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是被学术史遗忘的著名国学家。本书是承继《李鸿章》所创“现代评传做法”的坐标作品。

这是本梁启超的弟子为其所写的传记。主要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角度着眼，辅以一些社会大背景、家庭小背景的描述；从细节着眼，通过一些朋友对梁任公的回忆，使我们更直观、生动地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本书以信而有证的史料，秉公立论，分段评说，准确地勾勒了梁的政治生涯，探讨了改良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同时对梁的思想和学术文化作了富有哲理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创见的新观点。书中还对梁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业余爱好、人际关系等作了介绍，轻重谈雅恰到好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梁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

第一章 一世纪来中国的命运——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1

第一节 绪说/3

第二节 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惨况/5

第三节 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教育状况/22

第四节 梁氏后来对于祖国命运的影响 /29

第二章 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从梁氏诞生至戊戌政变/33

第五节 综叙/35

第六节 亡国现象的种种——梁氏生后的中国惨况/36

第七节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乡环境 /44

第八节 康梁会接——关于思想、学术、政治的渊源/48

第九节 梁氏独立事业的开始/52

第三章 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65

第十节 促成戊戌变法的原因 /67

第十一节 戊戌政变史剧的绘影/90

第十二节 政变失败原因的解析/102

附录

三十自述/113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19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126

论独立/131

服从释义/136

说希望/144

敬告我国国民/148

余之死生观/153

作官与谋生/165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172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75

为学与做人/184

梁任公先生年表（华言实）/189

吴其昌小传（代后记）/199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年）

日本某大政党之机关报，其名日《大帝国》，征文于余，草此应之，并以告我四万万同胞，名壮其气焉。篇中因仿效日本文体。故多委蛇沓复之病，读者幸谅之，撰者自志。

欧人中国分割之议，倡之既有年，迄于今而其声浪愈高。其视中国人，不啻如土耳其如印度，且将如阿非利加矣。自英俄协商以来，事机益迫。驯至如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丁抹、葡萄牙，皆思染指。中国之运命，殆在于旦夕。吾中国之顽固醉梦者，渺然不自知。固无论矣。其薄有所见者，则惟惴惴忧之，以为中国必亡必亡而已。日本者，与中国同其利害者也，尔来保全中国扶植中国之论，遍满于国中。然于一方亦有为反对之言者，其意盖谓中国终不能保全，虽欲扶植之而无益也。吾今故为此文，题日中国人种之将来，以告我国民及兄弟之国民云。

