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森高中是美国顶尖的公立高中有“小哈佛”之称。每年大概有26000名学生参加该校的招生考试,录取率只有3%,比哈佛还低;每年都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生被常舂藤盟校(美国最负盛名的8所大学)录取;学生在全美各种数学竞赛、科学技能大赛、辩论赛中总能取得骄人的成绩;校友中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多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以及许多艺术名家、成功企业家和杰出的作家。
究竟是精英学校成就了学生的辉煌,还是天才学生成就了学校的伟大?本书为你揭晓答案!
无论您身为教师、教育管理者、教育研究者,还是学生、家长,相信这样真实的深度报道对您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书是关于纽约一所高中的报道。这所位于曼哈顿的斯蒂文森高中,堪称美国顶尖的公立高中之一。这所学校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学生毕业后所取得的成就:校友中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多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艺术名家、成功企业家以及杰出的作家。
是这所伟大的学校成就了这些聪颖的学生,还是极具天赋的学生成就了这所学校?学生们是如何应对巨大的学业压力,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的?为了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2006年春,该校的毕业生克莱因先生暂别《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的工作,回到他的母校,利用一年的时间对那里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度的观察和调研。由于作者多年从事记者和特约撰稿人工作,有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洞察力以及流畅的文笔,再加上其投身于此项研究的满腔热情,保证了本书故事的真实性、记述的完整性以及评价的客:观性,其间也不乏妙趣横生的话语和文采飞扬的笔墨。
一章章读下去,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仿佛也享受了再做一回孩子的乐趣,被这个奇特的地方所吸引。这里有天资聪颖的学生,这里也有敬业且乐业的老师,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群渴望子女成龙成风、笃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的家长,正如作者所言:“还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和未来更重要呢?”
书里的故事有的令人捧腹大笑,有的令人黯然神伤,也有的令人十分感动,透过这样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本书揭示了斯蒂文森高中的秘密,反映了美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呈现了一幅充满激情与泪水、坚定与迷茫、自由与束缚的青春画卷。
第3章 绿野仙踪
夜幕笼罩下,宁静的布鲁克林区附近一幢不大的二层砖房,早上4:34,大门外划过一道光。一个旋转的苦修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反叛者和一个带领别人干坏事的头目,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他的装束里:黑色紧身裤,蓝色羊毛保暖夹克,带花的无檐便帽,没框的眼镜,黑灰色的胶底帆布鞋和一顶耶鲁棒球帽。
这个人正是杰伊先生。
在二月的这个清晨,他看上去像是准备跑马拉松。不妨说,这正是他要去做的。等他待会到了学校,会一直忙到晚上很晚,兴奋地“制造麻烦”。作为副校长兼久负盛名的数学系的系主任,他是一个有影响力、受人尊敬的人,他会违反规定,创造新规定。
“当你和孩子们打交道时,”他说,“你最好保持年轻,否则他们会跳到你头上造反。”
看上去24岁左右的杰伊咧着嘴笑起来,好像他已经迫不及待了,而实际上他已经54岁了。
此时,正是拂晓时分。天还黑。他驾驶着一辆黑色本田雅阁轿车,踩下油门,沿着无人的沥青马路行驶。他说道:“马路上只有醉汉和我。”尽管这些年来街景变了,但从1972年开始他就始终如一地走这条路,那时他刚到斯蒂文森做实习教师。然而,所有这一切也许会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已经在斯蒂文森高中工作了34年的杰伊相信,也许这是他在那里工作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想到要离开,我真会哭,因为我热爱这里。”他说,“如果我离开这里,将会留下一个永远填补不了的空白。”
