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通过对历代史家习史养德、经世致用和通变思想、忧患意识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历代历史盛衰论的分析，说明关心历史盛衰、振兴国家社稷，是民族史学的传统，是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之所在。注意考察各个时代史学思想的社会背景、哲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该书通过梳理我国史学与哲学等的关系，展现了我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层底蕴，从而把史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拓宽了史学思想研究的视野和途径。该书没有把史学思想的研究局限在史学家身上，而是拓宽视野，研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的史学见解，并重视研究少数民族的史学，将纵向考察与横向分析、个案研究与专题论述相结合，既有深入的文献研究，又有系统的理论分析。

本书重视探讨秦汉的政治、经济之於秦汉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重视作为两汉统治思想的经学之於史学的影响。

秦汉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史学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首先从史书撰述而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属於秦皇朝的，自《奏事》20篇；属於西汉人撰述的则有陆贾《楚汉春秋》、司马迁《太史公书》(即《史记》)等六家着作共343篇。而东汉时期的史书，根据清人的考证，总数不下於100部。以上统计只是就纯史书撰述而言，还不包括思想家的着作。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经散佚，所幸的是，堪称为里程碑之作的《史记》和《汉书》，却被流传了下来。其次从历史编撰而言。这一时期历史编撰成就之最为重要的表现是西汉司马迁撰述《史记》，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之後，东汉班固又撰述《汉书》，通过改通史纪传为断代纪传，又整齐划一纪传体为本纪、列传、志和表四种体例，从而对《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体裁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纪传体的创立，对於中国古代史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历史编撰上所取得的成就，还表现在苟悦《汉纪》对编年体的进一步完善。苟悦撰述《汉纪》，采用了连类列举的记载方法，不但使编年体的记述范围得到了扩充，而且还使记述内容更为集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以往编年体的记述缺陷。最後从史学思想而言。史学思想不仅是指史学家对客观历史和史学本身的认识，而且还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秦汉时期的史学思想既包括如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认识，也包括如董仲舒、王充、何休等思想家对历史的认识。毫无疑问，秦汉是产生史学巨匠和思想巨人的时代，因而也是史学思想极为丰富的时代。而这些丰富的史学思想的产生，无疑是这一时期史学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秦汉时期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无疑是秦汉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留给後人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我们通过对於秦汉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就对史学本身的认识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和提高对秦汉乃至中国古代史学变化和发展的认识；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秦汉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变化和发展的认识。因此，重视对秦汉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告诉我们，作为社会意识的史学思想，自然小能脱离於社会的存在而产生。实际上，秦汉史学思想就是秦汉社会存在及其社会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秦汉史学思想时，一定不能脱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我们不但要重视探讨秦汉的政治、经济之於秦汉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要重视作为两汉统治思想的经学之於史学的影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作者简介