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国民无自存之性质，虽无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犹将亡也。苟其国民有自存之性质，虽有万钧之他力以亡之，犹将存也。今日中国之现状，其受他力之横加，事机危迫，与前者之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殆无以异，且更甚焉。然中国人种之性质，与其地位。决非如一土耳其印度阿非禾Il加之比例。欧入欲以前此待诸国之例待我中国，决非容易之事。且不宁惟是而已。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今于他事置不论，请专就其人种之特质而论之。一日富于自治之力也。泰西所谓文明自由之国，其所以保全人权，使之发达者，有二端：日参政权，日自治权。而此两权之中，又以自治权为尤切要。此政治学者之公论也。虽然，参政权者，可以鼓国民之气，一跃而获之；自治权者，则恒因其历史习惯。积久而后成，非可以强致而骤得也。以法国人民之雄杰急进，而其自治之力不完。日本行宪法十数年，而自治体段，犹远不及英国，此殆积于习惯，无可如何也。吾中国则数千年来，有自治之特质。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乡有一乡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乡之中有所谓绅士耆老者焉，有事则聚而议之，即自治之议会也。设族长堡长，凡议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族之祖祠。一乡之庙宇，或乡局或社学，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祖祠庙宇乡局。皆有恒产，其岁人岁出有定额。或有临时需费，则公议税其乡所产之品物，即自治之财政也。岁杪必布告其所出入，即财政之预算决算也。乡族中有争讼之事，必诉于祖祠，诉于乡局，绅士耆老，集议而公决之，非有大事，不告有司，即自治之裁判也。每乡每族，必有义学，即自治之学校也。每乡族必自设巡丁，保里干阐，禁盗贼，即自治之警察也。凡此诸端，凡关于自治之体制者，几于具备。人民之居其间者，苟非求富贵利达及犯大罪，则与地方有司，绝无关涉事件，惟每年纳钱粮地丁，即田租，少许而已。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非历代君相。乐畀吾民以此特权也j中国之地太大，人太众。历代君相，皆苟且小就，无大略，不能尽力民事。其于民仅羁縻勿绝，听其自生自养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谋，于是合群以自谋之。积之既久，遂养成此一种政体。故以实情论之，一国之内，实含有无数小国。朝廷之与地方团体，其关系殆仅如属国。政府与民间，痛瘴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故民亦不甚以为意焉。此实中国人种固有之习俗，大异于诸国者也。夫政府民人，痛痒不关，爱国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国人之所短也。然因痛痒不关之故，使我民养成此自治之特质，亦不幸中之幸事也。凡人有自治之性者，外力不得容易干涉之。中国所以屡为异种所统治，而不变其性俗者，盖赖此也。夫取不同化之民以为属国。如食不消化之物，积于胃中，而每足以生病。中国今虽为他人俎上之肉，而其耐消化之力，颇有足恃者，恐彼逐逐者未易下咽也。  或者曰：昔者统治中国之异种，皆游牧贱族，无有文化，故其人中国也，不能化中国，适为中国所化耳。若今日欧西文明之国，蹴踏中原，化之有方，驭之有术，吾恐中国固有自治之力，终必不保，而干涉之直易易耳。答之曰：中国人之自治。不独内地为然也。即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无论在何国，皆守其习欲，不与所寓之国同化。如南洋各埠，多有自祖父以来，居其地十数世，而其社会之习惯，一守中国之风，衣冠不变，言语不变。彼在海外且然，况于内地人民，其所积更深，其所联更大，欲一旦干涉之，凯容易哉？

或者又曰：中国人所至皆守其俗，不与他国同化，此正中国人顽固之陋习，最为各国所憎恶者，而子乃津津然道之，何其陋欤！答之曰：凡人之性质与力量，只有一源。因其所发所施而异其效用。坚守旧物固恶也，然善用之即独立不羁之根原（源）矣。舍己从人固美也，然不善用之即服从他国之根原（源）矣。我国人居于海外者，不问其外面之现象何若，而其内恒以向来自治之法治之，不肯轻于自弃以从他人，正独立之基础也。各国自憎恶之，我自誉之。庸何伤焉？

西人之言曰：凡国民向有自治权之习惯。不大经政府之干涉者，其要求参政权之会必不甚盛。我中国国民自古以来。未有如欧西各国倡自由争政权之风者，其故未始不因此也。今者全世界文明进化之运，相逼而来，自由平等之义，已浸人中国人脑中。他日独立之基础既定，采西人之政体而行之。其成就之速。必有可惊者。盖有古来习惯之自’治权以为之基，一蹴可以立至矣。此中国人种之将强，其原因一也。

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也。欧洲入所以雄于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险远游也。而我中国人亦颇富于此性质。五大洲之域，无地无中国人之足迹焉。且彼西人之远游者，其国家奖劝之，赞助之，保护之。风气既成，国民视为乐途。其惯冒险喜远游，未足以为夸也。而我中国则国家非惟不劝助之，且禁制之；非惟不保护之，且鱼肉之。而我民有不挫不挠之气，而自殖于世界各地焉。南洋英属荷属诸岛，为中国人最初发见者十居五六。我民与土番战，夺其地垦而居之，因国家不助。独力不支，后乃举而畀诸英荷者，比比然也。当国家海禁极严之时，而吾民之游海外扩土地长子孙者，已不知凡几。非有独立冒险之性而能若是耶？方今虽设公使领事，以保护商民为名，其实则如木偶。甚乃择商民之肥者而噬之耳。彼各国民之旅居他国者，其本国政府，噢咻之抚育之，如保姆之护婴儿。吾中国则反是，旅居他国者数百万人。譬之则如弃儿也，上无怙恃，下无扶助，而吾民乃能自殖于人种竞争最烈之世，所至各地常为其地最有关系之人，此亦天下万国无其比例者也。以如此之人种，如此之性质，使有国家以教育之保护之。其必不让欧西以独步也明矣。昔西人动以印度、土耳其比我中国。试问印度土耳其人，有此冒险独立之征验否乎？要之不依赖国家之力而能独立者，此我中国人之所长也。中国人种之将强，其原因二也。

