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同地按照党的决定，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

本书以丰厚的史料和广阔的视野，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的复杂心态着手，艺术地再现了南昌起义的来龙去脉，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开创军史的艰难历程。作品文史交融，气势恢弘，生动传神，读来悲壮感人而又能激起当代人更深的思考。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一支军队的诞生也必然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诞生于1927年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无数艰难曲折，教育了共产党人。在奔向井冈山时，他们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都带到了井冈山，从而以集体智慧开始了人民军队的伟大剖建。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大革命的风暴孕育出南昌起义，而南昌起义又最后通向了井冈山。

总序

“‘八一’不能改”——写在前面的话

共产党人建“铁军"

 周恩来赴法国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埋下日后国共斗争的种子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队——铁甲车队

 出击广宁援农运——铁甲车队亮相

 蒋介石实力一大脸就变

 北伐先锋独立团

 是反蒋，也是不反蒋——如此中央指示

 独立团扬威武昌城

在历史机遇面前

 当北伐大潮席卷中国之时，武装斗争对共产党来说已不是梦

 叶挺独立团一分为五

 蒋介石经营江西，磨刀霍霍

 菜名——“油炸蒋介石”

 蒋桂结盟共同反共

 未能成军就被缴械的上海工人武装

 中共五大寄望于冯玉祥

 讨伐夏斗寅再显铁军神威

 十万农军攻长沙，子虚乌有一场空

 远在万里的莫斯科替中共拿主意

义无反顾，决心暴动

 “五月指示”生事端

 冯玉祥附蒋最终促成了武汉政府右转

 置于绝境而后生

 无论汪精卫分共与否，都要暴动

 南昌城内露面的朱德将军

 对朱培德不能寄希望

 危急时刻多了贺龙一军

 李立三首倡在南昌暴动

箭已离弦不可收

 叶贺聚首，风起甘棠湖

 牯岭阴谋终落空

 暴动发起前的意外插曲

 张国焘阻止暴动遭怒斥

 地火在南昌城内燃烧

 周恩来平生唯一一次拍桌子

 周恩来不许捆绑张国焘

 暴动之箭已离弦

南昌首义开新篇

 “八·一”打着国民党的旗帜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一个副营长投敌后行动提前

 事先与袭击对象打交道

 谁打响了第一枪

 “我们是只缴械不杀人”

 “开枪，吓一吓他们！”

 两个团误期却引来另两大起义

 建立一个小型中央政府

迅速南征奔广东

 起义部队想重赴昔日的革命热土吸吮养分，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

 决心回广东再搞二次北伐

 叶剑英四两拨千斤，稳住张发奎

 凶险莫测，南征起步

 强扭的瓜不甜——蔡廷锴叛逃

 当兵吃粮的军队革不了命

 瑞金城外打了南下第一仗

 会昌恶战得与失

 拖家带口，冒险行军

潮汕失败的悲歌

 都说“到了广东就好了”，谁也不曾料想起义会在广东以悲剧落幕

 目标——先夺潮汕，再占广州

 上杭城内遇罗明

 三河坝分兵祸与福

 “汕头七日红”——最后的辉煌

 兵败汤坑成恨事

 潮州、汕头失守，势如山倒

 “胜利大逃亡”——起义领导人平安脱险

艰辛转战上井冈

 绝境中的铁军人心涣散

 关键时刻站出了朱德、陈毅

 军阀帐下暂栖身

 犁铺头整训，朱德首倡游击战

 朱德、胡少海施巧计智取宜章

 湘南暴动。震惊南国

 烧杀政策逼农反水，郴属特委会场遇害

 铁流奔腾上井冈

后记——南昌城头通向井冈山、天安门

叶挺独立团一分为五

攻克武昌的战斗以凯歌高奏宣告结束后，已离开黄埔军校政治部随军北上的聂荣臻扒开城内堆积的沙包，与先头部队一起迅速赶进城去，寻找前一段也困在城中的中共湖北省委军委机关。据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城内的秩序很乱，特别是唐生智的第八军部队纪律很坏，到处抢掠商店。有的人抢出来绸缎还互相争夺，一个兵扯住一头，一个兵扯住另一头，相持不下，把大街都挡住了。相比之下，进城的第四军的部队纪律还比较好，除了忙于收缴武器外对民间财产不抢不夺。

那时，第四军的部队都穿广东发的仿苏式军装，刚归顺革命的唐生智的第八军则还穿着过去北洋军阀样式的服装，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哪个部队的。

