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民革命、北大教授、创办著名「食货学派」至「七七事变」，陶希圣投身中国现实政治，即卷入那个时代隐微复杂的权力漩涡，踏上一条亦沉亦浮的荆棘之路。长期以来，囿于意识形态所规定的认识要求以及叙述模式的影响，对陶希圣其人其事的诠释和解读，一直未能给予全面、客观，乃至中肯的评价，从而影响了日后人们对在大革命潮流中「从政学人」的认知态度。本书以“求真求是”的理性分析，以及生动的叙事方式，来重新认识、评说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在中国近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长期以来，史学界囿于意识形态以及叙述模式的影响，对陶希圣其人其事，一直未能给予客观、中肯地诠释和解读，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们对在大革命潮流中“从政学人”的认知态度。

本书作者在挖掘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同时，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注重历史事实的本原，以“求真求是”的理性分析，以及生动的叙事方式，来重新认识、评说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通过探讨陶希圣的种种社会活动和心路历程，不仅透视出乱世潜流下“知识与权力”在现实中互为冲突、消解的书生参政之局限性，而且也再现了这一时段中国政治领域异常活跃、党派斗争内外纠缠的复杂历史场景。

这是一本具有探索性的人物著作，较为客观、中肯地解读了被长期忽略且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值得读者关注。

序言

上篇：亦学亦政的陶希圣

 第一章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

一、从五四到五卅：思想开启与震荡

二、“武汉大风暴”前后

三、七年教授生涯：创立“食货学派”

四、弃学从政．卷入政治权力漩涡

 第二章　《独立评论》中陶希圣

一、赞成胡适无为政治主张

二、与胡适民主政治主张之异同

三、鼎力相助《独立评论》

 第三章　“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

一、新旧学联的政治冲突

二、被蒋介石看中并利用

三、在认知上更接近“改组派”

四、关键时刻政治上“走失”

　　五、“参政而不知政”

中编：国民革命与抗战时期的陶希圣

 第一章　希望与幻灭：1927年的陶希圣

一、二十七岁的中校教官

二、卷入“赤都”风暴

三、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

四、农民运动过火？

五、农民并没有起来

六、翻腾风浪之际，希望在何处？

 第二章　向左、向右：陶希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1924年陶希圣有无入党可能？

二、沈雁冰介绍陶希圣入党？

三、另一种可能？

四、陶希圣是左派同情名

 第三章　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

一、“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说法不准确

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三、“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

四、毛泽东第一次组织的对国民党理论宣传大论战

五、笔战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六、国共两党争论《中国之命运》的背后

下编　与陈独秀、胡适交往的另一种记录

 第一章 与陈独秀的交往

一、因缘际会，同一条战线

二、国难当前，再次同一条战线

三、陶希圣抱不平的“陈独秀事件”

四、陶、陈的“党争政争”见解之异同

五、陶希圣印象中的陈独秀“最后见解”

 第二章 陶希圣眼中的胡适

一、五四之后，学术界引领潮流的人物是胡适

二、“在国难中间，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

三、“翁咏霓不能做行政院长”

附编（一）蒋介石日记中的“高陶事件”

一、卢沟桥事变：祈和平而不求苟安，应战而不求战

二、积极应战之外，仍谋求和谈之接触

三、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政府，试图推行所谓“和平路线”

四、高、陶二人中途醒悟，脱离汪组织，戴罪立功

附编（二）名门之媛陶琴薰

附编（三）骊珠之死

陶希圣先生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

从若干历史事实来看，陶希圣之所以在后来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参加庐山“牯岭茶话会”后，而成为其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弃学从政，未料卷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之中，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表地缠纠在一起，从而成为某些正统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创立著名“食货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在今天似不应再以传统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简单地加以评判，否则本来就讳莫如深的历史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冷静而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对当时的中国政治作出理性的判断。此章简要地介绍陶希圣亦文亦政的一生，大致梳理出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一、从五四到五卅：思想开启与震荡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陶氏家族自江西迁移至黄冈县西乡倒水之旁，至其父时已为十八代。陶希圣母亲揭氏家族本为黄冈县周山铺大族，在清末时亦即衰落。至陶希圣十三岁时，历经时局之变，其身家亦在摇荡之中。最明显的有三件事：一、陶氏家族累世务农，至陶父丁酉拔贡，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与洛阳县事；二、黄冈为鄂东大县，“以文风之盛著名”，其父入两湖书院，治史地，致力于经世之学；三、陶希圣三岁随家父至河南，自四岁至八岁从父就读于夏邑、新野任所。后清廷改法制，行新政，废科举，陶希圣九岁随其兄入河南最早开办的旅汴中学就读。在如此这般“废科举、讲新学”的际会之中，少年陶希圣受业新旧参半，历史一课优为之，“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1915年，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十六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考试那天，他从草厂二条步行至前门，转东城，才到了北河沿译学馆，那里是北大预科的校舍。考试在一间小教室里进行，即国文与英文。初春的北京，依然严寒料峭。陶希圣与其他考生所带墨盒与毛笔皆被冻住，不得不放在煤炉旁烘烤。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即《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家境颇裕，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