今日全世界之地，其已开通者，不过欧罗巴之全境，与亚细亚、北阿美利加之半境，澳大利亚三分之一而已。其余诸地，尚在草昧之域。彼西人高遗踱之手段，非不欲尽取而垦辟之繁通之也，无如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以欧人之力，仅仅开通北美澳洲而止矣，犹尚且多假手于我中国人。若南洋诸岛，则中国开之，欧人坐而食之耳。其余南美阿非利加之地，虽归其辖属，然阅尔许年，不能增其繁荣，发其光彩也。此无他故，欧洲之人只有此数，其势固不足以分配（即遍布充塞之意）于大地。而其人开明之度既日进，分利之入（即执高等事业者）愈多，而生产之人（即任劳力者）愈少。夫辟未辟之地者，最劳苦而所得最少之事也。欧洲人之力量，既不足更辟未辟之地，于是乃垂涎于他人之已辟者，思一举而篡取之。今者舍非洲南美之地，不复以全力经营，而眈眈逐逐，谋我中国；不能以实力相争，而欲以巧智攘夺，其无道固可愤，其无力亦可怜也。他日能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者谁乎？即我中国人种是也。

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也。我中国于周、秦之间，诸子并起，实为东洋思想之渊海。视西方之希腊，有过之无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会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罗万象之观。中世以还，国势统一，无外国之比较，加以历代君相，以愚民为术，阻思想之自由，‘故学风顿衰息，诚有如欧洲之所谓黑暗时代者。夫欧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十字军以后，外之则赍来埃及印度远东之学术，内之则发明希腊固有之学术。古学复兴，新学继起，因蒸蒸而日上耳。中国今日之时局，正有类于是。外之则受欧洲输入之种种新学，内之则因国民所固有历史所习惯的周秦古学，而更加发明，加以现今政府威压之力，不能实行，言论思想之自由，不能遏禁。自今以往，我国民思想之突飞，必有不可思议者。吾尝在湖南，见其少年子弟，口尚乳臭，目不识蟹文，未尝一读欧西之书，而其言论思想，新异卓越，洞深透辟，与西入学理暗合者，往往而有。然则中国人种之脑力，不让于欧西明矣。昔佛学之人中国，经智颛、玄奘、六祖之徒发明之，自成一种中国之佛学，非复寻常之佛学。他日欧学人中国，消化于中国入之脑中，必当更发奇彩，照耀于全世界，自成一种中国之欧学，非复寻常之欧学者。此我中国人之擅长也。我邦人昔留学于欧美者，所在每冠其曹。今学成因归国无所用，而流寓于彼中者，尚不乏人。亦可证我中国人长于学问，而非彼半开人种之所能比例也。中国人种之将强。其原因三也。

P119-123

一、《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旨在网罗民国时期的学术精品，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化学术成果提供经过校勘整理的读本。

二、丛书编选范围原则上起自1911年民国建立，迄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选诸书均为大师名家之作，亦择其精善之版本。丛书下又分若干系列，如西洋史系列、中国史系列、名人名传系列、断代史系列、名人回忆录系列、名人文集系列等，以期对民国时期的文化学术作一全景式呈现。是编为名人名传系列。

三、本系列为“名人名传系列”，披沙拣金，精中选精，凡十人十二种。

吾国传记文学源远流长，文史并重。司马迁之《史记》即代表传记文学古典的黄金时代。民国时期，经梁启超与胡适的极力提倡与努力实践，传记文学名家辈出，佳作纷呈。

本系列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难免出现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故做如下整理工作：

（一）整理者对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均有说明，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二）所选著作，以其原始版本为底本，尽量搜求不同版本，分别校勘，择善而从。

（三）校勘中，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据他本勘正，并出校记。

（四）凡笔画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日淆乱，己已巳混同，戊戌戍不分之类，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五）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六）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七）标点符号的用法，多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之外，均未予改动。

