形成自己的势力。 尼克松辩解说,美国的处境与当年的戴高乐不同,如果美国在自己撤退之后,还同敌人联合推翻自己的盟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鄙视我们,不再信赖我们”。周恩来就此反驳说:肯尼迪政府就抛弃过南越的吴庭艳集团,这说明美国已有丢弃“老朋友”的前例。朋友有好有坏,应加以选择,那些“老朋友”是靠不住的。就是美军撤走了,南越伪军还在打,中国将继续支持越南,所以美国搞战争越南化是行不通的,这样紧张局势还是不能缓和。 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重申以下承诺:(1)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将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2)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3)美国将运用其影响,在美国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的情况下,不鼓励日本进入台湾和支持台湾独立运动;(4)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不支持目前在台湾的政府用军事手段重返大陆;(5)美国寻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并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为此目的作出努力。美国将随着东南亚问题的解决撤出其在台湾的三分之二的军事力量,并随后再减少其余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 周恩来表示,关于台湾问题,美方要保证最后撤军,不支持“台独”运动,美军仍在台湾时不使日本军国主义进去,等等。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由我们自己去解决。 谈到朝鲜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朝鲜战争时中国为什么要派志愿军去呢?是杜鲁门迫使我们这样做的,他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海峡,使我们不能收复台湾,而且美军直逼到鸭绿江边。我们那时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只有出兵。打的结果使美国懂得要结束这场战争。现在首先要推动南北方接触,通过和平谈判缓和紧张状态,促进统一。“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应当取消。 尼克松表示:中美在朝鲜打仗是愚蠢的和悲惨的,今后不应再发生。至于“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取消一事,“我们正在探讨这种可能性”(按:上述委员会是参加侵朝战争的美英等国打着联合孱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组织,当时作用已不大,故美国后来同意解散了这一组织)。 P69-71 序言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1949年至1971年基本上是敌对和僵持时期,其特点是双方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是敌视、围堵和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也是敌视和反抗,长期把它当头号敌人,在朝鲜、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三条战线上与其侵略战争行动进行抗争。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开始敌对并在朝鲜兵戎相见;第二阶段发生数次台湾海峡危机,随后双方交手地区逐渐南移;第三阶段主战场转至印支,美国扩大对印支三国的侵略,中国则全力支援印支人民的抗美斗争。尽管双方互相敌对,但也有外交谈判,文仗武仗交替上演。朝鲜停战后,双方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举行了长达15年之久的大使级谈判,美国不承认中国,两国却保持了大使级的外交对话。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即打开关系和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变化,当时中美出现了走向和解的客观条件,两国领导人抓住改善关系的机遇实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并达成中美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使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在卡特政府时期,双方达成《中美建交公报》,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在里根政府时期达成了《八一七公报》,缓解了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指导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础。 从1989年6月起,中美关系进入了第二个时期的另一阶段,其特点是中美矛盾加剧,两国关系跌人低谷,后来又缓慢恢复,逐渐走上正轨。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美关系失去了原来共同对苏的战略价值,世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两极体系的消失和东西方冷战的改变并没有带走美国的冷战思维,中美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的摩擦升级,使中美关系受到冲击,导致两国关系的下滑。但由于双方都是有影响的大国,双方的共同点多于分歧,两国保持稳定的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中美关系终于走出低谷,实现关系正常化。 笔者亲历过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上述起伏历程,特别是有幸参与了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美关系演变的几个关键时刻的过程,并编写了笔者的处女作《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但现在看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一些重大事件不可能写得十分详尽。现在情况起了变化,过去经历的一幕幕历史性事件值得重新用浓墨重彩加以述说。当时的事件有一定的敏感性,有许多内容不宜多谈,现在已过了30多年,敏感性已大为降低,且美方早已公布它掌握的一些资料和档案,我们正可加以利用。此外,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也在陆续解密部分历史档案。这些新情况使笔者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来较详细地写出人们关切的这几段历史内幕。这就是笔者编写此书的背景。 本书分为八章,基本按时间顺序编写,内容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本书不是全面讲述这些年代的历史,而是选择了几个关键时刻,加以重点叙述。每章之后笔者有些议论,目的是想引起读者的思考和试图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书中的材料比较丰富,有些章节不乏首次披露的内情。希望本书的出版,对关心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的读者有所助益。 作者 2007年6月写于北京 后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以下著作: 《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姜长斌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陶文钊主编)、《权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著)、《大外交》(基辛格著)以及《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等书。特此对有关著作的编者、作者或译者表示感谢。 本书在撰写与出版过程中,承蒙外交部档案馆和外交笔会时评小组、世界知识出版社诸位朋友的大力协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笔者才学有限,本书有缺点、遗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读者发现后给予指正。 王 立 2007年6月写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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