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乃是取材于布克哈特身后出版的演说集《希腊文化史》的新的英文选译本，是文化历史学大师雅各布·布克哈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芬利、穆瑞等当代古典学名家曾为之付出长期艰苦努力。本书极好地体现了布氏在演说中充满激情但又不失理性思考、严肃认真但又不失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字里行间充满了智力与史实接触碰撞之后擦出的思想火光，是一部个性十足、智力强劲的史著。书中，他对希腊的赛会精神、悲观主义、希腊民族及其城邦政体的优势和弱点、以及希腊的艺术、宗教、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都有独到见解，这些闪光的思想对后来的古典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部展现古希腊无穷魅力的文化史巨著，是文化历史学大师布克哈特里程碑式的力作。本书系布氏身后出版的演说集《希腊文化史》的最新英文选译本，芬利、穆瑞等当代古典学名家曾为之付出了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书中，布克哈特展现了对古希腊文化本质的深刻的洞察力，他对希腊的赛会精神、悲观主义、希腊民族及其城邦政体的优势和弱点，以及希腊的艺术、宗教、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对后来的古典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也因而被誉为现代关于希腊文化的第一次也是最好的阐述。

中译本序言(郭小凌)

前言(奥斯温-穆瑞)

序言(奥斯温·穆瑞)

希腊人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希腊人和他们的神话

第三章 城邦

第四章 希腊人生活的基本特征

希腊文明

第一章 介绍性的评论

第二章 英雄时代

第三章 赛会时代

第四章 公元前5世纪

第五章 公元前4世纪到亚历山大时代

第六章 希腊化时代

附录 学习古代历史在思想上的必要性

注释

德文版原文和英文选译本相对应的页码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虽然这本书并不讨论通常意义上的关于起源的问题，但我们还是需要关注早在城邦(polis)形成之前就已起作用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这个民族及其部落组织的生活。

就像所有的有关起源的问题那样，这个民族在哪里和怎样开始的，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希腊人生活的社会基础——家庭、荣誉和财产权——似乎在前希腊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最晚是在希腊人和希腊一意大利人还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民族里，这种社会基础不需要保持一致性；但一定创造出(或呈现出)了某种原始宗教，在这种宗教中，把一块中央的地方用作父系和祖先崇拜，就像对灶台和家的崇拜那样。正是这种崇拜把家庭凝聚在一起，因而，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单位，也是一个宗教的单位。祖先崇拜也决定了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就实行着这种制度，这在婚姻的正式仪式和对通奸的严厉惩罚上可以看出。同样，对土地的所有权与对家庭和坟墓的崇敬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然而，在鞑靼人中，只有家庭才拥有财产权，日耳曼民族每年都要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希腊一意大利人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就拥有对土地的独立所有权，但实际上不是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家族。根据狄奥多洛斯(5.86)的记载，灶神教会人们建筑房屋，房屋最初是分散的；那时还没有院墙。这块土地包括了家族的坟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土地是不能转让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在胜利的入侵者分配上地的时候保护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遗产的继承权也与继承法相联系，而继承法则是由对死者的崇拜来决定的。儿子是通常的继承人；最初，女儿不能继承财产，但是可以参加对死者的祭祀，合法的女儿要嫁给他们最近的亲戚，领养是允许的，尽管到了公民权由国家来确认以后就废止了。父亲的权利一定是非常广泛的。似乎可以确认的是，这种权威性，就像财产和继承权那样，一定在城邦建立之前已经长期存在了，因为如果城邦已经存在的话，它就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决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另一方面，在历史时期，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氏族(genos)只被看作是一种旧的传统，在任何地方都不再保有其原始的形式。它只是作为拥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墓葬仪式的一种意识而被人们记住，坟墓是惟一的公有财产；但是，在历史时期，没有人再把它当作日常生活的一种现实去实行。即使是年轻的分支与家族的主干世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了，同时，由于奴隶和佣工的加入也造成了氏族组织的改变。我们完全不能想像氏族是怎样与部落挂钩的，只能是姑妄论之。我们仍然不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氏族(genos)是否联合成为胞族(phratriai)，胞族再组成部落(phylai)，最后由部落组成部族(ethnos)，或者是另一种方式，也就是由作为主要单位的部族分解成部落、胞族和家族；换句话说，这到底是一个分解的还是合并的过程。