（八）本系列所收梁启超之《王安石传》、《李鸿章传》两书，虽出版于1911年之前，但其为“现代传记文学”之源始，地位特殊，故亦酌情收入。

著作既著录生平事迹，亦有褒贬评议。因时过境迁，有些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望读者甄别。文中插图，其意有三：或与文互补，或交代背景，或补充延伸，旨在辅助读者之深层阅读。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我们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祈方家教正。

吴其昌小传（代后记）

吴其昌先生，字子馨，民国纪元前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清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一日）生于浙江海宁之硖石镇。五岁知书，十岁擅古文词。家贫不能多得书，就里中藏书家借读，寝馈不释卷，以是成就特早，而体质亦弱。年十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太仓唐蔚芝先生，治群经及宋明理学。每值例假，必怀炊饼入无锡各公私图书馆，终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年十九，与锡山同门诸子，偕诣姑苏，受礼经于曹叔彦先生。寒暑假返里，复自杭州至富阳，请益于夏灵峰先生。民国十三年春卒业，任广西容县中学国文教席，时已著成《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各若干卷。翌年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先生考入为第一届研究生，从海宁王静安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学，从新会梁任公先生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备受二先生之奖掖。十七年，任南开大学文史教席。时陈寅恪、赵元任二先生讲学清华研究院，先生常趁寒假返平，随班听讲不辍。同学叹其辛勤。十九年，任清华大学史学讲师。明年藩阳变作，东北数省相继不守，先生蒿目时艰，忧思日深，至为绝食。二十年，任国立武汉大学史学教授，益肆力于甲骨、金文之学，著有《殷墟书契解诂》十卷、《金文历朔疏证》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证》六卷、《金文世族谱》四卷、《金文名象疏证》四卷；其他关于训诂、音韵、目录、校勘、笺释、史传之专论，散见于各学术期刊者，亦百余万言，而诗词古文及经世之文尚不与焉。拟撰而未成者，尚有《金文方国疏证》、《习语疏证》、《职官疏证》、《礼制疏证》等若干种。先生于其所著述，尝“自比于屈子哀郢、韩非孤愤之笺注”（《金文世族谱》自叙语），可概见其志。由是先生体益弱，而学益勤，忧益深，积久遂以成疾。旋抗虏战起，先生兴奋异常，除兼任中央干部训练班教官外，讲演撰文，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明年武汉大学西迁，先生随校徙居蜀西乐山，渐患呕血症，常于咯血之后、发热之际，扶杖上课，工作不辍，甚或过劳晕蹶，稍息即强起写作自若。家属友好有劝其节劳珍摄者，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故自任教授以来，十余年未尝休假。常谓“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盖先生实一热血沸腾而不及自计健康之爱国志士也。三十二年春，力疾赴陪都，出席中国史学会及史地教育委员会，中途即大病，比返乐山，咯血甚剧。然埋首撰述，未尝稍懈。逮冬疾甚，犹强自振作，为本社手撰《梁启超传》，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致书本社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曰：“去岁接奉赐书，并承下问贱疾，感何可言！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因之效能迟缓，屡误交稿之期，甚用愧对诸公耳。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将上册三章五万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逾之故，乃至误期；更因疾病缠绵，时撰时辍，甚望二公深切体谅。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亦以聊报二公辱命之雅，并翼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也。”同月三十日，先生贻书友人侯塄先生亦云：“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嘱撰《梁启超传》，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一口气写五万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体太弱，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天，辛苦！辛苦！”其笃于师情，殚精著述，可以概见。卒以体质久亏，一病不起，致梁传上篇，竟成绝笔。三十三年二月廿三日。病殁乐山寓庐，年仅四十有一。遗妻一、女一。至梁传下篇，将由先生介弟世昌先生续成，以完先生未竟之志。先生平昔文章播海宇，交游遍朝野，一日弃世，各方同深悼惜。以先生天资之敏，好学之笃，使天假以年，则其对于学术之贡献，将复何限！乃造物忌才，致先生赍志以殁，实学术界一大损失也。  （以上小传由胜利出版社撰写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