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火药”起源于中国有确凿的证据，因此把“火药”列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不需要争论的一个问题，《火药》一书通过详实，客观的资料，清晰呈现出“火药”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出其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也对中国自身火药技术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也让读者对中国文化进行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恩格斯说：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古代的中国人以硝石、硫黄、木炭等材料制造出点火后能发生爆炸的混合物。因为硝石，硫黄在古代中国都是药物，因此，这种混合物被称为“火药”。阿拉伯人曾称它为“中国雪”，波斯人曾称它为“中国盐”，他们仅知道用它来治病、冶金和做玻璃。当它传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

第1章 霹雷在手

 玩火者

 硝烟乍起

 谁让我在世界舞蹈

 火器时代

第2章 苍狼大地

 大地震

 大败局

第3章 血色爱琴海

 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

 大决战

 奔腾的马其顿

第4章 亚平宁风暴

 剑试天下

 黑色梦魇

 无敌军团

第5章 冷兵器战争中的火药味

 轻步兵时代

 法兰西常备军

 西班牙风暴

 怒吼的加农炮

 西班牙系统

 告别“冷兵器时代”

第6章 枪骑兵来了

 热兵器时代

 霸王卸甲

 雇佣兵

第7章 血与火交织的文明世界

 绞肉机

 低地战事

 亮剑法兰西

第8章 战争之王

 上帝站在谁身边

 国王的秘密

 双雄会

 古斯塔夫对西方军事的影响

 “后古斯塔夫”时代

第9章 普鲁士的硝烟

 新武器系统

 牛刀小试

 弗拉斯切维勒会战

 凡尔登大决战

 法兰西的崩溃

第10章 燃烧的海洋

 大海在咆哮

 舰艇革命

 决胜大海

第11章 帝国残梦

 天下未明

 “黄金十年”背后的危机

 变态的洋务运动

 枪口下的强国梦

 火药对火药

第12章 黄火药时代

 法国人开启的火药新时代

 爆炸大王诺贝尔

清朝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说：“花炮棚子制造各色烟火，竞巧争奇，有盒子花盆，飞天十响。”

“飞天十响”就是“闪光雷”，为一长纸筒，内装若干药弹，点燃后依次射出药弹，凌空爆炸，并伴有银白闪光，故名闪光雷。

后来，因为热衷于破坏人家玻璃的“问题少年”或在性压抑之下性格变异的“城市边缘人”对此狂热追捧，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许多起伤人或自伤事件后，政府终于出面禁止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燃放闪光雷，至今许多人引以为憾，认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受到了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燃放鞭炮或者借“超级麻雷子”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时，“火药”并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在韩国人依照宋代的形势所画的地图上，“中国”仅仅由河南等几个中心省组成——不用回避，10世纪时，汉族确实龟缩在那片区域。每到春节，爆竹声声中，除了提防小舅子在酒足饭饱后的“麻局”中“出千”之外，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杨六郎的军队在山西一带被契丹人打得够戗。

当然，民间对火药的态度不能代表官方的意愿，严峻的现实还是让北宋的当权者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巩固统治，政府不得不开发更好的武器装备去对抗异族的侵略。

10世纪，试制和试验火药兵器的记载屡见于文献。北宋时期官修的《武经总要》中就记有火炮、蒺藜火球和毒药烟球的火药配方。

但是，尽管“科研人员”尽了很大的努力，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他们还不能使“火药武器”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在这个时候，“火药”通常只能够做到速燃，它们在战场的上实际作用是纵火或散毒——可以说，这是一种“低级火药”，和近代火药比起来，它们的差距是很大的。

但“火药”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还是让当权者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宋当局一直在大量生产火药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北宋政府设立专门部门来对火药进行管理。宋敏求编撰的《东京记》中就有记载，北宋在其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火药作”——火药制造工场。据说，这个工场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而且当局对参与的生产者进行了保密工作的教育，其严谨的程度可见一斑。

12世纪的一场战争促进了火药的进一步发展。

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崛起于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对宋都汴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

主持京都防卫工作的李纲在部队单兵作战能力逊色于女真人的情况下，决定使用“火器”。于是，宋朝的防御部队“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

女真人绝对没有想到，之前节节败退的宋朝军队竟然会有如此锐利的反击，他们的攻击由此停滞了下来。

事情的发展证明，“汴京保卫战”是失败的，但对女真人来说，他们应该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格外侥幸，宋钦宗任命巫师郭药师接管京城防御部队的指挥权之前，金兀术对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几乎动摇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孤军深入仅仅出于他本人的冲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军事部署。

受到宋军猛烈的“火器”攻击后，金兀术隐约感到，自己像一头年轻而莽撞的野狼冒失地进入一个埋伏圈中，他意识到，如果汴京不能迅速攻下，中原地区的宋军就会迅速合围，而宋军只要坚守黄河南岸，女真的接应部队就无法和自己形成呼应，这样一来，他就成为包在面皮里的肉馅，只等水开了，他和他的部队很快就会被中原的小伙子们就着硝烟大口吞下去。

