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胡晴舫难得一见的短篇小说作品集，说是小说，其实也源自于生活，因为语言的简练爽快，有时候读起来更像是散文。五十一则短小精悍的故事，围绕着五十一个“她”，或大国事业女性，或小国家庭妇女，或主流或边缘，但是无论“她”有多少种生活状态或变化方式，你我似乎都可以轻易在自己身边，找到这个或那个“她”，这些活现于胡晴舫笔端的“她”。书中所记述的，大都是亚洲女性。在这个亚洲女性身份正逐渐作为更多文化研究标的出现的时代，这本由亚洲女性所写的，关于亚洲女性自己的故事，或许能为你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一扇了解之窗。

开玩笑地说：这绝不是一本“厕所书”，相反地，在坐马桶时看这本书，很可能会让你解不出大便来。这也不是一本“美容院书”，在洗头或烫发的时候看它，会让你觉得时日漫漫，而烫发成为一种酷刑。这也不是一本咖啡书，喝咖啡的时候读它，会让你觉得咖啡失去了香味，而室内的情调音乐令人苦恼。这也绝不是床头书，它让你看了睡不好觉，不想做爱做的事。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什么书，要等你自己来定义。

序 没有去过的地方

袁琼琼

莫妮卡

非我族类

铜锣湾的电脑明星

玛莉亚

仙人掌公主

绯闻女主角

性福

上班女郎

卡娃伊

热带人生

大小姐

夜上海

爱的真谛

酒女大象

化妆

睡美人

胡同

丈夫的脚印

女知识分子

性感新加坡

之前，之后

买衣服

理想人生

巴厘岛之恋

伪善的魅力

中国的新脸孔

上海宝贝

印度新娘

马尼拉女律师

印度小姐

女总裁

他的亚洲女人观点

离别是成长的记忆

老板娘

拜金女郎

单亲妈妈

流亡女诗人

我很好

我女朋友的男朋友

抉择

仙女下凡

大马姑娘

美女

艺妓

外遇

曼谷的第一世界女子

泡在酒精里的女人

小女孩

办公室

快乐

后记 她的第三只眼

从前，下雨天，她最爱蹲坐在她家门口，看着人来人往数人头。

家，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铁皮屋，下起雨来，雨打在铁皮屋顶，吵得心神不静。她宁可跑到外头，至少空气新鲜。玛莉亚喜欢人，也喜欢算术，小时候，她的志愿是要变成有钱人家的太太，专门开派对和算钱。但是，下雨天，在马尼拉，她家的铁皮屋前，她只能数人头。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人！一下午我能数上七八百人！”玛莉亚戏剧化挥动双臂：“像蚂蚁一样，一下雨，人全跑出来了！”

离开马尼拉的时候，她曾以为她会非常想家。现在，她每天向上帝祷告，一辈子都别再教她见到那些拥挤的街道和永远数不完的人群。

“香港不也是很挤？”我问。

我跟她一起穿过黄澄澄的通道，转进另一条纯白洁净的小路。我们在超级市场。正从油类区跨到卫生纸区。玛莉亚散发西瓜红色泽的长指甲从架上抓了一大袋二十包装的卷筒卫生纸。然后，她转过头来，对我微笑。她的眼睛即使在超级市场贫血的日光灯映照下，也没有失去一点点神秘的风味。

“亲爱的，”她喜欢喊我亲爱的，就像喊她的法国老公一样，“在香港，不是拥挤，是热闹。”

三年前，玛莉亚来到香港帮佣。没两个月，她就和雇主吵架。换了另一家，一个月后，她又闪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坏的老板，她告诉我，既苛刻又邪恶。她不想回去，但她的签证被前雇主撒销，又没有一技之长。朋友在九龙的一个大屋子里帮佣，有独立的房间和出入口，外国主人又经常出差，她于是躲在那儿。白天帮忙她的朋友做家务，晚上，她出去工作赚钱。我没问她的工作性质。

