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骗了我们!”这是本书以充分的证据揭示了一个事实——秦始皇在位37年没有诛杀过一位将军大臣;他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保护人犯权利的法律;荆轲行刺,他怒火万丈,占领燕国的秦军却没有屠城暴行。但是,只要历史事件对秦始皇有褒扬作用,司马迁立刻就会用一些小零碎将这种效果抵消。司马迁为什么要骗我们?
本书全力解开尘封了2229年的谜团,作者以独特的读史方法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战争的再认识,可供学者借鉴批判;其中丰富的历史知识,可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这是一本读者面广,见解独到,故事生动的难得佳作。由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作序并推荐。
这不是一本把《史记》翻成白话,再加点想象铺陈,加点个人感想的书。
秦始皇,人们习惯上把他认作暴君,从古至今从小学课本到学者论著。的确,史书中记载着他的暴行:
他用“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屠杀统一了中国;
他用“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的独裁统治着帝国以至于“劓鼻盈蓑,断足盈车”,被判割鼻子断足的人太多割下的鼻子用筐装,砍掉的脚用车拉,“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囚犯堵塞了道路城市到处是监狱;
他用征发七十万受过宫刑和其他徒刑的罪犯,来为自己修宫殿造陵墓。
独裁和暴政不得人心他的暴行终于引发了陈胜,吴广的起义。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4年便被农民战争所推翻……
然而,当《本书作者用另一种读史原则,不带偏见地审视历史典籍的时候,上述耸人听闻的形容词和人们的习惯印象,却经不住历史事件的反诰。
本书以秦始皇一生为线索以独特的读史原则审视典籍,不仅描绘出全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画面,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与我们心目中褒贬迥异的真秦始皇。
尉缭是谁?
《史记》中没有关于尉缭的详细介绍,只说“大梁人尉缭”。大梁是魏国的都城,我们姑且推断尉缭是魏国人。
战国时期有一本兵书叫《尉缭子》,作者当然可以推断是一位名叫尉缭的人。从书中的内容判断,写这本兵书的人也生活在魏国,曾经与魏惠王谈论军事战略问题,于是许多人就认为,向秦始皇进言的人,就是这位写《尉缭子》的作者。由于有兵书传后,于是有人就把尉缭称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
然而,把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说成是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有问题。
兵书《尉缭子》中记载,魏惠王曾经向写兵书的尉缭子询问兵家之事,而魏惠王是与秦孝公同时代的人,早于秦始皇100多年,那个与魏惠王谈论军事的尉缭子显然不可能再与秦始皇谈论军事。
如果一定要把两个尉缭合成一个尉缭,也还有一个解释:古代有不知名的文人,想使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得到君王的认可并得以流传,常有假冒名家的事情,也有假借与君王或名人对话,来阐述自己思想的事例。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尉缭子》的作者就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而兵书中记载的魏惠王向尉缭问军事,只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
按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前提是问军事的君王不是魏惠王,而是魏文侯、魏武侯,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人。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是假借一个君王来请教军事,作者当然会找一位霸业有成,受人尊敬的君王,这样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引起其他君王的重视;或者找一位即位时国家孱弱,驾崩时国家变得强大的君王,以证明作者军事理论的效果。
《尉缭子》中问军事的魏惠王恰恰相反,他接手的魏国,是其爷爷魏文侯、父亲魏武侯创下的盛世基业,可是到他手里却每况愈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是第一个实行变法改革的国君。他礼贤下士,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李悝的《法经》是商鞅变法的蓝本;吴起为将,数次打败秦国,占领秦国河西之地;西门豹治理郡县的方法,广为后人效法。
然而,江山到了魏惠王手里,由于其战略抉择上的失误和好大喜功的狂妄,魏国四面出击,却屡遭败绩。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就是魏惠王诸多败仗中的著名代表。
桂陵之战的起因,是魏惠王派将军庞涓出兵攻打赵国。魏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于是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齐军没有去赵国都城邯郸直接与魏军交战,而是兵指魏国的重要城邑襄陵。魏将庞涓听到告急,急忙回军自救,而孙膑却巧妙地在魏军南撤必经之地桂陵设伏,大败魏军,擒获魏将庞涓。齐国没杀庞涓而是将其释放,这就是桂陵之战,也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出处。