五四运动爆发时，陶希圣已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学生。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其场面催人沸血盈腔。5月4日，天安门大会之后，章宗祥挨打，赵家楼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赵家楼胡同没有支巷。陶希圣随大队伍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式，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当晚北大学生又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刑法教授张孝移先生遂被团团围住。张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先生神情凄然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就陶希圣个人而言，五四之前，原本对白话文运动无甚兴趣，虽然《新青年》、《每周评论》在校园中亦流行，“但白话文，或者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尤其在兼容并包的北大，“学生们喜欢听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五四之后，陶希圣开始“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轾”。此时的中国，颇有点看取晚来风势、“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亢奋或无奈，“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而学生青年们对于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也都感兴趣。于是五四以前初见萌芽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才获得滋长的机会。同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尽管后来陶希圣不愿对所亲历的五四运动作褒贬式的评判，但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成长却有着或多或少的开启与震荡。在陶希圣看来，北京政府之所以仇视所有思想流派，“因为从五四运动起，无论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流派，都是掘挖北洋军阀的根基的锄与犁”，他惟笃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更加“大度包容”。不过，陶希圣犹然一书生也。在五月至六月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会议，但在大会之外，又在八旗先贤祠宿舍里研读罗马法，或赶至福寿堂旅馆侍候来京的父亲；六三大游行，则庆幸自己“未曾被拘”，其复杂矛盾的性格初见端倪。

这一年陶希圣二十岁。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惨案。陶希圣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上海商报》以社论为其声援，执笔者即名记者陈布雷。陈、陶二人后成为至交。《东方杂志》推出五卅惨案专刊，首篇即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应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论文。在陶希圣晚年回忆中，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编的《学生》杂志上。《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这对于陶希圣是一次重大的鼓励。从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觉醒。若干年后，他在回忆中这样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P2-5

广州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李杨女士，记者出身的文史学者、南京范泓先生，多年来致力于钻研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对于活跃在那个时代的学者如胡适、陈独秀、陶希圣等人的学术成就与政治理念，以及他们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卓然有成的研究。他们把研究有关先父陶希圣的专文集结成书，身为陶氏家族成员之一的我，深感钦佩。我每读李、范二君的文章，常对他们发出这样的感叹：“你们对我父亲了解之深，令我兄弟们既生感佩，又觉汗颜。”虽然两位作者的研究领域与撰文风格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观察、分析与评述先父一生的播迁起伏，其细腻生动的叙事方式则一。他们参考并引用了许多外界从未得见的材料，如家兄陶泰来编订的二十五万字《陶希圣年表》、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蒋介石下野前后先父的日记及一九五○年手稿《从徐蚌战争到昆明事变》、先母陶万冰如亲撰的《逃难与思归》、家信等，因此，这本书堪称目前研究陶希圣事迹内容最为丰富的文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为讨论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前途，曾经就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发展，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论争。父亲是参与这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名要角，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相购阅，以致一版再版，言论远播海内外。这个时期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一九三四年，父亲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应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他所主持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以读书、写书、教书为业的历史学者陶希圣，因缘际会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不旋踵问竟跃入了政治漩涡。

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对某些单一事件不同观感的影响，长年以来大陆方面对陶希圣其人其事的表面评价，往往以先人为主的“备受争议”，甚至“广受诟病”概乎论之，而鲜有进一步关注及探索其时代背景与历史真相者。我深信二位作者以新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和冷静客观的治学态度，将能层层剥除一些成见，或对某些相对偏颇的观点起一定程度的导正作用。

范泓在《“公竞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中写道：“从某种角度来看，陶希圣是当年从政学人中‘误搞政治’的一个典例，若以小见大，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纷乱年代政治的不幸。……而让后人异说争鸣，褒贬两歧，大概也不会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李杨慨叹“简单中的复杂，往往为一般人所不易看透，更不是骂一两声‘汉奸’就可盖棺了事。其率尔操觚者，应当说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信然。

