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通过贸易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一度对西方文明造成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帝国体制本身的制约和瓷器生产、经营方式的落后，中国瓷器生产始终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从来没有进入现代工业发展轨迹，因此逐渐从风靡西方世界的奢侈品沦落为廉价的日用品。

在数个世纪的瓷器贸易中，中国也曾一度占着主导地位，很有可能成为称霸海上的贸易强国，但当西方国家凭借开放而日益强盛，古代中国却把国门越关越紧，面对世界发展大潮的冲击，始终呈现出自闭姿态，直至国门被强制打开。

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超过1.5亿件由中国制造的瓷器漂洋过海来到西方。由此可见，在当时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瓷器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随着中国瓷器登陆西方更多地区的居民淘汰他们以往使用的金属、陶、木器皿。西方的瓷器工业也因此开始迅猛发展，大量美观耐用的瓷器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很大的改善，在这一层面上说，中国瓷器，把人类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1章 激昂年代

 孤帆远影 见我先人

 有唐为国 七海可观

 万里海图 均我福泽

 东有遗种 海天难隔

 九洋蜂拥 为我国器

 礼尚往来 天下同文

 文质彬彬 万世遗韵

第2章 悲情“克拉克”

 国以瓷鸣 海因盗沸

 我本重器 孰使轻之

 同根杞梓 相伐何急

第3章 燃烧的“东印度时代”

 天下雷动 唯我无语

 器在他邦 别有乾坤

 有客远来 乱国失明

 西风东渐 天下望清

第4章 华丽“中国风”

 流沙之远 国器在焉

 潜龙未腾 熊罴已跃

 器有国风 其鸣谁怜

第5章 重访“广州口岸”

 苍鹰击殿 君子谦谦

 碧海惊涛 魂兮远矣

 硕果不食 君心何属

 我正少年 世事弥艰

 大器未成 寇氛已萌

尾声

《新唐书》对历史的贡献之一是，它的“南蛮传”详细记载了当时和唐帝国有往来的国家。

《新唐书》专为立传的“南海国”有林邑、婆利、罗刹、婆罗、殊奈、盘盘、哥罗、拘蒌蜜、扶南、白头、真腊、参半、道明、诃陵、堕和罗、昙陵、陀洹、堕婆登、投和、瞻博、千支、哥罗舍分、修罗分、甘毕、多摩苌、室利佛逝、名蔑、单单、罗越、骠国30国，提到的国家或地区有奔浪陀、大浦、西屠夷、赤土、丹丹、甘棠、僧高、武令、迦乍、鸠密、狼牙修、婆利、不述、车渠、迦罗合弗、迷黎车、婆岸、干支弗、合跋若、磨腊、婆凤、多隆、萨卢、都诃卢、君那卢、真陀桓、但游、波刺、多罗磨、哥谷罗、堕罗钵底31国。

在以上众多国家和地区中，林邑、真腊、骠国、诃陵、室利佛逝诸国与唐朝交往较多。

林邑在今天越南的中南部，一称占婆，唐德宗至德年间(756～758年)以后，又称环王国。

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林邑就两次“贡方物”，此后双方往来不绝，前后来唐聘问达26次之多。

林邑输往唐朝交换的物品主要有谬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珍珠、沉香及杂宝等，其他还有训象、白象、通天犀、五色鹦鹉、白鹦鹉等唐朝境内较为少见或难得一见的珍稀禽兽。

真腊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它原是扶南属国，贞观初年，吞并了扶南。后来，又分为水、陆二真腊。

陆真腊在今天的老挝多山一带，水真腊则在柬埔寨近水地区。从武德年间(618～626年)开始，真腊向唐朝遣使11次，携来犀牛、驯象等物。

骠国在今天的缅甸地区，与唐朝的交往以“骠国献乐”最为有名。

诃陵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地处唐帝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海上交通要道，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先后9次遣使来唐，向唐朝贡献僧祗童、僧耆女、五色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物。

与诃陵一样，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南的大港)在唐代南海交通中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并且常常有唐朝人长时间驻留。义净称：“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若其唐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在文中，他明确将室利佛逝作为唐朝取经僧人预习天竺“法式”的首选之地。

航海业的进步促进对外贸易的繁荣，而外贸的繁荣则促进唐帝国与外国的进一步交流，在接受这些国家的朝贡的同时，唐帝国也彻底开放了自己的市场，这样各个国家和唐帝国之间的往来就更加密切了。在唐代，中国沿海兴起了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以对外贸易为特点的沿海港口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广州格外引人注目。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就以广州为南海诸国航海东方的终点，并称广州港为“中国最大的港口”。

唐人形容广州“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形象地说明了其在唐代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著名诗人杜甫“海胡舶千艘”的诗句更说明，当时广州外商云集。

唐人李肇称广州每年都有“南海舶”——即外国商船停泊。在南海舶中，师子国舶最大，这些船高达数丈，人们上下时都需要搭设梯子，船上堆满了宝货。每当南海舶到来时，“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

商船上都饲养了信鸽，万一在海上遇难，信鸽可以在千里之外归来报信。广州的对外贸易盛极一时，其“利兼水陆，瑰宝山积”，是唐朝宫廷内外所渴求的外来珍奇货物最重要的来源。  长庆三年(823年)，郑权赴广州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在送别的文章中说，广州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韩愈显然希望郑权贵而能贫、为仁不富，但郑权在任不满一年，就因贪婪赃污、搜刮奇珍而成为国家的蛀虫。

