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是滔滔河水里露出水面的青石，一位旅人从青石跳到青石，虽然没有桥旅人还是抵达了对岸。

事实上，决定历史进程的，往往不是取决于道路，而是行走的“脚”。如果鞋底有一粒砂石，疼痛比坎坷更让人难以承受，会迈不开步伐，因而也就没有征程。所以，祝勇的写作规则，是关照脚之于砂砾的感受，是入世的——逼近真相，贯穿理性，揭橥本质。

在技术层面上，祝勇注重第一手文献的运用，从大处把握历史的脉络；又从山水人文中“复原”生成的环境；且用文学的叙述，使蒙尘的“细节”熠熠闪光，营造出可触可感的历史“现场”，既见岁月，也见人。

祝勇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雄厚的综合质素，历史学家能看到到大历史的风云际会，思想者能受用到智慧的周密照拂，文学家能捕捉到诗意与美，普通读者能感受到情感的温暖与人性的浸润。换言之，史实上的运笔，好像有剑桥中国史的品质，思想上的阐发好像有王元化、李慎之的心脉，文学的意象，好像有夏多布里昂《墓畔回想录》的格致。

郑和下西洋：无迹可寻的旅程

鸦片战争：烟枪与火枪

太平天国：劫数难逃

甲午海战：帝国创伤

“九一八”：悲剧性的错误

1457年，意大利传教士毛罗（Fra Mauro）应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V）邀请绘制世界地图，两年后完成。1459年，这幅重要的地图由威尼斯贵族特雷维萨诺（Stefano Trevisano）送往里斯本，不久神秘失踪。所幸毛罗本人为威尼斯大公制作了一份副本，几经辗转，终于保留下来。将近五个半世纪后，人们在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Venice）目睹了这幅地图。令我失望的是，面前的这幅古地图如同纷乱的星图，令我困惑不解。

工作人员将这幅圆形地图旋转180度，一幅令我熟悉的世界图景便清晰呈现。我不仅看到了日本列岛，而且清楚地找到了中国的海岸线。15世纪，西方人开始用他们的画笔和舰艇逼近东方。

更重要的发现在于，在《毛罗世界地图》的一条注记中，记录了一项重要的史实——大约在1420年左右，有一条大船或称“印度的中国式帆船”（?onchodeindia）横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绕过好望角，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连续航行40天，约2000海里，但见水天一色，别无他物，便在第70天回到上述迪布角。在注记旁边，毛罗还画了一张中国帆船的图片。据台湾大学教授凌纯声考证，葡萄牙语concho一名，来自汉语“船”。那么，这艘闯入了葡萄牙人视野的中国船，究竟是何人驾驶，地图上所记载的航行海域，又在哪里？

二

从中国的史料中，我几乎找不出有关这支船队海上经历的任何记载。1420年，即明永乐十八年，官方文件中记录的重大事件，首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就在第二年的年初，北京紫禁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然而，给朱棣形成打击的，不是这场意外的火灾，而是朝中大臣对于郑和下西洋的一片反对之声，要求停止航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早晨，他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书，他们在这份上书中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

李时勉和邹辑的措辞十分巧妙，他们把终止航行的理由说成是由于郑和下西洋，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他们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总之，是送礼的客人太多，令人不厌其烦，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

显然，这份略显幽默的上书只要求结果，却掩盖了他们的真正动因，那就是这个强盛的帝国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面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让我们回到18年前，也就是公元1403年，这一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六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六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在经过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的手里夺取了政权，在南京登基，建元“永乐”。一个充满雄心的皇帝的上台，意味着一系列不朽事业的开始。几乎在他上台的同时，朱棣就已经下定了迁都北京，以及重新疏浚在元代业经废弃的大运河的决心。这两件事情的“内在”联系是，由于北京已成他的常驻之地，因而他每年要“将400万石（每石合107.4公升）从南方各省征集的‘税粮’漕运到北方，漕运的数目相当于全国地税收的七分之一。”公元1411至1415年，仅清理山东境内的河床，就动用民工16.5万人。与此同时，朱棣动用三千文士，历时三年，编纂总字数多达3.7亿的《永乐大典》。两年后，他派遣郑和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

帝王的每一次壮举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注他气宇轩昂的表情，而遗忘他手中的赌注。为数不多的史料使我们有可能计算郑和远航的成本。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郑和之行，净亏损白银六百万两。  实际上，朱棣时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所以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才有了“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之说。无奈之中，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徭役，来有限度地缓解国库的压力。在郑和出发的第二年，即公元1406年，朱棣便修改了由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民在农闲季节服三十天徭役，工匠服三个月徭役的指标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1410年的政府报告则显示，这批服役者在一年之后，仍未归来。

部分大臣的要求应当说是正当的，他们希望以内河漕运取代海运，通过刚刚得到疏浚的大运河，刺激国内贸易的发展，使这个屡经战乱的国度得以生息。实际上，在永乐初年，大运河上已经出现“走私”行为，由于大运河未被限定在官用交通之内，大运河很快成为南北贸易的媒介，使得朱元璋时代死气沉沉的国内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在大臣们眼里，漕运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远胜于将大把来之不易的白银无谓地抛向大海。

但是朱棣仍然执迷不悟，就在接到上书的这年冬天，他又命令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远航。这次也是这位充满野心的帝王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远航。

现在，让我们暂停上面的叙述，拿出片刻时间进行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至死不渝地把目光投向大海？那深不可测的海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朱棣显然是一个精明的皇帝，那么在他高昂的投资背后，他期待着什么样的回报？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的船队，究竟会给他带回怎样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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