大陆有人说先父早年曾加入共产党，关于此事，李杨在《向左、向右：陶希圣加人中共？》文中有极具见地的剖析，饶富心得。我读后曾给她一信，说：“……当年先父回乡，他的三叔公见他言行叛逆不满现实，劈头说‘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几十年后的一九四六年，我在南京念高中，因北平发生‘沈崇案’，全国民众反美情绪高涨，各地学生纷纷串联组织‘抗暴联合会’、‘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发表宣言扩大反美斗争，又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公开反对美援。后来又举行‘反饥饿大游行’、‘吃光运动’等罢课运动，集体前往国府门前抗议。这些运动，血气方刚疾恶如仇的我，几乎无役不与，且在校中与同学张贴墙报批评当道。一天我参加游行很晚回家，父亲见我神色亢奋豪情未消，似笑非笑地说：‘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当时谁不反对政府？谁不讨厌国民党？谁不向往共产党？可谁又真正是共产党员呢？”

综观父亲一生的学政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上海的中国社会史论争(1926—1931)；二、北大教授及《食货》治史方法的提倡(1931—1937)：三、从“牯岭茶话会”到委员长侍从室(1937—1948)；四、台湾政治及《食货》思想的继续(1948—1988)。父亲在各阶段中的活动与事迹，李、范二君的研究均有广泛涉及，兹不赘述。

从一九二六年起，父亲陆续在报章上发表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及演变的文章，认为中国自封建制度崩溃以后，社会的构造并未改变，仍然是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两大阶层，因此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他指出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工业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转趋衰落，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型态，亦为中国革命的起因。这种论调与马克思唯物史观论者之认为中国社会乃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相抵触，他们主张农民革命推翻地主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父亲针对这些见解和主张，以及论战中为了支持唯物史观理论而牺牲历史材料的普遍风气提出了批评。一时之间，这场辩论形成了思想界有力的潮流。这是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滥觞。

一九二九年，父亲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本书。一九三一年应聘回母校北京大学教书，讲授“中国社会史”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美国儒学学者、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藏着一部王崇武教授送给他的北大当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讲义，他八十一岁那年曾说：“我珍藏这本书超过五十年，最近又读了一遍，觉得书写得非常好，论点广博，对于想要了解当年的‘社会史’这个基本新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初学者，相当有用。我曾经读过陶希圣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及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另外两三本比较小的书，但没见过他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出版的I司名书。我认为，比起我所读过的几本较早的版本，这本北大版本是最完整、最实用的。”(2003年2月16日致鲍家麟信)

一九三四年，父亲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共四卷。其时持续了五年的社会史论战已接近尾声，父亲觉得与其在理论上争个你死我活而得不到结论，不如退而从书本着手，埋头寻找支持理论的脉络。同年十二月，他创办《食货》半月刊，呼吁思想界与史学界讲究正确的方法，搜集社会经济史料，以寻找社会发展的历史法则，不久成立“食货学会”。当时为《食货》写作的青年学者俱为一时俊彦，逐渐形成“食货学派”。这段时期，父亲除了编辑、讲学之外，专心致力于写作，成果丰硕，也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理论界的地位。顾颉刚曾经称陶希圣和郭沫若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父亲的北大学生与“亲兵”、史学大师何兹全先生尝说：“我想所谓大师级的史学家，应该是一些对中国史学提出有创始性、突破性的著作，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有创始性、突破性而又站得住的思想和著作。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有哪些大师级史学家，有哪些代表时代的著作。史学家应该来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作作结论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已担任北大法学院政治系主任的父亲只身离开北平辗转到庐山，十七日参加蒋委员长主持的“牯岭茶话会”。蒋单独接见父亲，鼓励他情势好转后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

七月三十日，胡适会见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认为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高负责打通此路线。次日，胡适向蒋委员长建言，“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于当日下午召见高宗武。八月六日，父亲与胡适联名密陈国事意见，由陈布雷转呈蒋委员长。父亲主张采取“一刀两断”的作法，“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亦不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敌方纷争时也”。胡适则主张“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陈布雷在致蒋介石的签呈中写道：“……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他们这种倾向避免战争，通过外交手段谋求和平的方案虽然未被立即采纳，但次年二月高宗武被派往香港，九月胡适奉派出任驻美大使，这些举措似不无受到胡陶建言的影响。

当时一些知名学者和党政要员，时常聚在一起议论局势，有人戏称为“低调俱乐部”。其实，“高调”、“低调”这些名词，父亲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在《独立评论》上提出了，他说高调低调没有绝对的是非，不适应现实的高调，有时反而是一种妨碍。胡适也在刊物上说过“要办一个唱低调说老实话的刊物”这样的话。(《独立评论》第101号，1936年5月20日)

