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是近年美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弗公认的成熟之作，村上春树鼎力推荐。卡佛的作品致力于描摹美国平民的生活，表现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变质，表现普通人被生活打得遍体鳞伤后的孤独与沉默。译林社岁末推出《大教堂》，读者在当下情势中，更能感同身受地分享小说表现的人生感悟。小说对艰难时世的表现和“收拾人生的勇气”，将为新年的读书注入力量。

雷蒙德·卡弗是近年美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思潮澎湃，作者从忧患困顿中脱颖而出，十年间发表了好几部集子，都属畅销。他的作品写的几乎全是社会中下阶层，失业无告，婚变心碎，贫病自弃之人。写作手法也颇为独特，人称“极简派”或“峻削派”。其作品曾多次获奖，屡屡被选做经典语文读本，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大教堂》是卡佛的短篇小说集，1983年出版后,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并被提名普利策奖。本书中文译本是首次授权出版,由青年作家、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肖铁倾心翻译。

［前言］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

羽毛

瑟夫的房子

保鲜

软座包厢

好事一小件

维他命

小心

火车

发烧

马笼头

大教堂

［附录一］卡佛自话

［附录二］译后记：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

羽毛

我工作中认识的这个朋友，巴德，有一天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我不认识他老婆，他也不认识弗兰，两下就算扯平了。不过，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小孩，小孩应该有八个月大了。这八个月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么长时间都他妈的去哪里了呢？

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一盒雪茄到班上，吃午饭的时候，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牌的。每一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几个字，挺显眼的。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我知道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我从没见过巴德的老婆，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是个周六下午，无聊得很，便给巴德打了个电话，看他有什么玩儿的计划。是她接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她的声音：“喂一一”我一下子有些发懵，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巴德倒是跟我提起过几回，但我总是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她又说了一遍“喂——”我能听见那边电视正开着。然后她问：“谁呀？”我听见小孩开始闹了。“巴德！”那个女人喊。“怎么了？”我听见巴德的声音。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在班上见到巴德，我没提打过电话的事，不过，还是兜着圈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奥拉。”他说。奥拉，我对自己说。奥拉。

那天，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的时候，巴德跟我说：“没什么事，就我们四个。你和你媳妇儿，我和奥拉。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点左右来吧。她六点喂小孩，之后弄孩子睡觉，咱们就吃饭。我们的地方不难找，这是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纸，画满了线条，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的，还有箭头指示着东西南北的方向。一个大“X”指的就是他家了。我说：“太好了，很期待的聚会啊。”不过，我发现巴德好像并不太兴奋。

那天晚上看电视时，我问弗兰去巴德那儿要不要带点东西。

弗兰反问我：“比如说带什么？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我怎么知道带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她耸着肩，瞥了我一眼。我跟她谈过巴德的事，但她不认识他，也不大想认识他。“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去。”她说，“不过我无所谓。要不你就拿瓶酒吧。”她甩了甩头，长发在肩头摇摆。她似乎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咱操什么心呀？你惦记点儿我、我想着点儿你就行啦。“过来。”我向她摆摆手。她朝我这边靠了一点儿，让我能够一把抱住她。弗兰的金发散在背后，清新得像夏季里的一杯饮料。我捻起她的头发，用力地闻，手缠绕在发丝里面。她让我抱她，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双手搂住她。

头发挡住她的眼睛时，她会很生气，一边把头发拨到肩后一边抱怨：“这头发真是一堆麻烦。”弗兰在一家奶品厂工作，上班时要把头发盘起来。每晚回家都得洗一次头，然后边看电视边不停地梳理。偶尔她也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会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她知道我对她的头发喜欢得都有点儿疯狂了。我对她说过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才爱上她的。我告诉她，如果她剪了头发，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有时我会叫她“瑞典人”，因为瑞典人都有一头金发。“瑞典人”这个外号，她还能凑合着接受。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晚上，她会一边梳着她的长发，一边和我一道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的东西，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比如一辆新车，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我们也曾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但从来没有盼过的，就是孩子。我们还没有孩子的原因，是我们不想要孩子。可能以后会想要吧，我们对彼此这样说过。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等以后再说吧，以后什么时候呢？我们想我们可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了，一直等到以后。有时晚上我们会去看电影，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吃的东西，不管烤什么，烤得怎么样，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

“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我说。

“就带葡萄酒吧。”弗兰说，“要是他们不喝，咱们就自己喝。”

“白的还是红的？”