然而，一个古代社会的古老碎片从希腊人的政治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显现出来，它就像是处于后世淤积之下的一座古老山脉当中的一个参差的山峰：部落(phyle)。在某种制度经历了重大的变动之后，它的名称使我们对其原来的样子变得难于了解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多利亚国家的人口过去由三个部落组成：它们是帕姆菲利安人(Pamphylians)、狄马内斯人(Dymanes)和西利斯人(Hylleis)。帕姆菲路斯(Pamphylus)和狄马恩(Dyman)是艾吉米乌斯(Aigimius)国王的儿子和多洛斯国王的孙子，但是西路斯(Hyllus)则是赫拉克利斯的儿子，在与拉庇泰人的战斗中曾经帮助过艾吉米乌斯；这第三个部落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赫拉克利斯家族就来源于此，是他领导多利亚人进行了著名的殖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起很多国家。

在阿提卡，可能还有其他的爱奥尼亚国家，有四个部落，它们是格利翁特人(Geleontes)、阿尔伽德人(Argadeis)、艾吉考瑞斯人(Aigicoreis)、霍普利特人(Hopletes)，这些与地点同名的英雄们被认为是伊翁的儿子——即使在从他们的复数形式的部落名称中提取出他们的单数形式的名字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困难。在古代，他们的名字甚至还被当作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大体来讲，他们是土地所有者、手工业者、牧人和骑士贵族。但是在历史时期，每个部落包括了贵族和各种各样的普通公民，而像这样在整个希腊都存在的职业或等级，是不能够经过同化而获得平等的国家权利的；在梭伦建立的政体之下，每个部落要派出一百名代表参加公民大会，部落变成了选举团体。这些名字一定非常古老，并逐渐失去了它们的意思——不论最初是什么意思——直到在使用了很多代人之后，人们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它们听上去似乎再次获得了某种意义。在多利亚人的用法中，帕姆菲利安人的名字无疑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对此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不能把它翻译成“混合的人群”(比如阿里曼尼人[Alemannic])。在早先的部落时代，部落是否以他们生活的地点来划分，这是无法回答的；后来，当所有人生活在一起，每个人却能够知道他们属于哪一个部落。在马拉松战役中阵亡的雅典人的名字被刻在了巨大陵墓前的石柱上，这些陵墓是按照部落划分的，这就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重新划分的新的部落。

那么，我们可以说多利亚人最初划分为三个部落，爱奥尼亚人划分为四个部落吗？或者是多利亚人由三个氏族合并而成，爱奥尼亚人由四个氏族合并而成？或许最好抛开这两种说法，认识到这些组织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我们所无法了解的一个炽热的熔合过程使得一个民族形成了，在不同的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这样同一种形式。也许借用一种神话的模式是避免错误的最容易的方式：是克罗托(Clotho)纺出了多利亚人最重要的三股线，以及爱奥尼亚人最重要的四股线。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部落是由世系而不是由职业决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部落是通过一个人为的过程形成了后来的基础。苏瑞的十个部落包括了来到这个极端混杂的殖民地居住的不同的部族；经历了巨变之后，昔兰尼从希腊(公元前530年之前)召回了德墨纳克斯(Deinorlax)以恢复秩序，他以现有的人口组成为基础创造了三个部落；瑟利安人(Therans)，伯罗奔尼撤人和克里特人，以及来自其他岛屿的人。部落的名字来自于其他一些城市，在那里它们被保存下来，而且不同于刚才提到的那些，它们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它们起源的确切信息，因为它们起源于神祗、英雄以及地点。

由最初的三个部落组成的罗马很可能拥有一种比它所能意识到的年代更为古老的记忆——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古代相互杂居，不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地区。关于拉姆尼斯(Ramnes)、提特斯(Tities)和鲁西瑞斯(Luceres)的名字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传统上它们最初属于罗穆路斯(Romulus)的武士阶层，它们最初是部落的名字。的确，在罗马，人们偏爱于一种另类的神话传说，根据这些传说，这三个不同的群体在建立城市之后很久才居住在一起——他们就是拉丁人(Latins)、萨宾人(Sabines)，可能还有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希腊人，哈利卡纳苏斯的狄俄倪索斯十分正确地看出了所有三个部落都是最初的，作为后来者的萨宾人以及其他部族后来散布到已有的部落当中。第三个部族鲁西瑞斯人与基他两个同样古老；在遥远的时代，可能早在人们来到意大利之前，这三个部落就合而为一，多利亚人也是如此，两个是平等的，一个是不同的，或强于它们，或弱于它们。

