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全书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

《西花厅岁月》中没有“猎奇”和“揭秘”，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该书作者赵炜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书中，她回忆了当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也以细腻的情感回忆了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日子。看过这本书的人无不为周恩来、邓颖超的精神所感动，很多读者看后都感慨：“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第一章

 三次偶然的选择

 意想不到的调动

 走进西花厅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周总理参加我们的婚礼

 进入周总理办公室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第二章

 直接为周总理服务

 周总理日常的工作生活

 西花厅的党支部

 难忘的几件事

 周总理的保险柜与红电话

 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感情

 周总理严待自己和家属

 周总理对我家的关心

 同周总理的三次照相

第三章

 调到邓大姐身边

 走进邓大姐的生活

 听邓大姐讲那过去的事情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

 我和恩来都是幸存者

 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

 邓大姐保下了我的女儿

 我认识了“李知凡太太”

 周总理的两个干女儿

第四章

 重回总理值班室

 在红卫兵大串联的日子

 一个阴霾密布的冬天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

 寻找伍豪事件的真相

 “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这里”

 “我的电话号码没有变”

 对宋庆龄、何香凝和郭沫若的爱护

 周总理对贺龙的感情

 周总理与陈毅的交往

 “九一三”前后的周总理

第五章

 周总理病重了

 周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后事

 提前得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周总理让我去医院

 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日子

 巨星殒落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

 寻找撤骨灰的合适地点

 最后的送别

第六章

 邓大姐召集我们开会

 一件特殊的小棉袄

 难忘的1976，从清明到金秋

 当总理的夫人很难

 邓大姐称我是八大员

 邓大姐对我父亲说：我占有了你的女儿

 邓大姐的遗嘱

 邓大姐与“午间半小时”

 晚年病中的邓大姐

 最后的送别

原版文后缀语

意想不到的调动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创业者，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实际上是为新中国建设操劳最多的高层领导人，因此，他身边的秘书和服务人员也一度很多。但实际上，直到1958年以前，总理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不仅是为周恩来总理服务，而且还担负着为国务院的陈云、陈毅副总理和习仲勋秘书长服务的任务，因此，在那期间，总理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务院一个直属机构的名称。1955年，正是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时刻，这年，周恩来总理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很是关注，正是在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发生根本变革的特定时期，赵炜被调到总理办公室的财经组工作。

留在国务院之后，我在机要处做了几个月的译电员，又被调到校对科，干了不长时间，机要处要合并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去，我调到秘书厅的秘书科。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次工作变动，我对组织的临时调动已经习惯了，但一个多月后，当秘书科长找我谈话再次调动我的工作时，我还是吃了一惊。记得那天，科长把我找去说：总理办公室让我们选调一个工作人员，经过研究我们送过去几份档案，他们最后选中了你。

什么，要调我到总理办公室去，我这水平和能力行吗？我有点儿发愣。说实话，到中南海国务院工作后我们经常从西花厅门口过，望着那扇青灰色的大铁门，我只知道里面就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办公的地方，至于其他，则是一无所知。虽然，我也曾希望偶然从那门口路过时能见上一次周总理或邓大姐的面，可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去那里工作呀！

“怎么样，没想到吧？”科长问道。

“我到那儿去干什么？”缓过神来，顾不得回答科长的话，我就急火火地问。

“他们只是简单地说到组里当干事，”科长说，“实际上就是组里的秘书吧。”

“那，我能干好吗？”

科长笑了，他说：“你到那儿的工作也就和咱秘书科差不多吧，都是接电话、收发文件这样的事儿，我想你能做好。”科长的话给了我一颗定心丸，可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甭管怎么说，在秘书厅这边工作，不管调到哪儿都是熟人熟脸，这猛不丁调到西花厅去，人生地不熟的且不说，万一在首长面前有点差错怎么办？

“别害怕，心细点，不会就多问嘛。”科长鼓励我。

“好，组织上的调动我服从，实在不行就退回来吧。”我笑着对科长说。

“去就干好，可别让人家退回来Ⅱ阿。”科长倒认真了。

说是说，其实，我对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什么事都要人去努力干，只要大胆、认真，不会做的事多请教，我想我还不至于让人家给退回来吧？那一天，当我向秘书科的同志们告别时，所有的人都鼓励我，这样一来，我的信心就更足了。

对于这次调动，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其实，自从到中南海工作后，我就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就住在与秘书厅办公室一墙之隔的西花厅，但西花厅是什么样子，我们中却没几个人知道。平时，大家都盼望能在中南海的院里偶然见到一次周总理和邓大姐，现在，我算得上是捷足先登，要知道，能有机会在西花厅工作，当然也就有机会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啦。