杰伊先生不想离开,但他感觉自己别无选择。他曾寄希望于他的朋友和老板泰特尔能从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但是年年落空,看样子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了。泰特尔先生今年57岁了,他刚收到了一笔额外津贴。尽管接受这份津贴对他退休后的生活很重要,而且并不能保证明年他还有这样的机会,但他没有接受。他丝毫没有要离开那把“金交椅”——这所众人瞩目的学校的校长位置——的意思。泰特尔的消息——或者说根本没什么动静——使得杰伊在学期之初的这个早上的心情很糟。他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等待,等待他所期望的校长一职,学生和老师们也想象着有一天他能做校长。
“我已经为做校长准备了三四年了,”他说,“现在轮到我了。”
现在是早上4:52,杰伊开车驶过布鲁克林桥,想着未来隐约出现的场景:到位于新泽西的另外一所有名的公立学校卑尔根郡学院做校长,并且他已经开始为此而行动了。卑尔根郡学院的领导曾力劝他,他也去过那所学校5次了,最近他还参加了新泽西州校长资格考试,现在正在等结果。数字也有明确的意义:如果他从斯蒂文森高中退休,他推断他每年将可以领到80 000美元的退休金,而做另一所学校的校长,退休金可以达到每年130 000美元——几乎是他现在收入的两倍。
两种情况相比较而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当杰伊转弯驶上昏暗的钱伯斯大街时,离开斯蒂文森的想法不经意间触动了他。他快速驶过西街,停在学校前面,眼前空无一人。那个不确定的想法必须搁在一边,现在要开始忙碌了。早上4:58,有事情要做了。
在数学系办公室可以看到特里贝卡大桥的全景,这间狭小而拥挤的402教室被塞在学校的一角,让人感觉水泄不通,就像今天早上鲁莽冲进来的那个人带给这里的感觉一样。这里有许多东西:六台电脑,两台打印机,五个胶带分割器,三个订书机,四把剪刀,一个象牙色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半身雕像。未接电话的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杰伊先生的桌子上摊着纸、文件、大量的黄色便笺纸,用来提醒他紧要的事。在柜子上,贴着一张录取通知书:“珍妮弗‘米歇尔·杰伊被授予耶鲁大学2007年入学资格。”这是他的大女儿,一个注定要上常春藤、非常典型的斯蒂文森毕业生。书架上是一些学数学的人常用的工具书——《初等代数》、《三角学》、《初级微积分》、《微积分》,还有一本《水不放弃:温斯顿·丘吉尔演讲精粹》。档案柜上是一堆形状、大小各异的数学奖杯,奖杯上布满灰尘,像被拥有许多玩具的小朋友遗忘了的玩具。旁边是一台20世纪80年代末的老式电脑。更显眼的是一张他的照片,仍然是咧着嘴笑,但比现在年轻,淡淡的一撮胡子也刮了——站在他旁边的是蒂姆·罗宾斯。这是这位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得主回来看望他以前的数学老师时拍的。
这是杰伊先生掌管的王国——他做的这些事是其他管理者不敢做,老师们也百思不得其解的,但却是受到学生们称赞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叫他“奥兹国的巫师”的原因。他谨慎地解释说:“当你帮助孩子们时,你得用他们赞同的方式向他们解释规定,我的座右铭是:‘让它发生。’”
杰伊在管理上几乎没有遇到过他跨不过的坎儿,这在复杂的科层制中绝对算是一种技艺。如果一个学生睡过了头没能按时参加数学期末考试,他会安排一次补考。他会为学生——像罗密欧这样的学生——免去繁文缛节,跳过一门数学课,直接学高年级的课程。当一个学生通过了高中所有考试,杰伊会找到学生所需要的课程,甚至是纽约大学的一门博士课程。更重要的是,他会给那个上大学课程的学生高中的学分,全然不顾高中指导顾问怎么反对,怎么大声冲他咆哮。“在这个系,”他得意地说,“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这样的措辞——双重否定——正是一种数学方程式,也正是一个高一年级代数没考过,错误没改正,而且还惹是生非的学生所希望的。
斯蒂文森高中曾位于东15街,杰伊家离这所备受称赞的学校只有几个街区。笼罩在斯蒂文森的“阴影”下,丹尼尔·杰伊懂得了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位商业房地产经纪人的儿子。他当时上的是一所一般的公立学校苏华德公园高中,每天乘车去A大道上学的路上都会路过斯蒂文森高中,但是他从未希望自己上斯蒂文森高中。对他而言,斯蒂文森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因为当时那是一所男校,那里的学生由于沉重的课业负担看上去很痛苦。丹尼尔喜欢玩得开心,而学校却阻碍他尽兴地玩。