P86-89

2000年早春，我在雅典大学校园书店里看到面世不久的布克哈特著《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一书英译本，遂即买了下来。

我已过了盲目阅读的年龄，知道为职称和生计写作的平庸洋人学者是多数，加之又是工薪族人，银两不多，所以在外国书店掏腰包前首先要考虑是否物有所值。见了布克哈特的书之所以出手，主要原因在于布克哈特先生的大名头。此前读过他的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知道这是上了西方史学史的文艺复兴文化史名家，没想到他还有厚厚一大本古希腊史的著作传世。

实际上，我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印象并不算好。虽然阿克顿对该书赞誉有加，但我觉得布克哈特多半受19世纪哲学泛论的影响，主观的议论、顺手的联想较多，专业史学要求的详实引证偏少，且全书摊子铺得很大，章节段落之间缺少严密的逻辑联系，给人纷繁的感觉。

读了《希腊人和希腊文明》译者穆瑞的前言，方知这种写法乃是布克哈特治史的特点。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标是历史思想或观念，也就是喜欢“通古今之变”的通透见识，反感业已盛行的史料考据技术，把兰克等学者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苦心孤诣求证出来的“历史真实”视为一堆“纯粹的历史事实垃圾”，浪费历史家的“精力”和“视力”。这种认识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兰克提倡的“如实直书”的实证目标把史学工作者变为了历史的录入员，忽略了历史向来具有的启发心智、提升智慧的教谕作用。换句话说，兰克同传统史学的追求唱反调，布克哈特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传统史学夹叙夹议方法的继承人和捍卫者，区别只是多了一些“议”。

对布克哈特的这一做法我能够理解却不以为然，因为史学的研究过程如果没有确认事实的首道工序，如何能构建出合理恰当、趋近真实的价值评判或思想观念？二者如果有机结合则对史学善莫大焉。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其实是对这两种偏向的适当修正。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一书当然还是布克哈特的风格。由于是在大学课堂中的讲稿，所以布克哈特思想的信马由缰更为明显，到处都是智力与史实接触碰撞之后擦出的思想火花，凸显出作者的主观介入。不细心的读者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本书字里行间充溢着个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感受，其表达不加收敛掩饰，心到笔到，价值陈述胜过史实陈述。因此，这是一部个性十足、智力强劲的史著，就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别的作曲家的一个作品有几个令人心驰神往的乐句就不得了了，老柴的美妙乐句却四处泛滥——好听好读，容易把读者引入耐人寻味的分析和概括而不能自已，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古希腊文化的意味深长的入口。布克哈特说：“我们应该永远感谢希腊人对世界的洞察，在这里，他们与我们十分接近；在创造力的领域里，他们是如此伟大，这是他们的崇拜者所望尘莫及的。”我们也应该感谢布克哈特对古希腊文化的这种透心彻肺、如醉如痴的爱情，这使我们想追问为什么19世纪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会有这样一种情怀。

没有人很好地解答过这个问题，那时的知识分子只是倾心尽力地赞美古希腊人和他们的文化，比如恩格斯把希腊人称作“天才的小民族”，英国诗人雪莱则以复数第一人称认同自己和所有英国人“都是希腊人”。姑妄言之，还是轴心时代的希腊人对近代西方文明所作的非凡贡献折服了近代西方人。这些贡献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爱智、重德等基本价值观念，以及登峰造极的雕塑与戏剧艺术。在此基础上，今天西方的一些具体价值观，如公民社会、选举权、任期制、知情权、参与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教分离、文职人员管理军队和宗教事务、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等等，都可以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出处。这正是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被古希腊人俯视的蛮族后裔——西方的主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北欧人、斯拉夫人等)那么积极主动地认同古希腊文化为自己的文化祖先和价值源泉的根源。

但这毕竟是19世纪的事情了。现在的欧美学界，古典学日益滑向边缘，人们的眼睛偏爱鼻子前面的人和事，为何这部100多年前的著述，却仍能引起当代史家的注意，并被译成英文试图加以推广呢？这说明布克哈特的道德文章还没有过时，仍然可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