十几年之后,魏惠王不吸取教训,又于魏惠王三十年仍以庞涓为将发兵攻打韩国。韩国于是向齐国求救。齐国又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仍然故伎重演,不去救韩而是兵指魏国都城。庞涓闻讯,担心再次受挫,于是放弃攻打韩国而回军。此时,魏惠王不接受桂陵之战失败的教训,反而恼怒于齐国救韩,命令庞涓率领倾国之兵去迎击齐军,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便命令军队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孙膑命令士兵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再减为3万。庞涓一见大喜,认为齐军撤退3天,士兵就逃亡过半,便亲率精锐之师兼程追赶。
天黑时,魏军赶到马陵,庞涓命士兵点火把照路。火光下,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一块树皮,上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8个大字。庞涓顿悟中计,刚要下令撤退,齐军伏兵已是万箭齐发。魏军进退两难,阵容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庞涓自知厄运难逃,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正遇魏国太子申率后军赶到救援,齐军一阵冲杀,魏军兵败如山倒。齐军生擒太子申,大获全胜。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经此战败,魏国由盛转衰。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军又被秦军打败,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
纵观魏惠王的军事业绩,如果尉缭假借他的名义撰写兵书,其宣传效果应该是适得其反,所以冒名说难以成立。
兵书《尉缭子》的作者不可能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尉缭也不可能假借魏惠王写兵书,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与兵书《尉缭子》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由于没有史料记载尉缭的生平和业绩,我们只能认为,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只是魏国大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说之人,其没有治国用兵的经历和业绩。由于秦始皇正在用人之际,于是尉缭通过别人的引荐,如同商鞅、李斯等战国时期诸多辩士一样,得以见到秦始皇。P14-16
是得多个心眼
——程步《真秦始皇》序
程步先生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是。他写这本书,我写这篇序,都有风险。
何况程步先生这回涉及的,还是秦始皇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更何况程步先生居然还认为,秦始皇是历史上有为之君中最仁慈的,是“仁君秦始皇”。天啦!这个结论和我写序这事一旦传出去,肯定是骂声一片。我甚至想象得出那些通栏标题:易中天、程步之流为秦始皇翻案,下一目标锁定……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们干得出来,而且以前没少干。比如李零先生的《丧家狗》,就被妖魔化。这一回,我们肯定又会被咬得遍体鳞伤。
所以我必须与程步先生“划清界限”,并亮明观点。第一,我对秦始皇没有研究。秦始皇是仁是暴,我不知道。第二,秦始皇与秦政治不能打等号。就算始皇“仁”,也不等于秦政不“暴”。第三,就算秦政不“暴”,也决不可能“仁”。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秦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公国(孝公时代),后是王国(孝公之后),消灭六国、兼并天下之后又成为帝国。但无论是孝公时代的秦公国,孝公之后的秦王国,还是始皇时代的秦帝国,都不行“仁政”,也不主张行“仁政”。当然,他们也不主张“暴政”,至少不公开主张。为什么呢?因为从孝公到始皇,秦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法家学说;秦的治国方针,也是法家的那一套。这个方针,是商鞅在孝公时代为秦国奠定的,以后又在赢政时代为韩非、李斯所确立。法家的主张是什么?既反对“仁政”,也反对“暴政”。用韩非的话说,就是“仁暴者,皆亡国者也”(《韩非子·八说》),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要什么?苛政。事实上,从孝公到始皇,秦公国也好,秦王国也好,秦帝国也好,其“政”都是苛政,其“法”也都是严刑峻法。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史记·商君列传》);治安的要求,则竟是“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刘歆《新序》)。这就实在是太严峻!没错,商鞅执政时,秦国确实做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但这决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结果是什么呢?是培养出一大批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正是靠着这些杀人机器,秦王赢政才完成了他的“兼并事业”,把整个天下都变成了他的家产,把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变成了他的臣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赢政本人是仁是暴,实在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秦始皇这个“案”,我看不“翻”也罢!
那又为什么还要为本书写序?