丹尼尔跳过了初三年级,对他来说学习真是小菜一碟,但高一年级时所有他跳过的课程最终他都没跟上。代数糟糕到只考了55分,和法语课分数一样。高三时这一幕又重演了,他上了三分之一的课,没通过数学考试,然而在全州代数和三角学期末考试中却得到了并不算优秀的合适分数。虽然细节已经不完整了,但无论如何,丹尼当时还是通过了规定的课程分数线。
“我并不是主动来这里工作的。”这是他做事的方式。
可以说,后来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的经历也是这样,当时还是一个本科生的他对想做什么一无所知——仅仅知道要躲避越战。由于逻辑和数字对他而言都不算难,因此他决定读数学专业。基于更加实际的考虑,他把教育作为自己的第二学历。他说,教学“也是服一种兵役,真是这么一回事”。
直到他大学四年级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或命运——成就了另外一回事。
作为数学方法课的一部分,老师要带他和他大学班上的同学观摩班上一个同学的教学实践——在布朗克斯区的一所高中教15分钟的课。那里是一个很难管的地方,仅仅是孩子们都能来上课就是一种成功了。那一天让人吃惊的是实习老师没有来,因此,丹尼像以前一样鲁莽地自告奋勇上去教课。要教的是高一年级代数,那门课他自己都没考过。
他快速浏览一下学生花名册,这是一种颇有些历史的纽约公立学校学生座位表,根据一位哈佛毕业的公立学校老师爱德华·C·德莱尼的名字命名,卡上填着学生的出勤情况和年级,名片大小的标签上写着30来个学生的名字,冷酷的学生面无表情地盯着站在教室前面的他。
丹尼的目光再一次回到学生身上,他开始问有多少同学喜欢打篮球,问这个问题是想得到他们的回应,因为学校与杨基体育馆只有一步之遥。
班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举手。
还不错。
P24-27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想象这本书的中文读者是谁,是教师?学生?家长?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管理者?抑或是教育研究者?他们为什么想读这本书,他们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
《揭秘美国最好的中学》是关于纽约一所高中的报道。这所位于曼哈顿的斯蒂文森高中,堪称美国顶尖的公立高中之一。每年大概有26 000名学生参加该校的招生考试,其中只有大约800名学生被录取,录取率只有3%左右。在校生中每年获“国家荣誉学者”的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2006年有99名斯蒂文森高中的学生获此殊荣,而从全美来看,平均每两所公立学校才有一名学生得到这个称号。此外,学生常常在美国各种数学竞赛、科技大赛、辩论赛中取得骄人的成绩。同时,学校还拥有200多个学生社团,30多种学生自己编排和发行的出版物以及丰富的选修课程。每年的毕业生中有四分之一能上常春藤盟校。也许这所学校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学生毕业后所取得的成就:校友中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多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艺术名家、成功企业家以及杰出的作家。
是这所伟大的学校成就了这些聪颖的学生,还是极具天赋的学生成就了这所学校?学生们是如何应对巨大的学业压力,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的?为了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2006年春,该校的毕业生克莱因先生暂别《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的工作,回到他的母校,利用一年的时间对那里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度的观察和调研。由于作者多年从事记者和特约撰稿人工作,有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洞察力以及流畅的文笔,再加上其投身于此项研究的满腔热情,保证了本书故事的真实性、记述的完整性以及评价的客:观性,其间也不乏妙趣横生的话语和文采飞扬的笔墨。
一章章读下去,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仿佛也享受了再做一回孩子的乐趣,被这个奇特的地方所吸引。这里有天资聪颖的学生,这里也有敬业且乐业的老师,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群渴望子女成龙成风、笃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的家长,正如作者所言:“还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和未来更重要呢?”
