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蝶志》是吴明益自然书写的首部散文集。
本书以蝴蝶为主题,作者用文字、照片、手绘记录下对蝴蝶的迷恋、想象并对人类与生态环境进行了伤感且深刻的反思。内含十八篇散文,共同构筑出一个涵盖生态、记忆、历史与人文的精致的内心世界。且该版《迷蝶志》包括作者摄影、手绘的精美图片六十余张,并随书附赠作者绘制的《手绘蝴蝶展翅图》别册一本。吴明益以精深的文学功底为基础,在自然实践中获得与蝴蝶接触的丰富经验和学识,并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浪漫的想象力。作者分析综合各种资料、感受,并将蝴蝶生涯中的喜怒哀乐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是将自然生态融于文学艺术的崭新尝试。
迷蝶是迷走的蝴蝶,是谜样的蝴蝶,也是迷恋蝴蝶。
结识一只蝶,最昂贵的不是镜头或画具,而是某个安安静静的深夜,那些与她相遇的场景重被唤回的安静的激动。没有人听得见你的笔触沙沙,没有人看到你伏案的神色,没有人知道此刻你拾起了什么,愈疗了什么,思考了什么。
《迷蝶志》是台湾著名作家吴明益自然书写的第一本散文创作,在十八篇配有摄影、手绘的蝴蝶散文中,吴明益以伤感柔软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蝴蝶梦般的翅膀,画出飞过天空时那一道诗意的弧线。
我一度排斥走离人工的石砌登山步道,转进树与树手牵着手,让出来的一个个神秘甬道。因为我知道,一趟走下来,我的汗味与上升的体温,将使蚊蚋朝我拥来,毫无顾忌地将我视为难逢的午宴。他们纵使冒着生命危险,肚子里流满温暖的血液而死去,也有一种饱足的幸福感罢。我厌恶油腻还带着人工香料味的防蚊液,阻挠皮肤让空气抚摸的机会。有一阵子则矛盾于是否要用手掌将他们拍裂,把自己的失血索讨回来。因为我信佛的朋友P说:他不过是吸你一点点血,你何苦要他的性命?
但我终究不是能合的罗汉菩萨。我想,蚊蚋们也会同意我以手掌跟他们战斗,而不是化学武器。
然而要看到中大型的蛇目蝶,总不可避免要走进树林。
蛇目蝶是蝶中个性较为阴沉的一群。他们第一对足退化,飞行力强劲且轨迹多变。发现蛇目蝶的偷懒方法,是不断地走,当他们被惊起时,用你的双眼作为追踪雷达,千万不要轻易眨眼。因为他们往往和树木谈妥了契约,植物们已将颜色借予他们涂装在翅腹上。这使得他们多数时间冷静、专注、如一位人定的禅者,在某个阴暗处望着一株草沉思。但相较其他伪装者,蛇目蝶算顶机灵,他们不会人定到离魂丧魄,槁木死灰。当你进入警戒范围,他们会从你意想不到的方位遁飞而去。竹节虫则不然,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直到你快将镜头撞到他们身上,他还是伸长了前足,完全以为自己已经是一截树枝,正等待春天来拉拔新芽。因为对这类动作迟缓的伪装者来说,行动反而可能招来危机与死亡。
蛇目蝶通常不会飞远,就在目光能及之处,冷冷地与你对峙。对他们来说,我是连电铃都没按,名片都没递,就打扰他们禅修的闯入者。在与我保持距离后,他们往往用未退化的四条腿缓缓地旋转身躯,以巨大而深邃的复眼,带着斥责的目光瞪视着我。那时我总感到,有一尾凉飕飕的爬虫从我的脊椎末尾往上攀绕。
我承认我被那种诡秘而略带恐怖的眼神深深地蛊惑,一再地,往树林的深处走去,而忘了蚊蚋刺吸口器的锐利。
J的声音,表示了她的双眼很有可能微肿着。她说,能陪我讲一下电话吗?五分钟就好。
J的男友是摄影家,像所有不甘手中的机器只为了拍美女或婚纱照的摄影者一样,他们酷爱花时间流浪,花更多的时间待在暗房;花钱搜购器材,花更多的钱将片显影出来。但总是希望婚姻来得愈晚愈好,甚至不要出现。J花了四年的时间,尝试去扭转这个习惯用观景窗去看世界的男友,但显然她失败了。
我像不存在于电话的这头,听了J五十分钟。
她的叹气声从话筒的那端沉坠而来,配上一句略带文艺腔的台词,谁叫我总是爱上,这种所谓有才气的人昵?