在兰桂坊，她遇见现在的老公。一个法国生意人，四十七岁，离过二次婚，没有孩子，独自一人来到香港工作。约会四次后，二十一岁的玛莉亚告诉他，她怀孕了。他流下眼泪。一个月后他们注册结婚。玛莉亚跟着他合法留下来，住到半山区。孩子在七个月后出世。

玛莉亚哼着歌，我们推着购物车往收银台方向去。两个菲律宾女佣正在排队。玛莉亚直接推车经过她们，从收银机上的架子拿了一份英文报纸，开始把她的卫生纸往算帐的平台上放。被插队的菲律宾女佣生气地用菲律宾话抱怨。玛莉亚没有听见或没有听懂。她的动作丝毫没有停顿。

站在超级市场门口，我问她刚才怎么回事。

“那些人不过是低等动物。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在她们后面排队。我的时间比她们的时间来得宝贵多了。”玛莉亚声音很低，却字字有力。

一阵细雨忽然如金粉洒落，玛莉亚的脸庞晶亮剔透，她自言自语，“啊，下雨了。”

P16-18

前阵子看了电影《情欲写真》。苏菲玛索在里头饰演一个摄影师，片子里看见她随时随地拿着一个小照相机，拍一切事物。拍她身边的环境，发生的事，与她对话的人，与她对看的人。那照相机是她的眼睛，也是她的武器，是她随身携带的围墙，挡住别人，也挡住她自己。

看胡晴舫的书，让我有同样感觉。觉得她好像也带了一台小小的相机，在她的旅途中边看边拍，广义来说，这旅途是疆域，也是岁月的。《她》就是胡晴舫从那小小的观景窗看出去的一些切片。书里的这五十个“她”，在她们的真实世界里想必有各自的存活面相，但是从胡晴舫的观景窗看出去，每个人都沾染了一点胡晴舫。她们在这本书里，以胡晴舫所选择的样貌出现，活着胡晴舫的逻辑所架构理解的某种人生，她们的好或不好处，其实反射的不是她们自己，反倒是胡晴舫。

我其实不认识胡晴舫。一个不认识的人，跟没有去过的地方其实有相似之处，不然是惊喜，不然便是觉得索然无味，全依凭跟对方擦身而过那一刹那间的心情。而阅读胡晴舫的时候，我说实话，其实并不是适合的时间点，也不是适合的心情。

因为忙，这本书是片片段段，跳着看的。这书随着我，也在我的生涯里做着某种旅行。我在往台南的飞机上读那个肥胖的日本女孩的故事，在万尺高空上读着她每天起床的时候都想自杀，“她想要：推开单人公寓仅有的一扇小窗户，从十八楼往下跳。”坐捷运去淡水的时候，在捷运车厢的冷气里，跳着看了全世界最没有理由快乐的越南女孩，还有强悍老练的印度小女童。从台北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微微凉，在淡水下车，一出捷运站，扑天盖地的阳光，忽然像到了异地。那炎热的记忆，和行走着身上汨出的热烘烘的汗水，因此也就和这几个女人的印象交缠在一起。

我随时把那一大叠影印稿放在背包里。许多个“她”，在我，是跟咖啡香掺在一起的，有时候是STARBUCKS的，有时候是西雅图的，有时候是IS的。在等人的时候，独自，一点心不在焉，因为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来；一边等一边看，让邻桌的中年男子说的笑话分去了一点点注意力，又被柜台小妹的美貌引着失了点神。看两段就放下，发现自己原来没看进去，于是又重新开始看。

有时候，是在计程车上，在塞车的时候，司机开始打大哥大，我就从背袋里抽一张出来看，抽到谁就看谁。

后来胡晴舫给我寄来了她的前一本书《旅人》，于是这本也塞进背包里。有时候看《旅人》，有时候看《她》。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阅读方式会使作者作何感想。我也不知道，如果别人也这样子漫不经心读我写的书，我会是什么心情，我是不是会在乎？不过，毕竟还是读完了。这么多混杂的感觉和经历，这么多的声音，气味，景象，有书里的，有我环境里的，有我想象中发生的，有因为胡晴舫的文字所诱发出的我自己的回忆里的。这样多这样多的讯息，这样混乱的交缠的——我觉得我经历了漫长的旅程。

