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从直接文献中看出有用的材料并不高明，因为谁都会找直接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在相关档案不能及时解密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者所作的推断也要尽可能宽容，因为在档案封锁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真相的努力实在不容易。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一味被理想和激情驱使，有时候思维会变得极端。

任何建筑都可以在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方式随时消失，但没有人敢保证一本书可以被毁弃得片纸不留，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价值

杂书过眼，出入历史，故纸堆里有新问题。

作者以一贯的平实，透着温和的笔触，细读晚近中国的第一手辑佚材料，其中思想的疑点一个个浮现出来。关于陈宝箴奉行新政的一段回忆，介绍美籍北大教授的一则胡适佚文，陈师曾自谓短篇小册的《中国绘画史》，储安平较少为人注意的《给弟弟们的信》，殷海光早年的逻辑实证主义译作，“李约瑟难题”的初期解释文献，毛泽东与厦门大学关系的传言，孙越生研究官僚政治的遗作，钱锺书回避周氏兄弟的掌故，陈寅恪诗在中大教授间的传抄本，范文澜的一封辩诬信，影响费孝通后半生的几个批示……我们读历史，作者认为如果先从资料下手，有时反而会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再好的教科书也难免有误导人的地方。写文章做研究，则以知识增量为追求，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有增量就有意义。

辑一 晚清以来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由《钱理甫先生家传》说起

  关于伍连德的史料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

  关于《都门汇纂》

  我有一本《华英字典集成》

  江绍原的一本藏书

  读《法政速成科讲义录》

  从《东语完璧》说起

  晚清的两本工业著作

辑二 民国以来

  老版人名辞典

  关于《沈信卿先生文集》

  读《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有感

  李泰橥的《中国最近世史》

  两本关于云南的书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民主的看法

  胡适的一篇佚文

  在北京看到《中国铁矿志》

  张子高解释“李约瑟难题”

  汤用彤《往日杂稿》中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史料

  中国谁最早介绍胡塞尔

  再说“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

  我看到了《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

  从刘景晨的《中国文学变迁史》说起

  李璜的《江西纪游》

  《欧特曼教授哀思录》

  周作人的一篇序言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

  读《欧美漫游日记》

  《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

  读《江南实业参观记》

  储安平《给弟弟们的信》

  王日伦的一篇论文

  读《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

  从李维城的日记说起

  研究《中德学志》

  读《颜惠庆自传》

  《高鲁日记》的价值

  罗家伦的《黑云暴雨到明霞》

  由殷海光一本旧作说起

  殷海光早年的一本译作

  读杨静远《让庐日记》

  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说起

  《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读《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

  今日《西风》何在

  钱锺书与拉斯基

  钱锺书与周氏兄弟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纪念《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

辑三 近期以来

  历史细节

  王锺翰日记中的一则思想史材料

  和胡风有关的北师大两个助教

  从范文澜的一封信说起

  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批判者继承现象”——从1958年对林庚的批判说起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

  《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

  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

  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与《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

  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

  陈寅恪《论(再生缘)》太原流传之谜

  想起一个老朋友

后记

偶然看到一册私印的小册子，十六开本，约有十几页，名为《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八年来之回忆与展望》，作者潘振纲，时在1947年。潘振纲当时是黄金洞金矿的主管。我因为接触过一些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所以有时候在旧书市场看到与他们专业相关的史料，也就顺手收集起来。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做法是看过就送人，在我，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我一向的看法是历史学者，从直接文献中看出有用的材料并不高明，因为谁都会找直接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所以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专业是有硬性要求的，常常很苦；业余是轻松的，所以快乐。业余的专业是最理想的境界。

我看到的这个材料，对于研究中国的黄金开采史肯定是有意义的，这个行业我根本不懂。但潘振纲这个回忆中，有一则跋文，是当时湖南有名的教育家曹典球所写。潘振纲早年是曹典球的学生，二人有师生之谊。曹典球早年毕业于湖南著名的时务学堂，与陈宝箴有过交往。我要在文章最后再抄出关于陈宝箴的那一条史料，现在先发几句感慨。