武昌城内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情景，一面称赞第四军，一面对湖南的第八军气愤地骂道：“什么革命军，还不是跟军阀一个样！”的确，唐生智的部队本来就是脱胎于北洋军体系的湖南军阀武装。北伐军一路进军，一路收编旧军阀部队，队伍虽不断膨胀，内部成分也越来越复杂。对那些“归顺革命”的军阀部队，顶多派去一个党代表，再加上几个政工人员去做点宣传，掌不了兵权，也根本不能改变其旧有的制度和作风。

占领武昌后，中共湖北军委马上开展工作，把中和里的一条巷子的房子全部包下，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湖北区委机关也搬了过来。随后，在这里又建立了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那时的军委与后来的职能完全不同，只是一个联络机构，负责中共中央与各派军队建立关系，分配一些军事干部到各处工作，并不指挥部队。

叶挺很恋家，把自己的家属也从广州接到中和里，他率团队驻在武昌南湖附近。第四军独立团前一段作战伤亡太大，幸亏自己擅自建立特别大队和补充营，还可弥补这些损失。

这时，正好黄埔第四期毕业生1000多人从广州赶来前线，其中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武昌的中央军委机关报到。除了将其中一部分人派往各地训练工农武装外，大多数都分配到叶挺独立团，正好为扩编部队解决了军官来源。

在这批到武昌城内来报到的青年军官中，有一个面容削瘦、脸色发白的矮个子的20岁的人，名叫林育容，是中共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林育英（后改名张浩）的堂弟，籍贯湖北黄冈县。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却又受人唾骂的林彪。在黄埔军校时，作为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就认识林彪，感到这个人比较好学，却又沉默寡言，思想内向。到了军委机关后，聂荣臻与他谈了话，问他愿不愿到叶挺部队工作，林彪表示愿意，于是就被分配到那里。按照军校毕业生的规矩先当实习排长，三个月后任正式排长，不到一年后就成了连长。

聂荣臻更想不到的是，6年后他被分配到中央苏区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到任后与之成为搭档的军团长，就是这个当初由他谈话并分配工作的青年见习军官林彪。战争出干部，战争挑干部，能在那样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不被淘汰并一步步升迁上来，肯定是强者。

大革命之时的林彪并不大引人注目，人们也并未想到他会“大奸似忠，大伪似诚，大诈似信”。当然，人是会变化的，大革命洪流中的林彪应该还算是一个积极上进的革命青年，个人品质中虽有一些狡诈的阴影，不过那时还用于对敌作战中。

中共湖北区委（后改称省委）这时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要报名参加北伐的工农分子很多，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叶挺部解决了兵源。有了军官、有了兵，正好可以扩编部队。

此时，武汉一带的战事出现间歇，只是南昌一带鏖战正急，于是北伐军许多部队都进行了扩编。前一段虏获人枪最多的唐生智部，在这方面是始作俑者。  从湖南打到湖北，第四军虽然获得“铁军”的威名（严格讲来还只是第十、第十二这两个师出征），第八军却在此段时间内实力增长最快。唐生智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半年中，因大力招降纳叛，兵力由1万多人一下子膨胀到近10万人，当时北伐军全部兵力加起来还只是20万多一点。

为了让总司令部承认自己的地位，唐生智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将自己原来四个师的番号扩大为四个军，即第八、第十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由他手下的四员干将李品仙、叶琪、何键、刘兴分别任军长。

此时，李宗仁正好赶到江西方向的总司令部，蒋介石把电报拿给他看。李宗仁因自己的部队作战多，损失大，未得到扩充，本是一肚子火，马上发怒说：

“唐生智这小子真是得志便猖狂！我们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和番号应由总司令部统一筹划，怎么能够自己要求扩编部队呢？这封电报应予批驳，以儆效尤！”

本来十分厌恶唐生智的蒋介石却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不好激唐成变吧！”

“为什么？此风一开，大家都要求自行扩编部队，还成什么体统呢？”

没想到蒋介石却答应了唐生智的请求。后来知道，这时刚刚从苏联运到广州的武器，这位总司令下令全部拨给自己起家、现由何应钦任军长的第一军，并已决定将该军分出两个师再扩编一个军。第一军打仗战绩不行，俘获不了多少人员和装备，却独吞外援武器以扩大实力，还有什么理由以驳唐生智？