与《旅人》相比，《她》实在是一本羽量级的小书，这不单指单篇的篇幅比前书短小，也指胡晴舫处理的素材分量。看了《旅人》，会觉得写《她》的胡晴舫是在休闲状态。《旅人》如果是公开演讲，那么《她》就只是闲聊。《旅人》如果是在办公大楼里穿套装上班，那么《她》就是穿着短裤站在路旁喝珍珠奶茶。

但是，不管上班还是喝珍珠奶茶，其实这两本书都很严肃，都蛮沉重的。胡晴舫与我们分享的，并不是容易消化的东西。

从书里看，作者是旅行家，去过无数地方。她是我知道的第一个把游记写成了论文的旅行家，之后又把人物素描衍成了记录电影。大约是观察者的宿命，到了任何地方，看见了任何人，她似乎不曾融入其中，而却是厕身一旁观察。这种在地球上四处行走的单调行径，她竞能思考出那么多理论出来，使我既吃惊又赞叹，而那些在异乡偶然瞥见的脸孔，胡晴舫写出了她们的过去，未来，写出了那些脸孔底层的东西。

这不是轻松的书。这也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去结论的作家。

在看完了胡晴舫的书之后，我又把它放在背包里到处带着走了好久。

不知道该怎么样谈这本书。

要如何去述说一个初认识的人，或者只去了几天的地方呢？

如果我不是必须在这本书的前面跟人介绍这本书，而只是在私底下跟人闲聊：也许是那家四面全是玻璃窗的咖啡馆里，外面是亮花花的烈日，屋内很清凉；也许面前拿铁的香味正缓缓升上来。我想我会告诉你：这本书你要看看，至少是要开始知道胡晴舫这个人，她远比我们台面上许多已成名的作者都要好上许多。不是写得好坏的问题，而是她看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好文笔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写得好就还要有一些别的。我也许会说：作者既锐利又聪明，又有匹配得上她的聪明才能。我也会开玩笑说：这绝不是一本“厕所书”，相反的，在坐马桶时看这本书，很可能会让你解不出大便来。这也不是一本“美容院书”，在洗头或烫发的时候看它，会让你觉得时日漫漫，而烫发成为酷刑。这也不是一本“咖啡书”，喝咖啡的时候读它，会让你觉得咖啡失去了香味，而室内的情调音乐令人苦恼。这也绝不是床头书，它让你看了睡不好觉，不想做爱做的事。

然后最后我会下个结论：这本书恐怕不会卖得太好。

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漫画家叫做今市子，她的书非常好，可是非常少。国内的情况是几乎一年到两年才出一本。有一天我到一家漫画出租店去，很大的一家，屋子里的书，老板娘骄傲的说：有两万多本。我开始沿着那迷宫似的书架一本本找今市子的书，找了半天找不到，去问老板娘、她连今市子是谁都不知道。

 满屋子的书，可是今市子连一本都没有。

 我最初觉得非常难过，今市子是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的漫画家，她的漫画非常优雅，气质绝佳，但是看她书的人这么少。但是后来我想到，至少，今市子有我这这样的读者。我到底也算是个创作者，知道她的高度在哪里。

我相信每个写作者，私心里都会希望有一个真正知道自己好处的读者，而每个写作人，真正说起来，其实是为了这个人写作。

在这里，就想告诉胡晴舫，你至少有我这个读者。

十二岁时，我第一次出国旅行。跟着父亲游历东南亚。虽然坐了飞机，也拿到生平第一本护照，我却以为自己还没有离家。马尼拉、新加坡、曼谷或吉隆坡，对我没有差别。我当时想，他们有寺庙烧香，台湾也有寺庙烧香，他们有热呼呼的夜市，台湾也有热呼呼的夜市；那些开发中国家的特色，全部在我家后院可以见到。我以为，远方，该是更奇异的景色：古老的城堡，白色的教堂，鹅卵石小径，大理石女神雕像，雕花圆柱，巨幅油彩画。或更直接地说，我认为的远方，其实就是西方。