真正打动我的,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主张。程步先生能有这个主张,则叉因于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媒体人。史学家与媒体人有什么不同?不同就在于,前者一般都相信史书,后者却明白得多个心眼。我们知道,史书记载的所谓“历史”,无非“过去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所谓“新闻”,则完全可能成为“将来的历史”。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报道,如何记录”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如何编辑”的问题。这些问题,史学家不一定清楚,媒体人却门儿清,因为他们有切身体会。媒体人比谁都心里有数,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笔法去报道,完全有可能让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媒体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完全能够做到事件、起因、结果、细节都真实,却让读者的感受不真实,并诱导他们得出不真实的结论。
在这方面,我也是有切肤之痛的。但为了不得罪媒体,我还是举史书为例。比如赤壁之战前的孙刘联盟,周瑜、鲁肃、诸葛亮,都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也都同孙权谈过话。但根据陈寿的《三国志》,我们只知道周瑜的谈话在后。鲁肃和诸葛亮谁先谁后,就不清楚了。这样,当后人叙述此事时,就必须进行编辑。把诸葛亮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把鲁肃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鲁肃说服了孙权”。这就全看你怎么编辑。根据我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编辑比记者更重要。正是他们,决定着舆论的导向,也左右着读者的感受和情绪。历史上那些修史的人,包括伟大的司马迁,就都是编辑,或者是编辑兼记者。他们怎么编,我们怎么读,怎么信。如果你没有一点媒体经验,弄不好就会傻乎乎地被牵着鼻子走。程步先生因为自己是媒体人,深知其中奥秘,便在读史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这个我很赞成。我还建议,读报的时候,也要多个心眼。否则,遇到居心不良的编辑,你上当受骗,他还没事偷着乐:哈哈!任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由此可见,程步先生的结论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但他不盲从,则应该肯定。同样,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也不必盲从,不必认为程步先生所说就是对的。他其实也是编辑呢!他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对史料也有自己的取舍和编排。例子我就不举了,相信读者自会判断。再说一遍,结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考。
是耶?非耶?百家争鸣罢!
2008年9月18日于厦门
司马迁的泣血苦心
当我写下第一章的标题“司马迁骗了我们”时,我的心中异常地痛苦。
司马迁是我心中的偶像,他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的意志,是我每遇困难和挫折时的精神支柱。每当我沉溺在日复一日平淡重复的生活里,感到极度地无聊和惶恐时,司马迁和《史记》是照亮我人生的一盏明灯。司马迁是中国文人的楷模,《史记》是至高无上永远无法逾越的文史巅峰,我怎么可以写下这样的文字,来对司马迁和《史记》品头论足,甚至诋毁?!
然而,当我在新的读史原则下,又一遍重读《史记》的时候,我产生了深深地疑惑。为什么司马迁的文字处处要把秦始皇描绘成一个暴君,而他选取的历史事件,却又给后人诸如我这样的不逊之徒,留下了反驳暴君说的证据?
我给自己想出三个答案:
(1)司马迁史学良心和个人好恶发生冲突
司马迁讨厌秦始皇,所以,他要用被文人大加赞赏的春秋笔法,在记录历史的同时,褒贬他认为应该褒贬的人,而史学的良心又使他忠实地收录前朝留下的史实资料,因而有了《史记》里历史事实与作者观点和文学描写的分裂。
这个可能是有的。
(2)历史典籍过于浩瀚,难以辨别褒贬
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历史巨著的时间过于紧迫,因此,司马迁无法仔细斟酌自己采录的每个历史事件对人物的褒贬作用,因而留下破绽。
这个可能也是有的。
《史记》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记载。有的我们可以解释为司马迁想尽可能保留历史上的不同记载,给后人以自己甄别的可能。但有些却是明显讲不通的谬误,司马迁却没有予以剔除,而是记录在篇幅有限的《史记》中,不免造成浪费和误导。
举个例子,秦帝国的一个重要人物秦子婴,关于这个人物的身份,《史记》有三种说法,自相矛盾。可是有两种明显谬误,司马迁却如实采录,徒然扰乱了视听。
第一种说法,子婴是秦二世胡亥的侄子。
秦始皇死后,胡亥即位。不久,赵高又杀死胡亥,立子婴为秦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立二世之兄子子婴。子婴立,刺杀赵高,夷三族。”这段记载说,子婴是胡亥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胡亥的侄子。子婴即位后,刺杀了赵高,并将其夷灭三族。这是第一种说法侄子说。
第二种说法,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也就是胡亥的叔父。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赵高想篡位,“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受之玺。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淡及其子谋杀高。”这里明确说,秦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秦二世胡亥的叔父。
第三种说法。子婴是秦二世的哥哥。
《史记·六国年表》里记载:“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
上述三种说法都载于《史记》,而侄子说最为流行。从东汉的班固一直到近现代,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这一说法。近几年修订的《辞海》和《辞源》这两部最著名的大辞典,也都一致认为,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甚至还明确指出是秦二世的哥哥扶苏的儿子。
按说那么多大家和权威都认可,秦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应该没有问题了。其实不然,恰恰是这一说法最站不住脚。 首先从年龄上推算,秦始皇50岁去世,长子扶苏最多32岁左右,子婴如果是扶苏的儿子,即位时不会超过17岁,不可能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可以一起密谋刺杀赵高。而子婴与两个儿子密谋刺杀赵高一事,《史记》多处有载,应当不会有错。除了《李斯列传》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记载:“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日。”
年纪是一个硬指标,不容置疑。
其次从子婴的社会声望推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杀了秦二世胡亥后,考虑立谁为王时说了一通话:“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赵高说子婴有社会声望,他的话在百姓中传诵。如果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只有17岁,不可能取得如此的社会声望。
这两条理由,足以否定侄子说。
二世兄长说也讲不通。秦二世胡亥篡位之后,大肆诛杀自己的兄长,连扶苏在内,一共杀死了23人,怎么会单留子婴这个兄长不杀?而且在秦二世诛杀大臣时,子婴还站出来反对,他怎么会如此幸运?