时务学堂出过很多志士仁人，不必一一列出了。百多年后，我们评价一个教育机关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个教育机关里出了些什么人，看这些人主政的时代，社会有没有蓬勃向上的风气。出人多，社会有朝气，这个教育就办得成功；出人少，或者不出人，这个教育就不成功。在乱世，教育的功用看得格外分明。在和平时代，评价一个教育机关成功与否，从时间上看，一般来说要五十年。因为五十年里，一个人在这个教育系统里所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系统中最成功的人士，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从结果上观察，如果一个时代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安定，就说明过去的教育基本是成功的。如果一个教育系统自身不能产生对本教育系统的怀疑和批判，那么这个教育一定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大体上是成功的。科举制度也有许多优点，至少这个制度中产生了大胆提出要求彻底废除这个制度的人，功过可以讨论，但气度十分宝贵。平庸的时代其实是由平庸的教育造成的，或者说，坏时代都是由坏教育带来的。教育的后果要在五十年后才看得出来，今天社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能说我们的教育没有问题吗？

陈宝箴是咸丰举人，后做湖南巡抚，极具革新精神。陈家后人，代代英贤，不能说没有原因。陈三立的爱国，陈寅恪的独立，都有家风遗韵。

曹典球在跋文的一开始就说：清光绪戊戌，义宁陈公右铭抚湘，奉行新政，谋开矿以裕国。聘德国矿师某，探勘平江黄金洞金矿。矿师决其有丰富之储藏，以报诸陈公。时有某官言于陈公曰：“此矿既如是，中丞曷弗约湘绅集资开采之？”陈公抚案曰：“开矿原以富国，何人敢取以谋私利者？”即令矿局拟奏开采。而乡绅熊秉三、蒋少穆、黄修原、廖生陔诸君，实左右之。此平江金矿定为官采之始基也。

当年陈宝箴父子被革职后，曾有人捏造证据，说陈宝箴有贪赃受贿之行，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据实辨证，诬陷才没有得逞。从曹典球的这则回忆中，也可想见当时陈宝箴为官的清正。

一个教育系统中如果不能大批产生刚正清廉、谋国富民的政治精英，而到处是以权谋私、明哲保身、误国害民者，那是多么悲哀！

虽然陈宝箴最后的命运很悲惨，但在陈宝箴生活的时代里，它的教育系统和吏制中，曾产生过许多像陈宝箴这样有作为的封疆大吏，这也算是黑暗中的光明吧。P3-5

杂书过眼录二集出版在即，我有一点感想写出来。

我们现在出书，总是喜欢市场。这没有错，但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显得俗。我已出过十几本书，但鲜有自己满意的。一是因为迁就书商，总要为市场考虑；再就是迁就现实，总以能出版为上，没有不删节的，没有不改动的，书名也没有按自己设想安排的，总由出版商选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人出书，喜欢用自己有感情的书名，一般喜以“集”来称之，如胡适《尝试集》、周作人《谈龙集》一类，书也多是薄书。但历史一长，那些薄书反而感觉厚了。现在厚书多——字数少，也要用厚纸撑起来，用不相干的图片垫起来，其实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国文人谦虚质朴的心态建立在自信上，这个习惯现在没有了。书不在厚薄。有些书很厚，但时间一长，会发现很薄；有些书很薄，但经岁月风霜，会感觉很厚。

2004年，承贺雄飞不弃，帮我印过一册《杂书过眼录》，原本也是一册小书，但为显得厚，非要加几篇论文进去，我也无奈，大家都不容易，我也不去计较。但在我心中，最想出简单的书，单纯的书，朴素的书，便宜的书，小书，薄书。如今学术差，趣味少，可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厚，我们忘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道理了。

感谢凌志，感谢瑞琳。我希望这是一本朴素的书。

谢泳

2008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