以我对远方的好奇，那种想要吸收异国文化的热切，文学成了非常理所当然的方法。我于是大量阅读外国文学，借由西方作家的眼光，去认识他们的世界。在童年的时光，政治思考还未正式进入我的世界，我阅读，只是为了阅读，我毫不犹豫地跟随那些作家的脚步，走进西方每一座客厅、每一个房间、每一间咖啡馆，倾听那些作家想要我听见的谈话与见解，认识那些作家想要介绍给我的面孑L。想象中，我品尝了无数道西方的佳肴与美酒，还能回味无穷。

十五岁，我正式踏上西方土地旅行。我丝毫没有生涩旅人的不安，不觉得应该有任何乡愁。我站在大英博物馆看C·S·路易斯的手稿，就像在看我父执辈的亲笔字迹那般自然；美丽的佛罗伦萨也没能使我尖叫，因为我在梦里已经不知神游过了几百遍，我甚至学会偷偷在心中对同伴的过度兴奋摆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借此想要托高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度——当然，这是一个孩子自以为是的虚荣心。迄今，我对西方文明的理解都不过是皮毛而已。

然而，这些与西方的接触经验，带来的并不是我对西方文化的更加亲近，却是逐渐的疏离。以前，在阅读那些西方文学书籍时，我与西方作家站在同一边，去观察他们的同胞与其生活。我躲在作家的背后，被观察的对象反看回来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个自己人在摇笔杆做记录，他们见不到一个异国人默默观看的眼神。去到西方，我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一向被我观看的对象，现在具有反看回来的能力。那个眼神直接，冷漠，好奇中带有残忍，理性中含有分析，喜爱中具有排拒。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东方才一直是西方观看的对象。那也是第一次，我发现了我在世界的身分——一个亚洲女人。

但是，我的西方之旅并没有因此结束，只是开始变得不是那么优雅、充满香气。我依然跟着作家的脚步走。只不过，我脱离了小时候喜爱的文学，选择了批判观点的学习。在那些理论主义的观照下，我的亚洲女人身份成为一个思想的刺点，一个需要革命的存在，一个必须特别小心才能避免扭曲的成长，我因此长期觉得必须为这个身份捍卫、辩解，不能放松就这么自自然然活着。

直到，我在美国北方一个下雪的午后，遇见一位台湾女友，她当时身穿桃红色棉袄大褂，翻出来的袖口是亮面紫缎，手里拿着两册西方人写的女性主义经典，一头乌黑直发的她正与一群美国人讨论“亚洲女人”。如同一个剑客，她利落使用一些词汇，姿势非常漂亮：落后的，边缘化的，被压迫的，阴柔的，未开发的，传统的，屈辱的，苦难的，包袱的，努力现代化的。每一个词汇都含有新与旧的对立、不同价值的挣扎，闻上去都充满悲愤而绝望的气味。亚洲女人，边缘中的边缘，弱势中的弱势。听见的美国人猛力点头同意。

顷刻，我领悟，亚洲女人这个身份，此处，比较像是一个可以被知识分子调情的文化概念，一个值得书写的理想题材。那是书本与读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感性的身份认同，倒不如说只是一种纯粹知性的认知。虽然夸夸言谈者是一个亚洲女人，但，那个出身只给了她发言的方便性，并不能够树立其言论的全面代表性。亚洲女人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拥有清楚的相貌和坚实的生活，而不只是抽象的数字、概念、名词，她们的生命形态应该如同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种类繁复而多样，活泼旺盛而充满斗志，浑然天成而不需详加解释。