书里的故事有的令人捧腹大笑,有的令人黯然神伤,也有的令人十分感动,透过这样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本书揭示了斯蒂文森高中的秘密,反映了美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呈现了一幅充满激情与泪水、坚定与迷茫、自由与束缚的青春画卷。
无论您身为教师、教育管理者、教育研究者,还是学生、家长,相信这样真实的深度报道对您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书由马蕾和李旭晴合作翻译。马蕾负责前言、第1~13章以及附录的翻译,李旭晴负责第14~26章以及后记的翻译,最后由马蕾负责统稿。
从2008年的初春到初秋,历时9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部译著。对于译者而言,翻译这本书的过程既是一个专业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作为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将国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译介到国内,既是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拓宽视野以及对别国教育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翻译过程中我们克服了许多文化理解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困难:古往今来的典故,有如神来般的适时幽默,精当的遣词造句,尚来不及编入词典的流行语等,因此我们需要查阅许多文献,还要借助网络来弥补文化背景的缺失和个人知识的不足。陆游诗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作诗如此,翻译亦如此吧,只在词藻和形式上下工夫还远远不够,更要侧重对原文背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精深把握。
付梓之际,译者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任红瑚、张神琳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努力。本书作者亚历克·克莱因教授,曾通过电子邮件多次及时而耐心地回答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若干疑问,在此,也对克莱因教授深表谢意。此外,也要感谢袁丽老师、李茂编辑的弓I荐和热情鼓励。最后,还要对我们的朋友张浩、李震川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表示谢意。翻译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问,译者深感学识浅陋,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8年10月
于北京师范大学
回到未来
现在已经没有乐斯菲斯背包了,取而代之的是原来那个破旧的小皮箱。皮箱静静地立在一个行李柜里,等着我一起回《华盛顿邮报》的报社。我已经完成了在那个最神奇的地方——斯蒂文森高中——的采访。一个冬日的早晨,我手里拖着皮箱逆风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不想提箱子的手柄——那样一点儿也不酷。我把箱子的皮带扣在了肩膀上,这样就正好符合我刚刚离开的斯蒂文森高中那群十几岁孩子的风格——随意,不加修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14岁大的高一女生。她可能会赞成我这样的提包的方式。她也许还会面带微笑地说我“疯了”,那种单纯而灿烂的微笑会穿透我的心。可是那些面无表情的大人们丝毫没注意到我这个有些许叛逆的动作。为什么要他们注意呢?我看上去与他们差不多:不再像学生那样穿着肥大的休闲装,而是整整齐齐的皮鞋,干洗的西服取代了那种到处是破洞的牛仔服。我已经把自己那套学生装放进了衣橱的最下层——让它们在那里“休假”好了——这样的衣服只能在无关紧要的场合才能穿。
心里还是有些遗憾。在那里度过的那些日子就像是人生的小阳春一样。那里万花筒一般丰富多彩的生活,充满了渴望、理想与抱负。然而一切又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退去。于是,我收拾好行囊,回归自己的生活。我想念那儿的孩子们,包括那里所有的孩子。想起他们为了去约会就不来上课;想起我渐渐熟悉了他们学校的作息时间表,所以才能及时在走廊里拦住他们(对他们进行采访);想起他们为了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而努力学习——不论这样的话题听起来有多陈腐,但是他们觉得这是正确的,是值得为之付出的。
一切已经过去了,他们都成为我脑海里的回忆了,但是斯蒂文森高中却深深地印在那里,不可磨灭。这个学校的办学宗旨让外人觉得极其不合时宜,因为这源于杰斐逊的一个理念。他一直希望将教育作为每一个公民摆脱凶残暴戾的有效途径,同时他认为应该创立一种培养专才的教育机构。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一百年前建立斯蒂文森高中的时候,它并不是一所培养精英的公立学校,只是培训男孩儿干活的——正好反映了当时兴起的工业化进程。而那个时候,美国17岁左右的年轻人中,高中毕业生所占比例还不足7%。美国教育专家马修斯提到那个时期时说:“要是你能把所有最优秀的孩子都集中起来,教育者就会认为你能创立绝对有很强吸引力的学校。”