再则，当时国民政府许多反蒋人士北上武汉，蒋介石也害怕唐生智被他们拉拢。何况唐的武器是自己缴的，兵力是自己扩充的，饷是自己占地筹的，著名的汉阳兵工厂也已被他占据，生产的武器基本归其所部支配。他的部队壮大已是既成事实，要的不过是个番号也就是承认而已，于是蒋介石考虑再三只好照准。

这样一来，唐生智部一下子由一个军变成四个军，本人也当上了西路军总指挥，顿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不仅成了湖南王，湖北很大一部分也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此时，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实力上能与唐生智抗衡的只有蒋介石。这个被“顾老师”预言日后能得天下的唐生智，于是一心反蒋并想取北伐军总司令之职而代之。为了壮大力量，他到了武汉后，又想拉共产党帮助他反蒋。这个身为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的上将大员，竟然背着左右单独找到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显得非常郑重地说：“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党员。”

一个刚刚脱离北洋军阀营垒不到一年的上将军衔的高官居然申请人党，不能不令中共中央吃惊，除了勉励他要努力进步外自然不便批准。唐生智还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张国焘说，我的部队你都可以指挥。当然，这些都不过是表示人情的空话，谁也不会当真。

唐生智在两湖大力扩编队伍，战功卓著的第四军出师部队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依样画葫芦，申请将两个师扩编为两个军。蒋介石对此更无辞以驳，也只好照准。这样，北伐前的第四军实际变成三个军：

留守广东的原第四军军部，改称第八路军指挥部，由李济深任总指挥，下辖第十一、第十三师。

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内含军属独立团）战绩最大，承袭了第四军的番号，下辖第十二、第二十五师。张发奎为军长，黄琪翔为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

其中，叶挺独立团是建立第二十五师的基础，原来的团队改为第七十三团，由周士第任团长，并由该团负责组建第七十五团，张发奎又拨给一个第七十四团。这个师的师长由朱晖日担任，此人政治态度不太好，是张发奎的心腹。选这么一个人当师长，并用“掺沙子”的办法加进来一个团，自然是想控制这支大都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

陈铭枢的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下辖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六师。陈铭枢任军长，三个师分别由蔡廷锴、戴戟、杨其昌任师长。

至于叶挺，当时只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这显然是有意歧视共产党人。作为两名北伐军中最有名的团长，黄琪翔功绩还不如叶挺，却升任了副军长，叶挺倒只当了个副师长。叶挺就任副师长后，第一件事就是回了一趟广州、湖南，把北伐时独立团留下的伤病人员集中起来作为骨干，再招募新兵，一下子搭起个第七十五团的架子。不过，张发奎却自己委派个心腹来当团长，后来南昌暴动时该团三个营都拉了出来，唯有团部拉不走，原因就在于此。

不久，戴戟调到第六军，叶挺调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并兼任第十一军副军长。这样，总算在人事上搞了点平衡。

P57-60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党组织武装暴动和独立创建军队，到今年已经有80年了！为了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80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纪念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回顾当年的历史，我想了很多，有时晚上也睡不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我们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其实当时都称为暴动），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按照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办法，事事向国民党妥协，中国革命就会被彻底葬送。那一年春天和夏天我正好在武汉，到处传来国民党新军阀镇压工农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眼看着武汉政府要同我们翻脸，同志们都很着急。后来党中央决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周恩来等同志到南昌组织暴动，并开展土地革命，才看到了希望。

领导和参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的同志们是很英勇的，牺牲了不少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如何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大家都还在摸索。例如南昌暴动后是想到广东去占一个海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没有深入农村去独立自主地建设根据地，结果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广州暴动也是想要占领大城市，这在那时敌我力量相差极大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到了莫斯科，还看到了一些牺牲了的女同志的照片。当然，广州暴动中也撤出了一些队伍走到了农村。相比之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暴动后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才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朱老总和陈毅同志也把南昌暴动剩下的队伍拉到那里去，井冈山成为代表武装斗争正确方向的一面旗帜。

在大革命失败和发动三大暴动的时候，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领导人都看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在中国如何搞武装斗争，怎么建设军队，还没有得出很正确的认识。当时我从国内到苏联红军学校去学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学校教给我们的还基本上是苏联那套正规战的战术。其实，当时如果请一些苏俄内战时的老游击队员来讲课，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1930年我回国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问我，回去能不能指挥一个团。我说自己是当教员出身，指挥一个团可能有困难。瞿秋白同志说，有人领导嘛，并说回去要搞一块根据地。可见，经过斗争的实践，那时都认识到要搞根据地的重要性。