一九三八年二月高宗武到香港后，在“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掩饰下进行对日情报工作，曾一度密访东京，后来加入汪精卫的对日“和平运动”。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父亲被选为参政员。十二月五日，父亲赴昆明，十九日随汪精卫飞往河内，旋即转往香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赴上海参加汪日和平谈判。次年一月三日与高宗武一同脱离汪伪，潜往香港。二十一日与高宗武联名致香港《大公报》揭发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这段过程即抗战初期震动中外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是父亲政治生涯中一段为时短暂的插曲，但不可讳言，它却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件扭转局势的大事：它揭发了日本军阀胁骗汪组织签订卖国条约以遂其侵吞整个中国的恶行与野心，彻底破灭了欲藉对日谈判取得和平的幻想，因之更加强了我国全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一九四。年六月起。父亲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及编译者撰写的国际时事评论，为国内提供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参考材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香港相继失陷。次年一月父亲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历经艰险经韶关、桂林，二月廿五日回归重庆，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担任第五组组长。工作是研究与撰述，与中央宣传部保持密切联络，参加宣传部社论委员会，讨论战时报纸的宣传方针。一九四三年初，父亲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从此改变教授的生活方式为记者的生活方式。

一九四九年迁台后，父亲主管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报言论，及负责党改造的文宣工作。百忙之中，他仍不忘为文多篇回忆当年参与对日和谈时的心路历程，《潮流与点滴》即在此时出版(一九六二年起在《自由谈》及《传记文学》连载，一九六四年出书)。他在序中写道：“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我只是一个点滴。”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逝世为止，父亲在台曾经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包括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会召集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连任九届至一九六八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连任十二届至一九八七年)、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时年八十岁，副理事长蒋纬国将军)。

父亲一生的最爱，其实就是母亲所说的“办刊物、开书店”。母亲指的是一九二九年父亲在上海与友人合开新生命书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创办《食货》半月刊，一九七一年在台北开设食货出版社，及复刊《食货》为月刊的事。台北《食货》连续出版了十七年，至一九八八年七月停刊。父亲把《食货》当成自己抚养五十多年的儿子，台北复刊期间为他呕尽心血，也背负了不少的债务，但他不愿把这个担子交给后代去挑，因此抱有“人亡政息”的消极态度。晋生弟非常希望《食货》能继续办下去，他的学生们甚至愿意自己掏腰包维持《食货》继续出版。学界亦认为《食货》有其传统的荣誉地位，是中国拿得出去的一本刊物，不应让这份在国际间受到重视的刊物销声匿迹。尽管后来《食货》未能延续而令爱护他的学人们深感惋惜，这套代表中国社会史学派的文献，却长存于世界各大图书馆中，供后世学人研读。

父亲一生研究数千年中国社会的性质、变迁、组织与伦理，在社会史学界中自成一格，学术界六十年来尊之为“中国社会史学派”的领袖，桃李满天下。从社会史论战、创办《食货》、写作、讲学、演说、辩论，到后来由名教授变成“名政论家”，父亲从未放弃学术工作。他在台北出版的主要的书，包括：《论道集》、《中国社会史》、《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中国法制之社会史的考察》、《拿破仑兵法语录》、《孙子兵法(中英对照)》、《克劳塞维茨战争原理》、《中国之分裂与统一》、《世局的转变与中国统一的机运》等等，及有关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司法、汉学等等论文，不计其数。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连续二十一年为《法令月刊》撰写定名为《夏虫语冰录》的“法务漫话”，共二千多条，台湾法界无人不捧读传诵。 父亲尝说：“家学所传者为史学，大学所受者为法学。史学与法学两道思潮，汇合为中国社会史学。此生若有可称为学者，只是中国社会史学而已。”他晚年的学生们，也认为父亲在七十岁离开政治权力中心以后，专心从事著述的的二十年中，其学术理论更见圆融。

而政治上，从重庆侍从室时代的《中国之命运》，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时代的《苏俄在中国》、《民生主义育乐篇》以及重要文告，莫不竭尽其力，执笔数十年不辍。回溯过往，他的一生，有过惊涛，有过骇浪。父亲八十岁对其一生做了评断：

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八十自序》)九十岁那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讲、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

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他老人家说“没有感慨”，其实是充满感慨的。他说“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这“教”与“记”的分际，正是他一生学、政两种生涯的写照。