“再带点儿甜品。”她没搭理我，“不过，带什么都行，我真的无所谓。巴德是你的朋友，这是你的聚会。咱们可别太当回事，小题大做的，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吧，或者什么别的点心。”

P3-5

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

村上春树

最早翻译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要从一九八三年说起了。那是篇题为《脚下流淌的深河(水泊离家那么近)》(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的短篇小说。我是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已，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

第二年我去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登门拜访卡佛，和他面对面地交流。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亲手把他的作品无一遗漏地全都翻译出来。

美国文学的新经典

说起来，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雷蒙德·卡佛的形象发生过彻底的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般的美国人几乎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随着他晚年文学声名渐高，且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这个名字竟有了些许神话般的色彩。

不过数年之后在一些人当中(也是大致能预料到的)，对于卡佛的评价出现过反复。但平心而论，在美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史中，雷蒙德·卡佛乃是能够牢固占有一席之地的优秀作家，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他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中留下应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之中，最少也会有六篇被当作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

我内心认为，卡佛的文学地位大概是介于考德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的吧。

幽默感与驱动力

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天才的做派。他没有只为知音者率性而作的那种居高俯视的姿态。卡佛只用浅显简洁的日常语言来创作小说和诗歌，说给尽可能多的人听，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做更深层次的述说。这是他作为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

当然并不止于此。他的作品之中，处处隐藏着超越日常生活的奇妙意外，有着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现实感。一旦捧上手，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让你不由分说一口气读到最后。这就是卡佛作品的独特魅力，大概也只能用与生俱来的“才能”来形容了。

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

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乡间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成长环境根本无缘文化的熏陶。他不到二十岁就和高中的恋人结婚，要负担幼小的孩子，为日常生活所累，对人生略感幻灭的同时，逐渐对文学产生了觉悟。

他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自己归根到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这样的自豪感充溢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正因为这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曾被长期漠视，所以他的作品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曾被长期漠视，所以卡佛的作品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作品推敲细密

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以“故事”的形式，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是卡佛追求的文学境界。为此他不知多少次反复推敲改写自己的作品，让人不禁要感叹“是否凡事都需要这样较真到底呢”。

就算是已经出版了的作品，一旦有不满意，他还会修订再版。作为译者，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货真价实的认真而深深打动，重又端正了态度。

就像见过卡佛的人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写不张扬的小说，作不张扬的诗，自是不张扬的人。他晚年邂逅诗人苔丝·加拉赫，共同生活在一起。戒除酒瘾，重塑生活，这种被他自己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平静氛围，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苔丝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他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

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

1983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者按宣布“一种新的小说正在美国出现，一种罕见而慑人心魄的小说，不仅和现有的任何英国小说不同，也和我们惯常理解的美国文学不同。” 两年后，美国本土的《密西西比评论》重复了英国评论家的话：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声势浩大。在被命名为“极简主义”(Minimalism)文学或是“肮脏现实主义”(Dirt Realism)中，卡佛不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这种“新小说”的始创者。很快，已经有评论家不无兴奋地发现某大学竟出现了“‘模仿卡佛’小说竞赛”；很快，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资深评委已经抱怨起“卡佛式”小说过于泛滥了。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在1983年以前，还常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时刻都会有被别人拿走的危险。

雷蒙德·卡佛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岁。年底，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10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的办公室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做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开始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地改善都谈不到。1967年，他的名篇《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卡佛被迫正式宣告经济破产，就在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1974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1976年3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70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80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精装版到1984年就已经卖出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卡佛的九篇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电影《浮世男女》，得到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沛流离。但就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四本小说集创造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

应该记住的是，在创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干各种底层工作，品尝着接踵而来的失败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绘了一个仿佛可触摸的蓝领美国，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一员。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真正的蓝领作家，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了“减法者”(taker-outer)。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 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为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文字迷宫，找到了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于文本间的交叉互文，他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地沉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事实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而且，他公认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与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字变得更“慷慨”了。这本至今已经被翻译成近三十种文字的小说集中，收录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好事一小件》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并被收入《普施卡特获奖小说集，Ⅶ》。《发烧》入选《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好事一小件》和《维他命》一起被改编进了奥特曼的电影《浮世男女》。《羽毛》也被改编为了电影。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有因耳屎堵住耳朵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与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然而，在《好事一小件》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男人放下了心里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来美国不久，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了卡佛的书，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着卡佛的小说。对卡佛的喜爱触手可及，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版的卡佛会有爱他的读者。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断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