布克哈特的世纪是一个驱动世界变革的、热火朝天、光怪陆离的世纪：人类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从工人发明家到教授和知识分子发明家，快得使人文社会学者们都来不及整理和归纳；政治领域则继续着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和改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的咒符仍旧呼风唤雨，推动着变天的浪潮；共产主义运动从幽灵演变成各国资产阶级俱乐部恐惧的洪水猛兽；思想家和大学者的高论和自信比山高、比海深，人们的心头好像长满了草……在骚动的欧洲社会中，却有一个心如止水的历史家布克哈特，他沉浸在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文化遗产当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只解圣贤书，在字里行间发泄着自己对古典的那片衷情。这位教书匠在古希腊文化研究中获得了快乐，正如他所说，“人们不能对一个教师有太高的希望。但是首先，他应该使人们保持对精神造物价值的信仰。第二，他能够使人们相信，在这些造物中可以发现真正的快乐。”

历史的主要价值在于借鉴和参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布克哈特在万丈红尘当中能够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把研究和爱好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快乐源泉，这给我们提供了一面照看自己嘴脸和内心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感到了自己的低下和渺小，应该向布克哈特学习并感谢王大庆博士把这面镜子进口到中国来。

郭小凌

2007年7月20日

我最初接触布克哈特是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初涉史学殿堂的我开始阅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79年)，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书中所描述的那个躁动不安但充满创造激情的时代吸引了进去，于是边看边做摘录，很久以后，当我再次拿出这个本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几乎把这本书抄了一遍。说实话，虽然这本文化史的名著对自己影响颇深，但对这本书的作者的了解一直是非常有限的。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世界古代史作为自己继续深造的方向，十分幸运地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先后在郭小凌教授和刘家和先生的门下学习古代希腊史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几年以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本《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的时候，才知道布克哈特不仅是一位文艺复兴研究的专家，也是一位学养极为深厚的古典学家，在认真地通读了这本书之后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惊讶之余开始萌生了进一步了解这位十九世纪伟大的历史学者的想法，于是开始搜集布克哈特的有关资料，使我再次感到吃惊的是，国内关于布克哈特的介绍和研究竟然十分寥寥，原因何在呢？这种情形反而更加激发了自己对布克哈特的兴趣。

三年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姚映然女士找到我，提出有意翻译出版这个取材于布克哈特身后出版的演说集《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的新的英文选译本，问我能否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虽然这本书的部头不小，翻译难度也很大，而且当时自己也是杂务缠身，但是面对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古典学家，面对为这个选译本付出了长期艰苦努力的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年)、穆瑞(Oswyn Murray)等当代的古典学名家，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件工作。但是接下来之后才发现要完成好本书的翻译工作比想像中的要艰难得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并不是一本深思熟虑、考订严谨的学术专著，而是在演说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文稿，作者在生前也完全没有出版此书的打算，虽然经过很多布克哈特的亲友、学生和专家的修订，但还是带有很强的口语化的特点，许多内容排比铺陈，极为详尽，但很多思想又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持这种语言风格的原貌，又要把布氏丰富的思想内涵准确地表达出来绝非易事。第二，自己虽然一直以希腊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但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却真的有一种“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布克哈特在演说中列举出的人名、地名、神祗的名字就不下几百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古典文献、希腊专名、典章制度、典故、俗彦，真是令人目不暇接。此外，文中还夹杂了大量的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是一篇“无心”之作，反而使布克哈特能够摆脱“专家”和“专业”的束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纵论古今，针砭时弊，这虽然为后来的古典学圈内人士的批评留下了把柄，但却凸显了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布克哈特的自由思想和学术品格，而这也正是他一生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关于这本书的选译过程、布氏的学术道路以及他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地位与贡献，本书的主编之一穆瑞教授已经在正文前面的长篇序言中作了十分详尽的述评，在这里不再赘述。在翻译过程中，自己也常常被文中不时进发的思想火花感染、触动，布氏在演说中体现出的充满激情但又不失理性思考、严肃认真但又不失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经常使人拍案叫绝，茅塞顿开。例如，他对希腊的赛会(agon)精神、悲观主义，希腊民族及其城邦政体的优势和弱点，以及希腊的艺术、宗教、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有十分独到的看法，不论后来的学者对这些看法赞成与否，布克哈特对古典学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这也许就是在他去世一百年之后，经过几代古典学家的不懈努力，这个新的英文译本终于得以问世的原因所在。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相信这个译本在中国的出版还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1978年，在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Weltgeschichtlich Betrachtungen，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编者维尔纳·卡埃基(Wemer Kaegi)为此书撰写的编后记中，详细地叙述了布克哈特的这本著作在世界各国的翻译情况，其中提到，除了欧美国家之外，“在日本，评论布克哈特的文献也很多”(见中译本，第288页)。我在北京图书馆检索有关布克哈特的文献的时候，也无意中发现北图就收藏了很多种布氏著作的日文译本。文中当然没有提到中国，因为在这篇编后记出版的第二年，国内才有了布氏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是一件大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不知为什么，在这以后，有关布克哈特的介绍和研究却几乎销声匿迹了。直到最近，布氏《文艺复兴》以外的其他著作的中译本才陆续问世，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大帝时代》(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和不久前刚刚出版的《世界历史沉思录》。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因为这些布氏著作的翻译出版不仅可以填补中国在布克哈特著作的引介工作上的空白，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这位与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齐名的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