就这样，在喜悦、兴奋和不安中，我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科里给总理办公室通了个电话确定我过去的时间，我和同志们招招手，就一个人走向西花厅，走上了我的新岗位。

记得那是1955年1月，我当时23岁。

走进西花厅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的西北角，因其在中南海所在的位置而得名，在西花厅的东面，还有一个被称之为东花厅的院落。

除了领袖故居的概念外，西花厅最著名的当数那里的海棠花。每年4月，海棠花盛开时节，院里花满枝条，透过雅素的粉白花瓣，阵阵香气溢满房前。淡粉之间，再配以拂栏绿柳与滟潋水光，这座具有中国古典风貌院落中的多姿春色宛如一幅天然画卷。

周恩来是第一批搬进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他在园内最早的住处并不在西花厅，而是在后来毛泽东主席一直居住的丰泽园，而他从丰泽园迁到西花厅，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首选的落脚地是香山，作为党的副主席周恩来当然也居住在那里。当时，新中国正处于紧张的筹建中，周恩来每天日理万机，有时一天内甚至要不止一次地往返西山与城里之间，因为当时路况很差，每天在路上所花的时间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总是这样奔波既劳累又浪费时间，所以当时有几位领导人就率先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最早选中的院子就是丰泽园。

丰泽园共有三进院子，周恩来最早是同林伯渠分住在里院的五间正房里。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也要搬进城，周恩来就把里院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中院的正房里；但因为后来毛泽东的家属也要进城，周恩来就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他搬到了丰泽园外院的东厢房。开国大典之后，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再住在丰泽园外院就十分不方便了，于是，1949年1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搬到了他们自己选中的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从丰泽园迁至西花厅后，周恩来在此生活了近25年，直到1974年6月1日他最后一次离家住院。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此又继续居住了16年。

时至如今，在西花厅中依然能感觉到周恩来夫妇当年生活的气息，后院房内的许多摆设还一如他们生前的式样。

西花厅离中南海西北门很近，两扇青灰色的大铁门在院子里显得很不起眼。在大门口，我向警卫报了自己的姓名，大概是已经接到通知了吧，他也没再问什么，只告诉我一直往里走。

西花厅静悄悄的，门口的警卫室和车库都是一色的青砖老房子，院里林荫小径，让人感到特别清爽舒服。走了十几米，通过一排小平房旁边的围墙，我第一次见到了西花厅外院的水榭。

西花厅的外院很大，东墙下一条两三米宽的窄小马路一直通往挂有西花厅横匾的前厅，马路边满是垂柳，柳枝下是一条不深的石渠，里面淌着清清的流水。后来，水榭的这些空地曾经被我们种满了蔬菜，周总理和邓大姐吃菜还要付钱呢。

外院的西侧是一溜西厢房，总共有十多间。最南面的几间高高大大，前面带有回廊，名为盟鸥馆；中间的几间稍低矮，也没有回廊；靠北面的几间最低，一看就知道是配房，我当时工作的财经组就在这几间西配房里。

后来，在西花厅住久了，我才对这所院子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一座建于清朝的王公邸园，原是清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的府第。西花厅共有两进院落，前院高台阶上是一座五楹相连坐北朝南的老式厅堂，厅堂走廊外有一个同廊子一样长的长方形大平台，四周由青砖花墙环绕，厅前的横匾上书“西花厅”三个大字。在西花厅平台的对面，有一个牡丹花坛，花坛四周长着几棵茂盛的白皮松和果树，从平台往下观望，很有一番诗情画意。

除了正厅，西花厅东西两边还各有五间配房，西边从南至北由高至低分三层共有十余间不同规格的厅房与厢房。院内曲廊、小亭、轩馆、假山和荷花池一应俱全，更有那潺潺细水环于院内，苍松翠柏枝繁叶茂。西花厅的后院是一座不十分规范的四合小院，院内的北房与西配房构成了一组建筑主体，南向的厅房恰恰是前院的正房，而相比之下唯有东配房显得有些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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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去世后，很多同志从不同角度著书缅怀，而我虽然在西花厅工作了40多年，但以前却从未有过出书的念头，只是在一些期刊上登过长长短短的纪念文章，还在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做过20多场介绍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报告。这许多年，不知有多少人对我说过：你应该写一本书，记述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对他们的建议我心中非常理解和感激，但却一直在写与不写之间踌躇。是呀，在西花厅工作了那么些年，要说不写点儿什么确实是一种遗憾；可真要写的话又写什么？从哪里下笔？我更拿不定主意。