然而,这并不是今天普遍认同的观点。他说:“现在的主流是不应该把所有聪明的学生都集中在一起。因此,过去那种看法是逆潮流而行的。”另一位教育权威人士洛夫里斯博士也毫不客气地称:“斯蒂文森高中的办学宗旨从政治上讲是不可取的,完全不受欢迎。”
反对斯蒂文森高中这类学校的观点与几十年前的民权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即这是一个专为少数特别优秀的学生开办的学校。而反对这种学校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一类通过考试公开选拔学生的学校抢走了生源——因为那些优秀的学生能带动其他学生学习,从而提高整个学校的水平——普通的学校和普通学生就缺少了一种能激励自己进步的环境。
马修斯先生说:“美国高中生最大的动力是来自同龄人的压力。如果你身边没有成绩很优秀的同学,或者这样的同学大大地减少,那么钦佩这样的孩子的同龄人就会更少,并且这个学校里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减少。这样一来,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都会受影响。”
这会让教育者和决策者都面临一个难题。“在过去的30或35年里,由于学生学习不努力,从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毕业率来看,美国的教育成果总体上都很一般。”切斯特·E·芬恩说。他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托马斯·B·福德姆基金会的总裁。这个机构主要负责教育改革方面的研究。
教育界的争论的矛头已经指向了学生学习进步很小这一现象,尤其是那些中学生。克雷格·D·杰拉尔德在为“教育界”(这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由教育专家组成的智囊团)写的《有关高中改革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只有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能顺利升入大学。当今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阅读和数学考试中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的学生得分高。”
这个组织的创办人之一托克先生说:“我们在高中教育这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
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为这个棘手的问题找了一系列原因,诸如:老师们对学生的期望不够高;学校为学生创造的学习环境干扰太多;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不够关注;有的学校太庞大,管理不够人性化;而有的又太小,组织结构不完善;亚欧两洲的教育水平更高;国外的教师受过更好的培训;我们看电视看得太多;我们的阅读量还不够;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奢靡,腐朽,自私自利,上网成瘾,唯利是图,过分热衷体育……
而我们最统一的意见就是:我们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
最近几年,合乎情理的是,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又特别关心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差生,先后采取了许多行动,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这个法案强调要通过考试成绩和校规校纪来评价学生。又如特许学校,这类学校的经营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学校体制。他们还提出了其他的解决办法,例如教育券让学生们在择校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一些关注某一主题或学科而建立的磁石学校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办法和斯蒂文森这类学校的淘汰式录取机制相比,都相形见绌。最近,各大教育基金会又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小型学校,而那些天资聪明的学生往往被忽视了。
著名的教育历史学家拉维奇博士指出: “他们现在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
这些教育者和决策者都认为那些特优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成功,他们是一般规律的特例,只属于学术领域最顶层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学习经验并不适合美国其余的普通学生。可是斯蒂文森高中的泰特尔校长却不这么想。他强调:这个学校并不仅仅以考试制胜。让这所高中与众不同的不只是它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校长先生谈到了让学校坚持实行“残酷的课程安排”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其他的学校都纷纷避免这样的课程安排。“有的学校会把要求学生一年学完的课程延长到一年半或两年,这样一来,学生们一般都能学完。但是,这样就没那么残酷了。真正的残酷是指如果要求一年学完,就一年学完。不能再加课。”