威尼斯画派的巅峰画家提香曾经以画笔讲述过宙斯与欧罗巴的故事。画中腓尼基王国的公主欧罗巴正侧仰躺在宙斯化身的白牛身上,像朝着远方陆上的女伴们求援或告别。这样的姿势,使她健美而丰润的肉体充满了动态的线条,青春的色泽。天空有持着弓箭的爱神,海潮中则是另一个骑着鱼背的爱神,他们都用着调皮而又带着祝福的眼神注视着白牛与欧罗巴。事件的起因即是他们将爱神之箭射中宙斯,使这位风流天神无法自拔地爱上欧罗巴。而宙斯为避开妻子的妒意,并希望松弛少女的戒心,遂想出一套周延的诡计来诱惑少女。他以她的天真为攻击点,化身为白牛走近欧罗巴与她的女伴。
P88-90
死去的那些
吴明益
《迷蝶志》出版十年了。意思就是说,当时二十岁读到这本书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岁,当时四十岁读到这本书的人,现在已经五十岁,当时才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可以到野外去结识蝴蝶。而那本书里所提到的每一只蝴蝶,其实都已经死去,幸运的则可能已繁衍了三十代。
这一年多来,有好几位在出版界任职的朋友问我《迷蝶志》重新出版的可能性,我总是婉拒,理由是,对一个写作仍不成熟的人来说,不断尝试写出过去未曾写出的物事,才是最重要的事。毕竟,多数的公共图书馆,可能也都找得到这本书,对我而言,写书的目的绝非是为了卖书而已,而《迷蝶志》里那个着魔、感情像藤蔓植物般容易失控的我,毕竟在本质上已大不相同,我得认真地想想,这本书重新出版有何意义。
早在六七年前,就有读者告诉我,《迷蝶志》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总是选择忽略,建议他们找看看有没有二手书。几个月前,在一个演讲场合里,有一位读者拿了《迷蝶志》来找我签名,她说这本书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另一位读者则拿了我所有的书过来,说:“就只缺《迷蝶志》了。”
在这样的时间之流里,还有人想起这本书,作为一个作者,应该知足了。常给我适时忠告,陪我走过书里每一处地点的M不经意地说,《迷蝶志》重出也不错,可以把里头的错误也一并改过。于是,我坐在书桌前,把当时初版的旧书拿了出来,回忆起《迷蝶志》对我写作的意义。
当年只出版了一本没有什么人关注的短篇小说集《本日公休》(一九九七)的我,因为任职麦田的静惠和我讨论出书的可能性,才决定以当时我没有发表,撰写蝴蝶的作品来出书。当时她问我可以找谁写序,我说我谁都不认识,但有三个人对我意义重大,分别是蝶类专家陈维寿老师,深深投入环境运动的陈玉峰教授,以及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默默一个人到各处旅行、观察自然的刘克襄先生。静惠把稿子寄给这三位我连一面都没见过的老师们,出乎意料,他们都答应为《迷蝶志》写篇文章。某天黄昏,我正独自走到校园附近一处荒地拍照时,呼叫器传来回拨电话的讯息。我到公共电话亭回拨了电话,那头即是刘克襄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书出版以后,我预计应该会像小说集一样无声无息,沉没在书海里。那也无妨,本来我就是纯粹喜欢用文字表达而已。不料不久就接到台北文学奖得奖的讯息。当时这个奖项是由出版社、学者、编辑推荐参加的,且是以一本书为单位,而非一般的单篇文章的文学奖。得奖自然开心,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小说奖的得奖人是施叔青、朱天心和舞鹤,散文奖的得奖人是林文月(《饮膳札记》)、简(《红婴仔》)和我,而评审里则有我当然仍未曾谋面的陈芳明老师。我当时的心情就仿佛看到一只大紫蛱蝶,从林梢缓缓飘落。当晚我第一次,主动拨电话回家,告知父母得奖的讯息,因为当时他们从未鼓励我往写作的路上去。我在电话里跟父亲说:“我写蝴蝶那本书得奖了。”父亲当然不会知道我得的是什么奖,从电话里也感觉不出他是否替我感到开心,不过彼此挂上电话后,肯定都有些许激动。不一定是为了那本书,而是那短短的几句话,因为,自念大学后,几乎没有独自和父亲说过话。一周后,父亲就过世了。