不久我到了江苏南通搞武装起义，后来又转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十四军政委、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政委和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通过实际斗争深深感受到，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战争怎么个打法，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教条地照搬苏联那套办法是要吃败仗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创造，特别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军队，依靠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创造。有了这些创造，军队以后才能发展壮大，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70年过去，我现在也已经90多岁。回顾当年的革命斗争，我深深感到，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要结合斗争实际加以应用。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如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搞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应吸取当年的历史经验，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进行开拓，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黄火青

1997年8月1日

——南昌城头通向井冈山、天安门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不过当时对外仍打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帜。为了使这支部队在强敌环绕中杀出一条道路以生存下来，起义军马上开始了铁流千里的远征。

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小说叫《铁流》，写的是一支撤退的苏俄红军队伍，历经各种磨难后到达目的地。中国共产党最早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南昌起义后的那支队伍，恰恰也是这样的一支“铁流”。在没有群众支援、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队伍自然会越走人越少。然而这支队伍毕竟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如同一棵有茁壮生命力的大树一样，虽然在暴风雨中损伤了枝枝叶叶，然而其根基还在，日后一旦得到合适的环境，又很快会繁茂起来。

酷暑盛夏中，2万余人的起义军跋山涉水向南行军，途中因为将领叛逃、士兵开小差和生病死亡落伍，加上战斗减员，到了潮汕只剩下万余人。潮汕一仗失败，朱德只拉走了2500人，一路上因不断逃亡和其他损失，到粤北休整时只剩下800余人。就靠这点南昌起义留下的宝贵种子，先在云南军阀范石生那里“暂栖身”，随后发动湘南暴动，继而走上了雄伟的井冈山，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旗帜下开始书写新篇章。

正是这支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变成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第二十八团，日后下井冈山直出赣南闽西建立了中央苏区，部队发展为红一军团。这支部队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冲锋陷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铁军。

北伐中的叶挺独立团——南昌暴动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井冈山上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这正是南昌起义中保存下来的这支英雄部队的发展轨迹。其后继的部队，恰恰又是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在万里长征的征途上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飞夺腊子口的都是这支劲旅。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队伍又编成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主力，驰骋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苏皖各个战场，发展成许多英雄的部队。解放战争期间第二野战军的第十六军、第四野战军的第四十三军，就是这支部队的老底子。

当然，上面还仅仅是从部队建制的沿革接续而言，南昌起义的部队作为全国红军的表率——朱毛红军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还延伸出许多分支单位，更重要的是把建军的经验和优良的战斗作风传到了各个山头，传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支部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式建立在南昌，而真正完善制度并形成正确的建军道路，还是在井冈山。

如今的井冈山，已是全国著名的游览胜地，公路四通八达，京九铁路也路过其脚下。据当地干部讲，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时，地方领导曾问主席对此地的观感，特别是问这里建设得好不好。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好是好哇，可是当年如果是这样好，就建不成根据地了。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山”和“边”——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湘赣边、闽赣边、湘鄂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川陕边、陕甘边……都是交通不便、闭塞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我们如今的扶贫重点“老、少、边、穷”地区，只是少数民族区域当年不适于建立根据地，并已为红四方面军在西康藏区的困窘及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回区的失败所证实。而各省疏于管辖的边区、穷困之地和山区（三者往往都集为一身），正是建立红色政权并实行武装割据的大好条件。井冈山在湘赣边、大别山在鄂豫皖边、桑植山区在湘鄂边、大巴山在川陕边……对这些边区山地，高居城内的反动者统治往往疏于防范，即便派兵进剿也是路途艰险、进军不便，难以携带重火器，加之官兵叫苦连天，无法久战长驻。南昌起义的部队铁流千里，最后还是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追随毛泽东到这里落脚，这是当年唯一正确的选择。  南昌起义的大方向是武装反对国民党，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行动目标是夺取城市，显然是要碰壁的。到了井冈山上，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到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将其总结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终于有了正确的道路。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和建立军队的第一步，这无疑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端。可是当时的军队内部制度特别是如何招兵、管理等方面还沿袭了国民革命军的一些旧制度，尤其是没有根本改变“将靠薪，兵靠饷”的雇佣观念，一旦形势恶化薪饷不济，自然会出现大量开小差、投敌等现象。到了井冈山上，终于把土地革命与军队建设结合到一起，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出来的翻身农民作为兵源，并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制度，终于摧毁了旧军队的不良传统，建立起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开始独立指挥战争的开始，具有伟大的探索作用。然而在起步之初，仍然沿袭北伐时期的正规战术，以弱小的力量与强敌强拼硬打。潮汕失败，恰恰宣告了原有战法已完全不适用，逼得共产党人不得不到农村的游击环境中寻找新办法。在井冈山斗争中，由于探索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终于有了一套战胜强敌的有效战法。