年轻的四王子平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恐惧，沸腾的血液在河南潮湿而阴寒的天气中冷却下来后，他感到全身开始紧缩。  苍老的李纲在汴京城头透过厚厚的阴霾看着这片昏黄大地时，他的嘴角似乎掠过了一丝微笑。这种感觉，乔治·巴顿应该非常熟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他也用这种神态审视着隆美尔那隆隆开进的装甲兵团。

我是说，如果“汴京保卫战”中李纲的背后是艾森豪威尔，那么，这场规模庞大的“火器战争”将以李纲率军横扫北中国而结束。

宋人打开城门出击了，完颜四王子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报告，在本能的促使下，他迅速发出攻击指令。于是，“汴京保卫战”的局势发生了逆转。

当巫师郭药师开始念咒作法的时候，宋朝出战的小伙子们已经在女真人的冲击下折损了大半——在近距离接战的情况下，他们的“火器”根本无从发挥作用。

女真人血洗了汴京，两位皇帝遭到掳掠，外逃的康王赵构渡过黄河后在杭州重建了政权。李纲最终等来了援军，可这已经无法扭转整个局势了，他只能在“渡河”的悲怆呼声中死去。

那日雪花漫天，汴京城的余火还在燃烧。P8-10

如果模糊了“西方文明”这个参照，那么我们如何扬弃自身的文化传统？

这或许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问题是，当一部分人边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心理愉悦，边以“厚人薄己”的心态试图把源于本民族自身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打扮得愈加具有“国际标准”时，“自我”这个概念却在这个认证体系中遭到沉重乃至致命的打击——西方人总会问这样一个我们想要融入“世界”就必须回答的问题：远在东方大陆，你们是如何走过漫长的历史并且确定“自我终极价值”的？

另一个问题：当文明开始一个新纪元后，我们是要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国际化的竞技，还是要置身于外继续观摩？

这个问题如果仅仅由政治家来回答，那身为民族一分子的我们，又何必在各种场合迫不及待地表态，自己是和“先进”比肩而立？

事实上，“先进”这个概念的属性是“外向”的，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才有可能相对客观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使自身的发展尽可能地靠近“正轨”，这条正轨如果称为“理性”，那回溯一个民族在漫长时期里走过的文化历程，就是保持这个民族精神、物质发展“同一性”的有力工具。

要注意的是，这个文化历程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其一，“文明一元论”，即西方文明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唯一意识形态：其二，“文明多元论”，即没有东方文明的促进，西方文明不可能逐渐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无论得出哪个结论，其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立场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异常简单的结果：“一元论者”声称，精英模式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多元论者”则不可避免地认为，整个人类社会不过是一次力量逐渐衰减的物理运动。此起而彼伏，文明不过是各种力量消长之间所发生的不可定性的生活形态。

“可知”和“不可知”永远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但越是要澄清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就越会导致观念的激烈斗争，由于要坚守立场，正确与否反而不重要了。对争论者而言，“我的声音要比你大”成为双方必争的制高点。这样，“交”有而“流”无，思想成为固守的堡垒，那还谈什么发展和创新？

因此，借助“交流”这个中介，处在进一步发展时期的我们才能尽快弥合自身和国际化之间的差距。如果这个差距得不到弥补，那么我们满怀热望所期待的“东方时代”怎么会如约而至？

这套《文化西游丛书》似乎找到了另一种视角，即从茶、瓷器、火药、印刷术、丝绸5类最具有东方文明象征意义的文化产物在东方成型，继而流传西方的渊源说起，在勾勒出作为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世界的文化历程的同时，也客观地表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急于为“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抢占国际阵地而放弃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反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套充满思辨色彩并具有科学态度的社科类读物。

读书贵在“有趣”，但“有趣”往往会被创作者理解为“怪力乱神”，仿佛不如此，做出来的文章就没有人去阅读。对一个作者而言，想象力与演绎能力固然重要，但严谨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保证一本图书质量的关键；不如此，一本图书就无法经历时间的磨砺而流传下来。当读者的猎奇心理消失后，作者的苦心孤诣才会显示出来，“文化”的真正价值才得以完全释放，文化才体现出自己真正的力量，那就是让更多的人接触理性并在其中沐浴身心。倘若更多的人因此感受到它的激励作用，则已经萌发的民族复兴的力量又增一分；我们的社会于喧嚣和浮躁之中，陡然增添一缕清新的、积极的气息。如此，即便仅仅以读书者言，作者的贡献也属“善莫大焉”了。

当然，对这套图书的评判权主要是掌握在读者手中，而对作者来说，也不过是为我们洞彻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已，作为青年学者，对历史具有独特判断力并掌握了独特切入点的同时，他们在叙事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够理性、不够客观的毛病，尤其以近乎于“通史”的体例来架构文本时，可以商榷的地方就越显突出。因此，当我们由此展开一次文化之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这样，将会在阅读中收获更多的启示，也会得到更多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