说实话，在西花厅工作的时候，总是觉得很忙碌；但一到静下心来，又觉得好多事实在是那样自然，因此在我努力回忆往事的时候，脑海里更多的是空白。当年我走进西花厅时还很年轻，工作环境也不允许记日记，经历过的事情太多太多，要想说出来时反而觉得不容易了。

在邓颖超同志百年诞辰之前，我终于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决定把自己在西花厅工作的一些片断记录下来，因为再过几年随着年岁的增长，记忆力和精力都会跟不上，真到那时想写也写不成了。对于写书我不是内行，记忆里的往事也时有遗漏，因此，在《西花厅岁月》这本小书里，我只想把自己亲身经历和亲耳听到的一些平淡往事告诉给那些同我一样依旧怀念着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朋友们，以此作为我对两位老人家的一份纪念。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是我心目中的两位伟人，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又是我的直接领导和长辈。在同这对夫妇相处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关心着我的成长和家庭，关心着我的父辈和孩子……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党和两位老人家培养、教育的结果。就是在两位老人都离世之后，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们的言传身教始终鞭策着我。虽然我今年已经年逾古稀，但还要按照周总理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以及邓大姐常说的“人老心红志更坚”去做，在有生之年努力向年轻一代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情操，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奉献精神去感染年轻人为祖国多做贡献。

很多国内外朋友问过我，你为什么能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那么多年？是不是和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在此我要告诉大家，我和这两位老人家没有一点亲戚关系，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组织选调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员都很信任，他们允许工作人员有缺点，也经常给予工作人员批评帮助，但只要是身体健康、勤恳工作，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他们一般不会轻易调换工作人员的，这是他们的用人原则。

虽然在两位老人家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但却如同弹指一挥间；往事如梦，我为自己的人生最宝贵的年月在西花厅度过而骄傲！

邓大姐百年诞辰之际，能够出版这本书，我首先要感谢为这本书付出了诸多辛劳的好朋友泠风，还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的廖心文主任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郑德兴社长及编辑同志们。

2009年，是邓大姐诞辰105周年。值此，《西花厅岁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让读者通过对周总理和邓大姐往事的了解，从而更多地感悟和学习周恩来精神，这就是我的心愿。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经杜修贤同志授权，采用了他所拍摄的多幅照片，另外还有一些同志提供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在此谨向所有提供照片的同志和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王玉芬女士致以真诚的谢意。

赵炜

2009年4月

当我在电脑中敲打完最后一个句号时，心里才算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这十几万字的撰写，对于我来说其难度恐怕不亚于50万字的小说或散文。10个月前，赵炜阿姨决定要出记述她在西花厅工作的回忆录，当她找到我时，我感到了一种信任，同时也能抒发一下自己对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怀念之情，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应下了这份工作。我最早想用叙述散文或传记的形式表现这些资料，但赵炜阿姨无法对那样的表现形式表示认同，因此，最后我们还是选取了自述纪实写法，这种写法也是我所熟悉和经常在办杂志工作中运用的。

我们这一辈人是听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的名字长大的，在我的脑海里，有些特别深刻的记忆是永远忘不了的。在我的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属于周恩来总理。我忘不了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见到身穿军装的周总理身影；也忘不了周总理逝世时在寒风中送别他的那几个小时；更忘不了那一年清明时节天安门前的白花、诗词与血迹。自从我认识了赵炜阿姨，她常常于不经意间就讲上一段西花厅的故事，这就使得我渐渐又了解到伟人周总理的平凡一面。

赵炜阿姨提供的资料很多，如何在这成堆的文件里找到能让读者感悟和产生阅读欲望的素材，这是置于我面前的一个难题。按照赵炜阿姨出书的原则，非她经历和听到的事件一概不得入选，而对于曾在西花厅经历过的许多细节，她也有些记得不太真切。因此，我在选材时，只对赵炜阿姨特别认定和具有特殊意义的往事进行了文字处理。虽然这十几万字根本不足以表述赵炜40年来在西花厅的工作与生活，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让读者了解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与赵炜阿姨之间的真情厚谊。

感谢我的朋友谈蓍在文字杀青阶段为我提供的巨大帮助，感谢朱高登先生在百忙中对几百幅图片的扫描和修整，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正在读高中的儿子，这几个月他们对我的不理家务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最大支持。我们都能为自己以不同方式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做点什么而感到欣慰——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