这本书则活了下来。年底时它又获得“中央日报”的年度十大好书奖,几年后,里头的篇章在不少文学选本出现,有些还成了初、高中或大学里的教材,我自己则对这本书日益感到羞赧。一方面它在书店里总是被放在“昆虫”那排,而我书里头的昆虫知识肤浅得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野地愈久,愈觉得那本书里的我,像极了第一次到溪边的孩子,还不敢涉水、躺在溪底,或爬到大石头上一跃而下,只是静静地坐在仅容屈膝的溪石上,静静地将腿伸入溪中,感受到溪床的质感,就眼眶潮湿地,贸然地对岸边的人说:这真美好。
日后有一位译者跟我说,《蝶道》里的文章几不可译(于是至今《蝶道》只有一篇译为日文),但《迷蝶志》亲近多了。有些读者也说,比较喜欢《迷蝶志》的“轻”。前者显然跟语言,以及语言后头的“影子”有关,后者或许可解释为读者的个人偏好。不过我想,说不定是书出版以后。人生稍稍偏移了一些方向。因此虽同是写蝶,《蝶道》与《迷蝶志》却是在本质上绝不相同的两本书。
我是一个对读者很不体贴的人,即使在几年前,我仍拒绝帮读者签书。直到现在,除非是演讲单位报账需要,我也不和人合照,也拒绝站着被拍照。既不在报纸与文学杂志上发表创作,出版新书时也不开发表会,甚至建议出版社取消所有的行销活动节约经费。因为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理应就是默默写作就好。只不过,后来我的职业,和投入的一些环境活动,都无法让我“默默写作就好”。
正如美国生态批评家史洛维克所说的,这条道路,终究会出现多元的行动主义者(Polymorphouslyactivist)。虽然自己还离那里很远,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但确实我的人生移转后的风景,和“默默写作”截然不同。
从决定要出版的那天开始,我一面说服自己出版新版的理由,一面也说服自己不要参与太多意见:如果执著于这本十年前的作品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再版,或许会让它失去原本的面貌也说不一定。毕竟,稚拙、粗略、零散都已成为它的一部分了。我保留了原书所有的文字(修改错处),与当时的手绘图(即使那些图画得实在不好),照片则保留部分,更新部分。 那我拿什么,给绝版后等待多年的读者,表达微薄的谢意呢?于是我开始动笔画《迷蝶志》每篇文章的蝴蝶,这么一来,就会跟后来《蝶道》所画的那些黑白标本图,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极少蝶会像标本所呈现的形态一样,完全展翅示人。我将这批手绘,试着做成仿佛一个个的标本图框,以为这里头有某些暗示。不用捕蝶、杀蝶就能拥有标本,这事只有画画做得到,摄影也不可能把蝶拍得跟标本的姿态一样,这是当时还勉强算是年轻的我,唯一学到的事。也是在《迷蝶志》中,我所解决的一个重要的自我困结。或许,也和我日后带学生到野地时,所希望带给他们的一些微妙物事,有某种程度的相关。
毫无疑问,《迷蝶志》里所写的每一只蝴蝶,都必然已经死去许久。而我仍然希望,某些物事,能就此一直存活下去。
二○一○年
淡水河右岸
飞翔的眼神
吴明益