尤其，这几年，我有机会在亚洲较频繁地旅行，我更逐渐看清这个出身逻辑的缺陷。亚洲，当它是一个地理名词时，那是指涉一大片多么广袤无边的土地，包含了高原、高山、平原、丘陵、岛屿、火山、河川、沙漠、丛林等等许多截然不同的地理样貌；而亚洲作为一个文化形容词时，又是涵盖了多少民族、多少国家、多少文化又多少宗教。身为一个东亚的华人，亚洲更容易被我简化，意思是我常常将一张长着狭长乌黑杏眼的黄色脸孔，毫不深思地就当作亚洲的唯一长相，而忘了亚洲人也能有黑皮肤、双眼皮、深眼窝、高挺身子，甚至拥有绿眼睛、蓝眼睛。我天经地义的身份，让我更轻易忘记省思亚洲的真正意涵。就像我小时候，以为远方就是西方，我也以为“我”就是东方。

同时，我终于理解，写东方主义的萨伊德或爱谈亚洲女人的曲明霞(Trinh Min Ha)，都与我的台湾女友一样，是站在美国天空下发言的。他们对话的对象其实是西方，而不是活在东方的东方人。

绕了一大圈，想要摆脱西方对东方一厢情愿的迷思，结果还是活在西方文明的魔咒下。

马来西亚的槟城，一位想要描述自我定位的华裔女子对我再三强调：“我不是中国的华人。”她在张弼士古宅博物馆工作。张弼士老先生号称南洋第一位华人资本家，他在南洋各处建了五座华宅，正名的妻妾有八位，更有数不清的无名情妇。宅院正厅挂着张老先生于十九世纪末拍摄的人像照，他身穿西方仕绅服饰，头戴硬式高礼帽，看起来疲倦而苍老，一点也不像书本上介绍地那般风流倜傥，英俊健硕。从外表，这名女子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华人，女性，同等高度，苗条，类似的教育程度和家族背景。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端，我们不用再委屈为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头子做妾(虽然，不少亚洲女人仍需要如此)，只因为父母跟他借了一大笔钱或慑于老先生的权势。我们独立思考，下判断，自行执行许多关于生命的决定。

但，在相同的表面之后，她与我都隐隐觉得彼此仍有种说不清楚的差异。那不仅仅是个体与个体的区别，更是历史文化、国家环境的交错影响。隔离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海域，比起太平洋或印度洋似乎是一个太小的规模。可是，她离我的距离，不比奥国的萨尔兹堡来得更近。

她也是我的“远方”。

而我应该如何进人她的世界，我问我自己。因为我是如此急切地想要结识她，了解她对生命的期待与要求，什么人让她伤心，什么事令她发笑，什么经验教她念念不忘，她最喜欢和最讨厌的活动又各是什么，乃至于她的星座、她的上帝，和她对男人的观感。

我于是要求她跟我说故事。她的故事。跟随她话语的脚步，通过她专注的眼神，我让自己像个无知的孩童，被领入每一座她进入的客厅、每一个她待过的房间、每一间她喝过茶的茶馆，认识她认识的人，倾听她与别人的交谈，参观她橱柜里的衣服，碰触她心爱的收藏品。

我进入她世界的同时，我意识到，我也回到了童年的世界。那个尚未全部被理性观点控制、充满想象力的世界。那时候，文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牢靠方式，总是密密麻麻说了许多，又像是什么都没有说，然而，实际上却又什么都说了，而且说得比谁都详尽。文学曾是我的第三只眼，帮助我看见我的凡人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东西。

听她的故事，这只蒙上陈年尘埃的第三只眼，逐渐被重新擦拭，发亮，恢复清晰视线，试图将她的世界尽收眼底。

我并不想假装自己是她失散多年、从未谋面的姐妹，只因为我们都是所谓的亚洲女人，我尊重她独特的存在，不愿妄加评断。我也不掩饰自己在听完故事之后依然懵懂得厉害。然而，当我与她并肩站在那座中国大宅深院的二楼阳台，静静听她娓娓道来她的世界，头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不需再跟亚洲女人这个鬼魅似的身份抗辩。她和我，两个人，就如两株从亚洲土壤冒出来的花草，在热带太阳下，轻轻随风摇晃，享受就这么活着的简单事实。无须向任何人交代。

关于自己，她拉拉杂杂说了一堆。回头，我仔细想想，她其实又像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却有种我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