总之，在井冈山上，不仅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获得了新生，而且对全国各地、各山头产生了模范表率作用。在群雄并起的各路豪杰中，人们都佩服朱毛红军的榜样。原湘军团长彭德怀于1928年在平江组织起义建立了红五军，马上就以井冈山为榜样，他的看法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的那样：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却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已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有了这个看法，彭德怀主动率队奔向井冈山，去学习红四军的经验。上山后正值敌军“会剿”，他接受了守山的任务，并担任了红四军的副军长。其实，“红五军”的番号当时是党中央给的，身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在组织系统的关系上并非朱毛的下级，而是平级。此举正反映了他拥戴自己敬仰的毛润之“在红军中发展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

同一时期，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在黄麻暴动失败后，也提出了学井冈山的榜样。他们通过在大别山区的苦斗，创建了后来成为驰名中国的将军摇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和第二大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基础。

湘鄂西地区革命武装也响应井冈山斗争。创建了苏区并建立起另一个红四军，随之发展成为红二军团，以后成为构成红二方面军的两支主力之一。

在广西左右江，也成立了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以后红七军主力又进行了一次七千里长征，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加入了朱毛红军的行列。

这样，南昌起义开始点燃的星星之火，在各国发展为燎原之势。

当人们为烽火漫天的革命高潮而欢呼时，自然应该追念在大革命失败时义无反顾地点燃这一火种的那些共产党人。尽管在初创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不成熟的印记，他们的英名却应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册的第一页上——

南昌起义的政治最高领导者、前委书记周恩来，南昌起义最早的提议者李立三，南昌起义的军事总指挥贺龙，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刘伯承，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指挥员叶挺，还有恽代英、彭湃、郭亮、郭沫若等……  尤其是周恩来作为从黄埔军校起开创中共军事工作、又在南昌首次领导独立建军的先驱者，当之无愧地应称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从那时起至遵义会议，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此后至建国初期他又是在军事方面辅助毛泽东的第一副手，这也正是顺理成章的应有之义。

建国后人们习惯于称呼周恩来为“总理”。可是从红军时期起直至建国，党内同志一般都称他为“周副主席”，正是指他在军事上的职务——中革军委副主席。称呼问题，恰恰也反映了一个领导人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

在谈到南昌起义的发动时，我们应感念上面提到的那些领导人。而这支部队能在失败中保存下来，并能在后来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从而发展成后来伟大的人民军队，则主要归功于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朱毛”。

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下的砻市那个木楼上相会后，又并肩出现在宁冈城内的万人大会上。从这时起，两人的事业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把姓氏都汇为一个词，成了中国革命军队乃至整个革命力量的象征。三大起义相继失败后，当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庄园里从理论概念上探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之时，在罗霄山脉中段那些荒僻的山峰之巅，毛泽东、朱德就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用行动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和红军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

在艰苦的战斗中，如同有人形容的那样，毛泽东是红军的头脑，而朱德是行动的手臂，他们一同指挥这支全国最大的红军打出了全国最大的一片苏区。1931年11月在瑞金建立了第一个红色的全国性政权时，自然而然地并列出现了这样的职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称呼同时出现，并签署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具有最高权威的各种文告上，在此后沿用了几十年。甚至30年代王明在莫斯科发布文件，乃至张围焘分裂党时对党外发布的一些宣言，也还要使用朱毛的名称，因为这已经在全国革命者心目中形成了最高的权威。

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存在了，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又担任了党的主席。朱德则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主席台上高悬着的是毛泽东、朱德的头像。在全国各解放区、在建国之初的各个群众大会上，同样也是这两个伟人的画像同时并列。

摄影师留下的历史镜头，永远记录下1949年10月1日那个动人的场面。在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时，与毛泽东并肩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朱德。在山呼海啸般的万众欢呼中，人们高喊的是——

“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这就是从南昌走向井冈山，再由井冈山走向天安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