于是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自己肩胛骨旁,一双翅膀正在发芽。并不像蝴蝶,在化蛹后即刻是成熟的飞行器,而是一对正在发展、调整的骨骼。
一九九七年宋泽莱先生鼓励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我在阅读完数年间写作的自己后,发现那段时间不断纠缠困结在我的手腕急欲挣出的文字,对象是一群在生活中摇摆的人。人的挣扎姿态,让我感到一种凄怆的美感。但也在那本书的序里,我提到文学院旧馆那片用千年红桧神木制成的木牌,提到自己,开始挣扎于过去以人为思考中心的模式。
我开始迷恋蝴蝶,正是在那本小说集收录最后一篇小说写定的隔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那时的我从传播广告科系毕业、服完役、考上中国文学研究所,因工读受训而成为一个昆虫展的临时解说员。一个月的展期中,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腰系在鱼木上的端红粉蝶,蛹化的过程。
那只新生的端红粉蝶,旋即被另一位解说员,捏晕了后收进三角纸里。
我渐渐知道,有些朋友将蝶视为一种“作物”在饲养、对待,当“猎物”在追寻、搜捕。他们搜集标本,像搜集神奇宝贝卡。
我也理解,作为一个昆虫学者必须搜集个体,以比照、研究种间差异,或大量饲养以观察、判断族群的变异、亚种之间的关系。蝶是一个研究对象,是一个连锁的谜面。这些手段,或许对专业人士而言是应该的。况且,采集绝不是蝶只减少的主因,过度的开发才是让蝶类断粮的元凶。
但对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来说,我们并不是昆虫学者,但在生活中,亦时时会与昆虫偶遇。或许学习一种生命对待生命的方式,远比判分两种生物体间生殖器的差异来得更为急切。对孩子们来说,没有人知道将来他们会成为一位文学作者,信息专家,或一位生物学家。但无论他们的心智将发展成什么样的独特生命,在学习做一个“生物学家”之前,学习如何以一个“人”的姿态去面对其他生命(包括人与其他异种生命),恐怕是更为紧要的课题。
生态学家阿什比曾说:“人与自然之间该有我您(I-Thou)的关系,而非我一它(I-It)的关系……这是个人自行决定的问题。”
人可以将蝶视为作物、猎物、研究物,人也可以将蝶当作朋友、爱侣或陌生人,人也可以以观赏者的姿态,将蝶看作玩赏物。这些角色时常混杂,有时甚且共存而矛盾,因此充满辩证。我结识蝴蝶时,蝴蝶并不知道我的机心,不知道我将以什么角度、什么手段去接近他们。
这个选择权在我们,在所有尝试去接近自然生命的朋友们身上。
我并不是一个反人类中心主义者。相对比下,我较能接受诺顿在《环境伦理与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诺顿认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一切利益的考量核心,透过感受的喜好(a felt preference)来判断事物是否具有价值。换句话说,觉得蝴蝶是美丽的,或蝴蝶是可卖钱的,便径自捏毙蝴蝶,这是依靠感受的喜好来运用自然。但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则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以省察过的喜好(a considered preference)对待自然。这是一种理想,因为那些感觉的喜好在省察后必须被扬弃,并没有一个准则可供筛检。
当在野外遇到一只迎面而来的大紫蛱蝶或宽尾凤蝶,您脑中出现的是他所具有的货币价值(如一万元一只),是他所能提供我们的用途(如制成标本摆饰),还是蝴蝶所象征的美感价值,抑或是生命本身的内具价值?