题记

导言

 第一节 秦汉社会与史学思想

 第二节 两汉经学与史学思想

第一编

绪言

第一章 秦的统一与秦朝君臣的历史意识

 第一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第二节 秦始皇的历史意识

第二章 陆贾、贾谊对历史盛衰之理的探讨

 第一节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

 第二节 贾谊对历史盛衰之理的探讨

第三章 汉初道家的史学贡献与史学思想

 第一节 《淮南鸿烈》的历史哲学

 第二节 司马谈的史学贡献与史学思想

第二编

绪言

第四章 董仲舒的历史思想

 第一节 天人感应论及其内蕴的历史盛衰思想

 第二节 “三统”说：董仲舒历史变易思想的表述形式

 第三节 “大一统”说：董仲舒政治历史秩序论的表述形式

第五章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究天人之际”与司马迁的天人观

 第二节 “通古今之变”与司马迁的历史变易思想

 第三节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第四节 司马迁对历史学的认识与实践

第六章 刘向、刘歆的史学贡献与史学思想

 第一节 刘向、刘歆的历史文献学贡献

 第二节 刘向、刘歆灾异论的不同旨趣

 第三节 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及其内蕴的历史思想

第三编

绪言

第七章 王充的历史发展思想

 第一节 “汉盛于周”：王充的历史发展论

 第二节 “德”、“力”并重：王充的治国论

 第三节 治乱兴衰“皆在命时”：王充的历史决定论

第八章 班固史学的二重性特征

 第一节 班固史学二重性特征的形成

 第二节 《汉书》的“宣汉”旨趣和神意史观

 第三节 《汉书》的“实录”精神

第九章 何休的历史思想

 第一节 “三世”说：何休历史发展学说的表述形式

 第二节 “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统理想

 第三节 “二类”说：何休天人观的表述形式

第十章 荀悦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荀悦的历史编撰思想

 第二节 荀悦天人观的二重特性

本卷主要引用书目

第一节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

陆贾，生卒年月不详，楚人，据《史记索隐》引《陈留风俗传》载，乃陆浑国之后，为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和史学家。在政治实践中，陆贾亲身参加了秦末反秦战争，“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西汉初年，陆贾分别于汉高祖十一年和汉文帝即位之初，两次奉命出使南越。首次出使，使南越武王赵佗接受了汉朝“南越王”的封号，“称臣奉汉约”；二次出使，使赵佗答应“去帝制黄屋左纛”，致使终文景两朝，南越“朝命如诸侯”。就在高祖十一年首次出使南越归后，陆贾与刘邦进行了一场关于“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著名对话，提出了“逆取而以顺守之”的治国之策，对西汉初年统治政策的改变有着重要影响。此外，陆贾还在诛灭诸吕集团和拥戴汉文帝二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司马迁说：“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陆贾终其一生，虽然官位仅止太中大夫，却事功显赫，身名俱荣，而以寿终。正如班固所说：“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

作为思想家和史学家，陆贾给后人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这便是《新语》和《楚汉春秋》。《新语》乃奉帝王之命而作，它既是一部政论著作，又是一部历史著作。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因反感陆贾常常以《诗》、《书》进说而怒骂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反驳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并警告刘邦说：“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对于陆贾的发问，汉高祖刘邦面有惭色，无以对答。于是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奉命而撰成的这部著作便是《新语》。《新语》一书，共十二篇，陆贾每写完一篇，便上奏高祖刘邦，每篇都得到了刘邦的称许，左右大臣也迎合着欢呼万岁。很显然，陆贾“粗述存亡之征”而成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新语》的影响和地位，后人已经作了充分肯定。班固在《答宾戏》中写道：“陆子优繇，《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大玄》。”在班固看来，陆贾因作《新语》，而与董仲舒、刘向、扬雄在思想史上拥有同等地位。东汉思想家王充则更是给予陆贾以崇高的评价，他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在王充看来，陆贾《新语》言无遗阙，连董仲舒也“相被服”。《楚汉春秋》则是一部记载秦汉之际史事的近代史，班彪、班固、司马贞等人皆肯定为陆贾所撰。作为汉初仅有的一部反映秦汉之际历史的近代史著作，《楚汉春秋》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对于《楚汉春秋》的史料价值，后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班固说：“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其言秦汉，详矣。”一方面肯定《楚汉春秋》是记载秦汉之际史事的重要史著，一方面认为它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都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参考的重要资料。史评家刘知几则更是对《楚汉春秋》推崇备至，他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楚汉春秋》今已散佚，但其不少内容因被后人著作大量引用而得以保存。如洪颐煊所辑的《楚汉春秋佚文》，据其资料来源统计就有：《史记集解》1条、《史记索隐》20条、《史记正义》5条、《汉书》颜注4条、《汉书》晋灼注1条、《后汉书》注1条、《史通》1条、《困学纪闻》1条、《水经注》1条、《北堂书钞》3条、《文选》注7条、《艺文类聚》3条、《太平御览》20条。《楚汉春秋》被后人所大量引用，无疑也体现了它的史料价值。当然，《楚汉春秋》的史料价值还与陆贾的直书不隐精神分不开。此举一例：《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有陆贾奉命“说项王，请太公”失败，而侯公出使却取得成功一事，《史记正义》在此引述了《楚汉春秋》所载高祖因此封侯公一事：“上欲封之，乃肯见。日：‘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倾国，故号日平国君。”’并作按语道：“说归太公、吕后，能和平邦国。”《楚汉春秋》是否记载陆贾本人这次有辱君命的出使不得而知，但它却明确记载了侯公的成功出使，给予侯公以高度评价，他并没有为己讳言此事。王利器认为，“说项王归太公、吕后事，陆贾实在有辱君命。现在虽然仅见侯公说项王一节，必然是陆贾无功，才命侯公复往而踵成之。则陆贾之记此事，必然要详其本末，可以想见，当其秉笔直书之时，必然不会为己之失败而掩饰，则其史德，亦足以风人矣。”他对陆贾的直书不隐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思想家和史学家，陆贾的历史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众所周知，秦汉之际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代，秦的速亡和汉的突兴，引起了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们的诸多深思，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对过去历史特别是秦皇朝历史的反思，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为汉代政治提供借鉴。陆贾无疑是他们中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陆贾的历史思想概言之主要包括以下诸端：