李、范二君的文章，虽不乏春秋之笔，然多属经过历练、摒除成见的持平之论，读后不禁慨然系之。诚然，重新评述一位曾经遭至横议的历史人物，并非一件简单之事，不仅需要勇气，或许更需要一种独到而又敏锐的目光。由此而言，这本书将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更好地感知在大革命潮流中一位“从政学人”的点点滴滴，值得学术界及史学界重视。

这本书由若干单篇研究文章汇编而成。作者系两人，在行文上或有一定差异，但从全书的宏旨来看，视角却是完全一致的，即以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对中国近代史上备受非议的陶希圣重新认识和研究，并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目前掌握的第一手史料来看，厕身学政两界的陶希圣确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一如他晚年所言：自问此一生，前一时期由学生而教授，大言之为“讲学”，质言之仍是求学。后一时期由教授而记者，妄言之为“从政”，实言之只是论政……(陶希圣《八十自序》)陶在晚年之所以将自己的一生一分为二，甚至将从政后的大多半重要政治活动，轻描淡写地简约之，或许是缘于彼时一种“天高云淡”的心态，即对长期以来位居要津、活跃于国民党权力中心这一事实早已淡然——充其量不过是为蒋公写写文告或起草什么书，就好比只要是一个“记者”，似乎都能干的事，若这样说起来，真是够“简单”的了；然而，其“复杂”则又不能一笔勾销。即：人自称为讲学者，则谓“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复谓“我志在论政”，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正是这样：先随汪精卫，后侍蒋介石，与陈布雷、胡适等人均为至交，与陈独秀、恽代英、周恩来的关系也不错。加入围民党“改组派”，又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更闹出历史上一桩“翻江倒海”事件(即“高陶事件”)。之后，同道高宗武不允返回，远渡重洋去了胡适那里(时为驻美大使)，他则从香港回到陪都重庆，不仅没有被杀头，反得以重用。蒋介石一生两本重要的书，均由其捉刀起草。从大陆溃退时，蒋介石乘“太康”号到了台湾，他是船上为数不多的贴身随从之一。蒋晚年送其一条幅，亲书“希圣同志，岁寒松柏”八字以褒扬；而与威权体制进行殊死抗争的雷震则对他有所不满……等等，其间的曲直是非，乃至沉沉浮浮，细想想，也真是够复杂的。所以，简单中的复杂，往往为一般人所不易看透，更不是骂一两声“汉奸”就可盖棺了事。其率而操觚者，应当说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

以个人之见，当年在学术界已立足成势的陶希圣，之所以在国难时期，舍弃书斋中那一份饮茶夜读、著书立说的从容和自得而奉召从政，实与他本人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有着一种内在逻辑的关联。读过旧书的陶希圣，自有满腹“修齐治平”一套，“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的政治情结还是有的，陶希圣晚年就说过“早岁尝怀经世志”。若比照当代西方学人萨依德的说法：像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已是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问于一身，“往往身不南己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一员”(陶希圣自诩为“记者”，有异曲同工之处)。尤其当国家处于动荡的情势之下，一些具有精英意识的读书人，抱以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及“舍我其谁”的救世心态，与国家、民族共同体发生一种血肉联系，从而彰显其人格上的某种魅力。也就是说，在中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实际政治，其政治上的理想及试图担负起救亡御侮的历史使命，或许成为这些人从政的一种催化剂。从客观上讲，学人从政对国家来说，并非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但对其个人来讲，远离自身学术上的优势，一头扎入强大的政治集团势力范围，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出现“水土不服”之症候，或如胡适当年对傅斯年所说，弄不好就“成了政府的尾巴”。当然，在非常时期，政府也是希望能有一些在学术与人格上皆具声望的人出来为国家做点事，这就势必具备了双方“一拍即合”的可能与条件。

不过，还应当看到，民国学人从政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生态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开放。就权力而言，国家出现危机或社会运行发生重大变革时，政府才可能放低其姿态、调整其政策，与知识精英在政治上保持某种互动。说到底，仍是权力自身的需要，我们不应当视为是一个常态；相反，在任何时候，对此都应保持必要的警惕。

如前所言，本书系两位作者的研究文章组成，因此有必要作一简单交代：中编的三章和下编的第一章，均为李杨撰写；上编的三章和下编第二章以及附编中《蒋介石日记中的高陶事件》、《名门之媛陶琴薰》二文，均为范泓撰写。其中若存在某些错误或失实之处，应由其本人负责。

最后，要感谢定居美国的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高陶事件”始末》作者)于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对于香港中文大学原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给予的指点，深表谢忱！广州市黄埔军校研究基地给予的支援，在此也一并致谢！最后，还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吴超编辑：正是他的热情与责任心，使得读书得以面世！

是为记。

李杨于广州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