校长所说的话里隐含着一个在其他学校也能找到的重要思想:较高的期望值。在斯蒂文森高中,孩子们肩负重望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并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老师只希望学生考出最好的成绩——这样的做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该校的文化之中。这个学校的学生总爱告诉你,这样的高期望值促使他们产生一种动力。学校告诉学生们说他们是最棒的,于是学生们就刻苦学习,争取做到最好。因此,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上总是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有时竞争还会显得过于激烈。实际上,他们的压力相当大。有的学生——有时家长也这样——又走到了极端,他们对分数过于热衷,从而使得考试作弊在校园里非常盛行。同时,他们的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其他一些学生由于不堪重压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彻底排斥学校。有的甚至还靠吸毒来减压。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自己也认为最有效的动力是让学生们觉得自己很棒。可以肯定的是,像斯蒂文森这样的学校是完全有资格对学生抱有较高期望的。如果与其他学校做法一致,斯蒂文森想提高期望值可能就难了。
使这个学校受益的第二点是: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学生们可以在走廊的地板上学习,可以晚上很晚了还在校外晃悠,可以跳舞,弹奏乐器,下象棋,制造机器人,抑或是跟着iPods的音乐乱敲乱打。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学校还尽力鼓励他们这么做。这里已经不只是他们学习的“城堡”了,而是一个探索之地,一个“避难所”。在像斯蒂文森高中这样的学校,要创造一种自由的氛围比在其他学校容易得多。尤其是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学校越来越担心学生的安全和恐怖主义,所以学校的各个地方都安装了金属探测仪,就连斯蒂文森也不例外。如果与其他学校做法一致,斯蒂文森想创造一种自由的学习氛围可能就难了。
斯蒂文森高中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力几乎是无形的,不为人察觉的,然而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驱动力就是家长。他们有的开出租车,有的整日忙碌于食品店的经营。大多数家长都只有微薄的收入。但是他们却一直全力支持孩子的学业,如学钢琴,参加数学夏令营,请计算机家教等等。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升入斯蒂文森高中时有一点突出的优势。另外,孩子上了高中,他们仍然不松懈,他们自己也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参加各种课后委员会;自己烤曲奇饼来卖,所挣的钱用于资助学校;给老师发电子邮件。就算不见家长其人,也能随时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有时甚至让人很受感动。他们只是为了确保将最好的给孩子。在像斯蒂文森高中这样的一所学校,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的任何事情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与其他学校做法一致,斯蒂文森要想让家长更加关注学校可能就难了。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学校、家长以及孩子们的付出换来了无价的成果。今天从斯蒂文森高中毕业的学生,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在各行各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将在医学上取得伟大的突破;他们将解开一个个科学之谜;他们将去太空旅行;他们将在美国国会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他们将建立新的公司;他们将创作出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可是,现在你还看不到未来,至少在学校放假的时候,走在这空荡荡的教学楼里,你什么都看不到。
我想念米洛。想念那个才10岁,还没被正式录取的高一学生。想念和他一起下棋的日子——他赢了我一次;想念和他一起踢球的时光——他每次都赢。他的学习成绩当然也是相当出色。这学期期末考试,他的三角学荣誉课程得了95分,数学研究99分,演讲技能课100分,最后的平均分是98分。对于一个还没正式入读高中的孩子来说,这已经不错了(他还拿到了数学竞赛小组课程的学分)。而在那次纽约州数学考试中,他不仅比其他学生都先完成,还得了91分。同时,米洛和他的姐姐薇拉刚参加了斯蒂文森高中的入学考试。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向我汇报:“我俩都觉得这次考试很简单。”