一、“逆取而顺守”：对历史治乱兴衰的理解

“逆取而顺守”是陆贾与刘邦辩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时提出的平治天下之术。当刘邦辱骂他“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时，陆贾针锋相对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正如牛运震《史记评注》所说的：“‘逆取顺守’四字，道理极深，似涉权术家言，实三代以后有天下者不易之道也。”这里“似涉权术家言”似有贬义，但牛运震肯定其“道理极深”，为“不易之道”。应该说，“逆取顺守”的提出，是建立在陆贾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的，是他对历史治乱兴衰的一种理解。

“逆取”是指一种力政或霸道。陆贾肯定暴力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认为这是古圣王传示后人的一条成功经验。他认为商汤、周武王都是通过武力而夺取政权的，“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众，以弱制强，革车三百，甲卒三千，征敌破众，以报大仇，讨逆乱之君，绝烦浊之原，天下和平，家给人足，疋夫行仁，商贾行信，齐天地，致鬼神”。但在夺取政权后，他们都改变了统治术，而推行王道政治，即所谓“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同样，对于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做法，陆贾也是采取肯定态度的。但他认为，秦统一以后，却不知道改变统治政策，而继续推行“逆取”天下时的做法，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迅速败亡。他说：“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在他看来，秦始皇也想治理好天下，但他却不懂得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做法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他只知“逆取”而不知“顺守”，在统一天下以后，还一味地推行力政，“举措太众、刑罚太极”，结果导致政权的迅速败亡。他认为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都不懂得“顺守”之术，其结果往往是重者亡国，轻者身死国乱。如晋厉公、齐庄公、楚灵王、宋襄公之流皆是如此，他们“乘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刻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群臣之怨积于内，而欲建金石之统，继不绝之世，岂不难哉？”结果“金石之统”不但没有建成，倒是自己死于非命，“宋襄公死于泓之战，三君弑于臣之手”。所以陆贾告诫后人说：“三君强其威而失其国，急其刑而自贼，斯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

由上可知，陆贾“逆取而顺守”的落脚点是在于“顺守”，强调“逆取”天下以后必须推行王道政治。众所周知，王道政治是先秦儒家文化观、政治观的一个基本内涵，陆贾的“顺守”之论无疑是对这种文化观、政治观的一种继承。与先儒略有不同的是，陆贾把推行王道政治看作是古圣王“逆取”天下之后而采取的一种基本统治术，而不是像先儒那样，一味地只讲王道、不讲霸道，只讲顺守、不讲逆取。那么，陆贾“顺守”之论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呢？这在高祖十一年陆贾面折刘邦时已作了明确表述，这便是“行仁义，法先圣”。以下对陆贾的“顺守”之论作一分析。

P76-81

吴怀祺

秦汉历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有三点可以提出来：一是，汉族形成；二是，民族意识增长；三是，秦汉时期是封建关系的成长时期。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包括史学在内的汉文化，本身就是各个民族创造出来的产物。我们应当用开阔的眼光认识《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两汉史学。《史》、《汉》为代表的史学遗产是中国各个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结晶用汉文字写出来的。在封建关系成长时期产生的秦汉史学，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华民族史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从文化源流上说，秦汉时期史学是在诸子学的受挫、复兴与嬗变中形成的。先秦时期的史官文化与百家争鸣，孕育出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精神。秦代实行的学术文化政策是对先秦诸子学的沉重打击。汉兴，诸子学又一次复兴，历文、景、武各代，按侯外庐先生说法，是儒道“互绌”。其实，儒道法墨各家皆在“互绌”之中。武帝时期，大一统帝国汉王朝在亚洲东方出现，这个帝国在学术上也要求“汇于一”。但以什么途径“汇于一”，却有不同观点。一种是董仲舒主张的在“罢黜百家”前提下，独尊他的儒学，或者可称之为新经学。另一种是司马迁的“融汇众家之学，形成一种新的学说”。

经学的“经”的意义，可以有多种视角的解喻，从文本意义上说，在古代不多的文献中，“经”是有重大社会影响文献的原始文本，它和以后派生出来的各种相关文本，构成了体系，原始文本则成了“经”。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为适应政治统治、道德垂训和风化教育的需要，经过“圣人”删定、编纂出来的文献，从而被推上“经”的宝座。此后，对这样文本的研究、增删、诠释，形成了经学；更由于观点差异在形式和内容上反映出来，因此产生了经学上的各种流派。