下面还有几个与本书翻译有关的具体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首先说一下“agon”一词的翻译。agon是希腊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词语，也代表了希腊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竞争或者竞赛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也体现在文艺、体育、哲学研究乃至经济活动等社会生活中，奥林匹亚的泛希腊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之一。穆瑞在序言中提到，正是布克哈特最先发现并阐述了希腊人的这种精神。由于没有对应的现代西文，就其含义来说可以译成contest(竞赛)，compete(竞争)等等。实际上，希腊文的这个字除了有展开竞赛的意思之外，与另一个希腊字agora(即市场、广场)相仿，本身也带有“聚集”、“聚会”的意思。由于这个字还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文译法，为了同时体现“竞赛”和“聚集”两个方面的含义，本书就采用了“赛会”这种译法。

第二是banausic这个字的翻译，这个字来自于希腊文banausia，是指与脑力劳动者的高级的、追求智慧的活动相对应的手艺人、匠人或者体力劳动者的低级的、下贱的谋生活动，因此翻译成某个单一的词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本书就根据上下文翻译成“物质性的”、“机械的”，“手艺的”或者“匠人的”等多种译法。

第三，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神祗名的翻译分为三种情况，首先凡存在约定俗成的统一译法的按照该译法翻译；其次，没有统一译法的根据有关的工具书进行翻译，本书主要参考了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和晏立农、马淑琴编著《古希腊罗马神话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再次，既没有统一译法又无据可依的按照音译。不论哪种情况，专有名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均标注原文。

第四，为了尽量保持著作的原貌，便于读者查询，译者对原书的注释、附录、参考书和索引均未作删改，进行了必要的翻译，并在正文当中标出了原书的页码。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位师友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谢意。首先感谢郭小凌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了中译本的序言，并就一些翻译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感谢杨共乐老师、陈恒、刘津渝两位学长、聂敏里博士和徐洋先生在拉丁文、希腊文和德文的翻译问题上的悉心指点和无私帮助。十分赞赏和钦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眼光，能够及时地把这本书纳入翻译出版的计划。更要感谢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的姚映然女士、何晓涛先生和马晓玲女士，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耐心和帮助。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协助，本书的翻译工作也不能顺利完成。

应该说，对于本书的翻译，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多少个日日夜夜，能够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专心聆听一位学术大师的谆谆教导，与一颗伟大的心灵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啊！这种感觉非同一般。不过，由于自己在时间、学识、学养等方面的限制，还是经常感到力不从心，翻译中一定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由于语言上的限制，自己没有能力对照德文原著进行审校，这是本书翻译过程中最大的缺憾。不过，学术乃天下公器，定会薪火相传，这毕竟是一件起始性的工作，一方面希望得到各位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个译本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今后有更好的译本问世。

王大庆

2007年8月28日于时雨园

本书不仅是对布克哈特学识的一部总览，还可由此洞见十九世纪晚期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

——《纽约客》

本书不仅仅是研究十九世纪历史学，还是研究古代世界的必备工具书。

——《出版人周刊》

布克哈特是第一位揭示出政治在希腊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的学者，是他奠定了希腊政治和政治制度研究的现代理念的基础。布克哈特不断地使我们感到惊讶：他的著作仍然是现代关于希腊文化的第一次也是最好的阐述。

——[英]奥斯温·穆瑞

这是一部个性十足、智力强劲的史著，就像柴科夫斯基的乐曲好听好读，容易把读者引入耐人寻味的分析和概括而不能自已，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古希腊文化的意味深长的入口。

——郭小凌

布克哈特此书后来的影响表明，维拉莫威兹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时至今天，我们对希腊文化一些根本特征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来自于布克哈特的这本著作。

——黄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