我想念马莉娅。想念那个从乌克兰移民过来的高二学生。想念吃午饭的时候坐在“沃尔”墙餐厅和她聊天。我们聊生活,聊父母,还聊化学课上的难题。不巧,她这门课才考了88分。还有一门她觉得很难的课程——计算机科学——也考得不好。其余的都好得多:日语92分,数学94分,英语和历史都是96分,西班牙语99分。本学期的平均分是93.29分。相对于上学期94.86分的平均分,这次有所下降。她曾对我说:“我妈妈气坏了!但是我后来向她发誓明年会考好一点,她才慢慢冷静下来。”而她自己要想得到安慰的话,可以想想贾里克。他是最后一个骑士唯一在世的继承人,骑士精神犹存。
我想念罗密欧。想念那个当校足球队长的高三学生。想念我们在一起长聊,我们谈到发愤图强,谈到有双重种族的身份所面临的挑战,谈到爱与谈恋爱的几率问题。对他而言,一切皆有可能。这学期,他的生物考了95分,法语96分,英语和微积分方程式都是97分,体操和美国历史都考了98分,数学研究99分,并且初级微积分还考了满分。他的平均分是97.5分,太棒啦!校足球队在这一赛季的比赛中踢平了——对于一群学习尖子来说,这样的成绩已经堪称奇迹了。罗密欧在英特尔科学竞赛中没有拿大奖,但是这也没什么。和他一样,他在这个项目中的搭档——那位老教授——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还在继续研究。2006年12月15日,周五,罗密欧收到一所大学发给他的一封特别的电子邮件。信上说:“我们委员会在决定每一个录取名额时,都一直奉行哈佛大学的宗旨,即我们学校的成就绝大部分取决于这里所有人的才能和理想,尤其是学生们。我们在投票决定是否录取你的时候,委员会表现出了我们一贯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你上大学期间以及毕业以后能作出重大的贡献。”哈佛大学早就决定要录取他了。这样他就能和父亲一起搬到麻省去了。可是,他不能和自己的知心朋友谢文在一起了。谢文在给他的一封邮件中写道:“至于舞会,我会和我的男朋友一起去的。很抱歉,也许他并不是你所期望的那个男生。”罗密欧也会带自己的女朋友去参加舞会的。两人已经交往几个月了。看来,谈恋爱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想念简。想念那个与毒瘾抗争的高四女生。她基本上已经不再和我说话了。因为本学期期末的一个傍晚,她打电话给我,我当时正在机场等着登机。她在电话里显得十分紧张,说话时前言不搭后语。她向我借100美元买毒品。我没答应。她把电话挂了。我给她打回去,想向她解释原因,想告诉她作为一个正在写她以及她的学校的记者,我不能借钱给她。因为这样很容易让别人对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任何一个成年人,在明知她是借钱去买毒品的情况下,都不会答应的。只要是关心她的人,都不会借钱给她的。那只会让她进一步走向毁灭。然而,我再也没能联系上她,对她说这些话。每当我想和她说话时,她总是躲开。我给她发邮件,她不回。我给她留言,她也不回复我。唯独有一次,她在我电话机上留了条快乐的语音留言。但话音很模糊,还能听出十分嘈杂的音乐声。很难听清她在说什么,听起来好像周围有很多朋友。也许这是个转变的标志。这学期结束后,她要去马里兰州上夜校,来完成高中学业。她甚至还打算申请上大学。
我还想念学校的老师们。小人物波拉佐已经被撤去了学生事务专员的职务_尽管没有人能比他更胜任这份工作。他那么爱这些学生,使得他自己看起来也像个学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泰特尔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他后来只好把工作交给另一个根本就没有当这个协调员的意向的老师。这位老师答应了,但是经过再三思考又想方设法要辞去工作(他还没开始真正接手呢)。他的辞呈没有被接纳。目前,这两位老师共同来管理学生事务。高中的管理就是这样的。波拉佐先生还像以前当行政老师那样在他的课上逗学生们开心,学生们被他幽默风趣的语言所吸引。还有李小姐——那个很有天赋的实习老师——现在已经是赛奥斯特高中的全职教师了。那里的学生跟斯蒂文森的学生一样被她所折服。西瓦诺维茨先生现在是卑尔根郡学院的代课老师,并对那里的老师进行教育技术培训。他的“守护者”兼“支持者”杰伊先生现在是那里的学术项目主任。尽管这个工作也带给他不少麻烦,但他热爱在那儿的每一分钟。还有达姆塞科女士,仍在斯蒂文森高中当副校长。有人已经觉察出她的变化。英语系主任格罗斯曼先生就在一封信中写道:“她居然还受到一群学生的欢迎,这些学生现在总是在她办公室里玩。她还是很敏感,但是并没有常常表现出来。”
真是有趣。斯蒂文森高中也和其他学校一样,在那里的学生都有一段短暂、残酷的回忆。每年有毕业生离校时,随之结束的也有一段大家共同的记忆。每一届新生入校时,过去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复存在。这样的循环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埃米莉·霍夫曼是一位很聪明的高四学生,他已被耶鲁大学录取。在离校的前一天,他对我说:“毕业时就像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学校一样。这就是学校的自然规律。这是一个‘生产’学生的工厂。每件事看上去都那么具有纪念意义。所有的故事看上去都显得那么重要,但是没有人会记得这一切。”
我们只胸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