儒、道、墨等诸子各家大都有自己的经。儒家的经的组成，在不同时代也不尽相同，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各种组合。《论语》、《孟子》等本来是“子”，只因需要，也成了经；《春秋》三《传》，明明是“传”，是解经的，由于需要，也可以列为经书。《周易》是儒家的经，却又是玄学“三玄”之一，是道家的经典。这些纷繁问题只能放在具体时代背景下进行解说。所谓经、子、史本来就是搅在一起的，“经”成为“学”，“史”也成了“学”，并且与“子学”逐渐区分开来，是汉代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汉代学术的进步与成就。这后面有它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背景。汉代诸子学的变化促成了经学的产生与繁荣，也导致了中国的古代史学走向成熟。

汉初诸子即思想家，对历史兴亡的总结，着重从秦亡汉兴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而把上古直到汉代历史贯通起来思考，说明历史兴衰之理，发挥先秦思想家的重民思想、历史变革观点。正是在这种诸子学术涌动的大潮中，司马迁对诸子学作出了总结。他把自己的史学创作称作是“成一家之言”，从形式到内容、思想，进行了创新，在创造出来的通史性质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中，融进了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念，实践了自己的愿望。司马迁的史学以其鲜明的个性，从两汉诸子中裂变出来，成为新的一“家”。“史”之成“家”，始自司马迁。

诸子学的复兴，使得汉代历史思维达到很高的水平，司马迁的易学继承先秦易学的通变思想，把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联系起来，考察历史兴衰之理。同时，接受《易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思维途径，对先秦以来的诸子学、史学以及自然认识，进行总结。他吸收各家之长，成自己的一家之言，丰富的、务实的、联系的、辩证的历史思维，成为他的历史学理性基础。汉中期以后，孟喜、京房的易学是《易》之别传，宣扬天人感应观点，但他们把人事、历史与自然作为有联系的整体，使古代的整体历史思维以另一个模式表述出来。

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文字形体的差异、篇章的多寡、结构次序以及对典制诠释的不同，但实际上，是政坛上纷争的曲折反映。两汉君王牢牢控制讲经的大事，与儒生讲五经同异、“亲制临决”，绝不是附庸风雅。

如果说，汉兴70年的汉代前期，君王与思想家着重想从秦亡汉兴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试图避免秦亡的事再次发生，那么，到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加深，在“民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情形下，更多的是要通过天人感应的教条，以求天下安稳。《史》、《汉》就是产生在这一历史变动过程中。

前面说过，司马迁把自己一家言的要点，概括为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特征形成了，民族史学思想走向成熟。但是他的史学并没有完成封建史学二重性的构建。所以，在扬雄、班固看来，司马迁的史学虽然具有实录精神，但没有把“六经”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是不能容忍的。

应该指出，两汉史学有多种形态，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吕氏春秋》是“子”也是“史”。董仲舒把自己的《春秋繁露》标明是“春秋”类的作品，它是经亦是史，是以“史”解“经”的形态，是史学另一种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后世义理史学之滥觞。

汉代中期以后，历史逼迫着一代思想家思考历史的前途，思考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两重性的需求比起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一方面，在严酷的兴亡历史面前，不能不尊重历史事实，为的是从历史兴衰中找到稳固统治的方略；又一方面，曲解历史，制造神意的天人感应理论，论说汉代政权存在合乎天意，也是政治上的需要。灾变说也有另一重意义，就是通过灾变的解说，可以对人间君王起到有限的警示作用。

今文经、纬书与谶纬神学扭结在一起，从西汉后期到东汉，掀起一股神学思潮笼罩着政坛、学坛，达到“宣汉”的目的。班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改造了《史记》，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的史学实录精神，创造出“十志”更好反映西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时又糅进神学“汉绍尧运”的一套理论，通过“宣”西汉，达到“宣”东汉的目的。史学二重性的构建完成，是班固的创造。白寿彝先生在论班固史学时，既没有说班固“抄”《史记》，也没有说班固“撰”《汉书》，而是用了顾炎武的提法，在标题上标明：“班固改《史记》”，这一个“改”字，说出班固的贡献所在。至于“改”得怎样，只能见仁见智，由人评说了。班氏的《汉书》因此成了中世纪的史书的范本，这不仅在于其断代为史的体裁，更在于其史学精神、史学思想的“二重性”特点。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作为中国史学民族精神形成的一卷，展示出丰富多彩的两汉史学，阐明了古代史学的“二重性”基本特征，又着力写出董仲舒对两汉史学的影响，补上这一笔，就把两汉诸子学、新经学与史学联结起来，很有必要。中国历史学大潮浩浩荡荡向前发展，直到今天，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发展新世纪史学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读书当知其言，知其所以言。著述之事，盛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