三种说法中,叔父说最没毛病,可是却很少有人采信。
奇怪吗?不奇怪。
古代君王登基,即使不是暴君,很多也会诛杀兄弟剪灭竞争。现在人们都相信秦始皇是暴君,秦始皇怎么可能不这样做?人人都要把秦始皇描绘成暴君,所以明知没毛病,大家都视而不见,包括《辞海》《辞源》这样的权威辞书。
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所以年纪可以在40岁以上,这样,有两个成年儿子可以谋杀赵高,符合情理。由于他是秦二世的叔父,不具备与秦二世争夺王位的条件,所以没有被加害。又由于是长辈,出面批评秦二世才能全身而退。更由于年长,曾经随兄长秦始皇打江山,能够在百姓中产生影响。
就秦子婴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人物,司马迁就留下了这么多自相矛盾的材料,而且其中的两种存在明显谬误,可见,司马迁忙中出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不过,我愿意相信第三个答案:司马迁不得己而为之。
(3)不得已而为之
司马迁本心是要如实记录下秦始皇的仁慈和伟大,但是为了让《史记》能被汉朝的当权者所认可,并得以流传后世,不得已,只好在如实记载历史事件的同时,巧妙地加进去一些小零碎,以改变读者对秦始皇的主观判断,从而骗过了汉代的统治者,不幸也在粗心的读者心中造成了秦始皇是暴君的假象。
我们知道,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是秦始皇的臣民,被秦始皇的朝廷任命为泗水亭长,却犯上作乱,篡位而南面称帝。为了说明自己篡位的合法性,就要极力贬低秦始皇,只有秦始皇称帝不合法,秦始皇残暴,自己才是替天行道,才有合法性。所以,汉代统治者都要贬秦,贬秦为了褒汉。
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杀六国的王公大臣;而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与项羽一起杀秦王子婴,夷灭秦始皇宗室三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臣,都高官厚禄,善始善终;而汉高祖刘邦几乎杀光了开国功臣,夷灭了他们的宗族。
秦始皇对待战败的李信,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在平定齐国的战役中让其带兵立功,重树威名;而司马迁的当朝皇帝汉武帝,因为将军王恢随机应变,没有冒险出击,就将其下狱处死。
秦始皇一生从未诛杀过将军和大臣;而汉武帝当朝宰相就杀过数位,还有将军、王子、公主。 秦始皇从未对直言的大臣加以处罚;汉武帝因司马迁替战败的将军李陵仗义执言,就将其处以宫刑。
有上述种种的禁忌,试想,如果司马迁将真实的秦始皇,不加修饰的书写进《史记》,汉武帝读到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忠心的臣子读到之后禀报上去,又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不仅司马迁会遭灭门之祸,其一生的心血《史记》也将会化为灰烬。
司马迁不愧为文学史学双重高手,他知道在哪里加入一点点零碎,就能在不改变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改变人们对人物,对事件的看法。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零碎,它们骗过了汉武帝,骗过了许许多多忠心的朝臣,《史记》这才得以获得汉代统治者的认可,一直流传到今天。
我们就认定,这是司马迁的一片泣血苦心吧。
2006年8月24日至2007年11月29日一稿
2008年2月4日第二稿
2008年4月18日第三稿
2008年11月6日第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