这些年来我在观察蝴蝶中总试图去追索一个答案。如果我们将蝴蝶视为商品,自然能心无愧疚地将他们制成标本,依据市场的价值出售;如果我们自视为赏蝶人,自然可以将标本买回或自制,挂在墙上作为吊饰;如果我们将蝴蝶视为研究对象,自然能为采集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由。但如果我们是动心于蝴蝶这种生命的美丽,或将其视为具有内具价值的独特生命,却不一定需要循着买卖、搜藏或研究的手段来猎取、认识蝴蝶。
你会将你的朋友捏晕、钉在展翅板上,用三号虫针穿过他的躯体制成标本出售或摆饰?你会在你的朋友身上进行反复试验、标记,或汲汲于寻求“新种”,将其视为研究对象?在经过一段以商人或“拟态”研究者的方式对待蝴蝶之后,我决定,以一个朋友的姿态,用眼睛、望远镜及相机对蝴蝶表达我的迷恋。
迷蝶是“迷走”的蝴蝶。在生态学的术语中,因迁徙或天然因素(如台风)所导致某个地区出现原不产于这个地区的蝶种,这些新移入的蝶种,便称为“迷蝶”。台湾的虫相属于东方区和旧北区,亦即相似于东南亚与大陆。由于距此两地亦不甚远,便时而可见从大陆或菲律宾远道飞来的迷蝶。日本纹白蝶、红拟豹斑蝶、香蕉弄蝶、黄裙粉蝶,乃至前些日子发现的“波纹眼蛱蝶”(Precis atlites L.)等等,都是经过神秘的迁移或随着交通工具偷渡而逐渐定居的蝶种。这和台湾的人文历史也有相似之处,属南岛语系的原住民,十六七世纪西方海上强权的侵入,日本的势力与文化,乃至规模最大的中国人民不同阶段的迁徙史,及东南亚劳工的进入,在在显示,这是一块容纳各种生命形态的地域。迷蝶在这块土地与原生种的争战、拉锯与挣扎,也往往让我看到了人类族群相处的模式与历程。这些文章并不专写生物学上的迷蝶,而是类似迁徙的蝶与迁徙的人之间的联想,于是时而以蝶的世界,去反思人的世界。
迷蝶也象征“谜样”的蝴蝶。生命的神秘,是勾引许多研究者或喜好者不断潜入的深渊。在观察的过程中,我没有研究者的丰富知识,没有红外线或夜视摄影机,也没有能力建造一座观察塔以观看树冠层的美丽绿小灰蝶(绿小灰蝶属总是高飞在树冠,许多观察者,可能穷一生未能亲见),不使用捕虫网,更没有雇请捕蝶人,为我注意冬季蝴蝶谷的形成日期。我只是尝试在可能的范围,阅读到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配合我的眼睛,让我在野外遇到美丽身影的时候,能够对这些朋友的性格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对我来说,蝴蝶谜般的魅惑,在于他是一个多变的生命,而不是生“物”。
迷蝶也是“迷恋”蝴蝶,宛如一个暗恋者去揣想恋人每一个动作的心情。这使我每次遇到一只蝴蝶,都有心跳加速的激动与羞怯。我渐渐感受到,当你能用“人”的姿态去对待一只蝴蝶,你便更能以“人”的姿态,去感受另一个人。我的朋友I.K.在一次野外观察回来时告诉我:今天最愉快的事,就是把望远镜递给那个问我们在看什么的欧巴桑。
《迷蝶志》即是,这段时间,我用文字、照片、手绘所记录下的,我对蝴蝶的迷恋与想象。
这本书中没有写及珍奇难见的蝶种,也没有过于艰深的生态学识,都是每一个人在都市、郊外可能遇见的蝶种,可以理解的常识。但我想我提供了一种角度,即是一个文学喜好者,结识另一种生命的想法、感受与思维。而这种生命,给了我回头面对“人”时,深深的战栗、启发与面对生命的轻盈姿态。
我一直觉得,其实人类并非没有翅膀,而是萎缩。
我能接受,人类不能飞行,是因为攒集了太多金钱而导致口袋太重,或是自筑牢笼、惧高、互相拉扯。唯一我不能接受的谎言是,人类没有翅膀。 至少至少,给我一个飞翔的眼神。
二○○○年
中坜双连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