封建帝国的“盛世”往往意味着官僚的腐化和堕落，中国陶瓷的出口贸易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贪渎”这个烙印。或者因为和韩愈的关系，郑权的堕落才惹人注意——但事实上，在广州“蛮舶之利”的诱惑下，官员贪污已经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唐代广州的各级地方官员中，因贪污贿赂犯罪或因此而致富者，就有党仁弘、萧龄之、周利贞、路元睿、刘巨鳞、彭果、张万顷、徐浩、路嗣恭、王锷、郑权、胡证、王茂元等人。

不少官员的贪污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广州都督路元睿掠取“昆仑舶”珍货而遭到外商的刺杀，路嗣恭借口外商违法而“株戮舶商，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

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地方官的贪污行为对广州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769年，李勉前往广州赴任，当时一年才有四五艘西域商船到广州，可见唐代宗时，帝国的对外贸易已经非常萧条了。

到了8世纪末，广州对外贸易更是严重衰落，贸易额锐减，甚至无法满足朝廷的需求。当皇帝询问这个情况时，陆贽尖锐指出：“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他明确将海外贸易的衰落归于“侵刻过深”。

而“广州渗案”对海外贸易近于毁灭性的打击却远甚于官员的腐化和盘剥。黄巢造反后，迅速攻占了广州，而这时，广州城内聚居着大批从外国前来唐朝经商的侨民。黄巢就下令屠杀城内居民，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之多。这4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

死亡的外国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聚居广州会有这样的结局，此前因为帝国的盘剥，已经有人决定要离开中国了，但由于是聚居的形式，他们在同一个地区保持着同样的生活习俗，而且还可以推举自己信赖的外国人来担任首领，这样的话，熟悉了环境的外国人在回国问题上就显得非常彷徨——他们寄希望于帝国整治当地官僚，让他们重新生活在“盛世”里，但他们等来了来势迅猛的农民革命和自己的悲惨命运。

谁也不知道黄巢的伟大抱负究竟是什么，沿海地区的贸易城市不断遭到他领导的军队的破坏，“广州惨案”的血还没干，他的军队已经开始勇猛地攻击福建。P16-19

如果模糊了“西方文明”这个参照，那么我们如何扬弃自身的文化传统？

这或许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问题是，当一部分人边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心理愉悦，边以“厚人薄己”的心态试图把源于本民族自身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打扮得愈加具有“国际标准”时，“自我”这个概念却在这个认证体系中遭到沉重乃至致命的打击——西方人总会问这样一个我们想要融入“世界”就必须回答的问题：远在东方大陆，你们是如何走过漫长的历史并且确定“自我终极价值”的？

另一个问题：当文明开始一个新纪元后，我们是要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国际化的竞技，还是要置身于外继续观摩？

这个问题如果仅仅由政治家来回答，那身为民族一分子的我们，又何必在各种场合迫不及待地表态，自己是和“先进”比肩而立？

事实上，“先进”这个概念的属性是“外向”的，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才有可能相对客观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使自身的发展尽可能地靠近“正轨”，这条正轨如果称为“理性”，那回溯一个民族在漫长时期里走过的文化历程，就是保持这个民族精神、物质发展“同一性”的有力工具。

要注意的是，这个文化历程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其一，“文明一元论”，即西方文明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唯一意识形态：其二，“文明多元论”，即没有东方文明的促进，西方文明不可能逐渐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无论得出哪个结论，其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立场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异常简单的结果：“一元论者”声称，精英模式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多元论者”则不可避免地认为，整个人类社会不过是一次力量逐渐衰减的物理运动。此起而彼伏，文明不过是各种力量消长之间所发生的不可定性的生活形态。

“可知”和“不可知”永远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但越是要澄清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就越会导致观念的激烈斗争，由于要坚守立场，正确与否反而不重要了。对争论者而言，“我的声音要比你大”成为双方必争的制高点。这样，“交”有而“流”无，思想成为固守的堡垒，那还谈什么发展和创新？

因此，借助“交流”这个中介，处在进一步发展时期的我们才能尽快弥合自身和国际化之间的差距。如果这个差距得不到弥补，那么我们满怀热望所期待的“东方时代”怎么会如约而至？

这套《文化西游丛书》似乎找到了另一种视角，即从茶、瓷器、火药、印刷术、丝绸5类最具有东方文明象征意义的文化产物在东方成型，继而流传西方的渊源说起，在勾勒出作为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世界的文化历程的同时，也客观地表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急于为“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抢占国际阵地而放弃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反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套充满思辨色彩并具有科学态度的社科类读物。

读书贵在“有趣”，但“有趣”往往会被创作者理解为“怪力乱神”，仿佛不如此，做出来的文章就没有人去阅读。对一个作者而言，想象力与演绎能力固然重要，但严谨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保证一本图书质量的关键；不如此，一本图书就无法经历时间的磨砺而流传下来。当读者的猎奇心理消失后，作者的苦心孤诣才会显示出来，“文化”的真正价值才得以完全释放，文化才体现出自己真正的力量，那就是让更多的人接触理性并在其中沐浴身心。倘若更多的人因此感受到它的激励作用，则已经萌发的民族复兴的力量又增一分；我们的社会于喧嚣和浮躁之中，陡然增添一缕清新的、积极的气息。如此，即便仅仅以读书者言，作者的贡献也属“善莫大焉”了。

当然，对这套图书的评判权主要是掌握在读者手中，而对作者来说，也不过是为我们洞彻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已，作为青年学者，对历史具有独特判断力并掌握了独特切入点的同时，他们在叙事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够理性、不够客观的毛病，尤其以近乎于“通史”的体例来架构文本时，可以商榷的地方就越显突出。因此，当我们由此展开一次文化之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这样，将会在阅读中收获更多的启示，也会得到更多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