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激流三部曲》以五四运动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区为背景，描写了在新的革命时期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溃的历史。作品展开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 本书为《激流三部曲》之《春》。

　　巴金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一生所著许多优秀的作品。《激流三部曲》以五四运动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区为背景，描写了在新的革命时期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溃的历史。作品展开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作者塑造了梅、蕙、瑞珏等封建家庭妇女的形象，她们的痛苦与惨死，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的血泪控诉。而鸣凤、倩儿等“下人”的死，则更深刻地揭露了阶级歧视和压迫的社会现实。作品没有停留在暴露这个“家”的罪恶、揭示它必然崩溃的命运上，而进一步描写了以觉慧为代表的觉醒的叛逆的一代。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宣布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本书为《激流三部曲》之《春》。

然而更坏的消息很快地就来了。某一天下午觉新到周家去。他看见周老太太和陈氏的脸上都带着愁容。他关心地向她们询问，她们便告诉他：蕙又得病，发烧厉害，而且呕吐不止。陈氏要到郑家去看蕙，便邀觉新同去。觉新正惦记着蕙，巴不得有这个邀请，便立刻答应了。

他们到了郑家，由国光和郑太太接待着，陪着他们进了蕙的房间。王云伯正俯在书桌上开方子。王云伯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胡子，跟觉新打了招呼，交谈了几句话，说这是感冒，不要紧。觉新听了这样的话，略微放了心。然而他不敢十分相信王云伯的诊断。他心里还藏着一些疑虑。

国光送王云伯出去了。郑太太和陈氏留在房里。觉新到床前去看蕙。蕙精神委顿地躺在床上。她的脸色焦黄，两颊深陷进去。两只眼睛显得大而可怕。她看见觉新，头微微一动，想对他一笑。然而她刚刚动嘴，忽然忍耐不住，连忙撑起身子，对着床前的痰盂大声呕吐起来。陈氏便站在床前伸手给她捶背。觉新怜悯地望着蕙的狼狈的样子，听见她的极力挣扎的呕吐声，他觉得自己心里乱得了不得，他也想呕吐。郑太太还絮絮地尖声在旁边讲话。他更觉支持不住，但是他仍旧勉强站了一会儿。后来他看见自己留在这里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便找一个托词，走开了。

觉新从郑家又到公司去。他在事务所里忙了两个多钟头才回家。他到了家，刚下轿，袁成便来报告：“大少爷，刘大爷回来了。他来见大少爷，等了好久，大少爷没有回来，三老爷也不在家。他刚回去了。”

“你去喊他来，说我回来了，”觉新连忙吩咐道，便拔步往拐门走去。他一路上就想着蕙的事情。他的思想仍然在重重的压迫下绝望地苦斗着，还想找到一条活路。他去见周氏，把蕙的病状告诉她。他们焦虑地商量了一会儿，也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后来何嫂来报告刘升在他的房里等候他，他便搁下这个问题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这次刘升带来的却是好消息：田地都没有被水淹没。刘升到城外去看过了。他看见了田地，也看见了佃户。他同佃户的谈判已有结果。租米卖出，款子陆续兑来。不过现在米价不高，每石只售十元零三四角。

“怎么这样少。我们定来吃的米每石也要十四块半钱！”觉新惊诧地问道。

“大少爷，那是从去年就定了的，今年乡下棒客太凶，简直没有人敢买。这个价钱还算是顶高的了，”刘升带笑地解释道。

“我们今年吃亏不小，”觉新惋惜地说，后来他又自慰道：“还算好，只要田没有给水淹掉，就是运气了。”他还向刘升问了一些乡下的情形，又说了两句鼓励刘升的话，最后吩咐刘升先回家去休息，明天早晨来领一笔赏钱。刘升正在请安谢赏的时候，袁成忽然揭起门帘进来说：

“大少爷，外老太太打发周二爷来请你就去，说蕙小姐病得很凶。”

“我先前才去过，怎么又来请？”觉新惊疑地自语道。他激动地吩咐袁成说：“你出去喊大班提轿子，我立刻就去。”

觉新同刘升一起走出房来。他先去见周氏。周氏听见蕙病重的消息也很着急。她也要到周家去。绮霞出去叫人预备了轿子。周氏在堂屋门口上轿，觉新的轿子却放在大厅上。两乘轿子把他们送到了周家。

周家的人聚在堂屋里迎接周氏和觉新。陈氏也已经从郑家回来了。她看见觉新，不说客套话，劈头便说：“大少爷，请你想个主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大舅母，蕙表妹怎样了？后来又有什么现象？”觉新着急地问道。

“蕙儿连一点东西都不能够吃，刚吃下药，就吐光了。你走过后她神色都变了，只说心里难过。后来张朴臣来了。他说他也没有把握。他劝我们请西医来看。可是郑家那个老怪物还是不答应。姑少爷也总说西医不懂得什么阴阳五行，不可靠。大少爷，你看怎样办才好？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了，”陈氏张惶失措地说，她的眼泪不断地流下来，满脸都是泪痕，她自己也不觉得。

“张朴臣既然主张请西医，那么就请西医罢，”觉新答道。他微微埋下头不敢看陈氏的脸。

“可是亲家太太明明不答应，”陈氏揉着眼睛带哭地说。

“我看姐姐的病要紧。不管太亲母答应不答应，我们把西医请去再说，”芸悲愤地提议道。

“这不好，蕙儿究竟是郑家的人，应该由郑家作主，我们不便多管，”周伯涛在旁边沉吟地说。

“呸！亏得你说这种话！”陈氏听见她的丈夫还在一边冷言冷语，她又气又急，也不顾旁边有客人便啐了一口，接着带哭地骂起来：“蕙儿是我生的，我养大的，难道我管不得？我就该眼睁睁看着她死？我晓得你的脾气，你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害怕麻烦。我不会来找你的。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近人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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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然在“孤岛”上强为欢笑地度过了这些苦闷的日子。我想不到我还有勇气压下一切阴郁的思想续写我这部小说。我好几次烦躁地丢开笔，想马上到别处去。我好几次坐在书桌前面，脑子里却是空无一物，我坐了一点钟还写不出一个字。但是我还不曾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我说我要写完我的小说。我终于把它写完了。

“我的血已经冷了吗？”我有时这样地问自己，这样地责备自己，因为我为了这部小说耽误了一些事情。

然而我还有眼泪，还有愤怒，还有希望，还有信仰。我还能够看，我还能够听，我还能够说话，我还能够跟这里的三百万人同样地感受一切。

我在阴郁沉闷的空气中做过不少的噩梦。这小说里也有那些噩梦的影子。我说过我在写历史。时代的确前进了。但年轻儿女的挣扎还是存在的。我为那些男女青年写下这部小说。

我写完《春》，最后一次放下我的自来水笔，稍微感到疲倦地掉头回顾，春风从窗外进来，轻轻拂拭我的脸颊。倦意立刻消失了。我知道春天已经来了。我又记起淑英的话：春天是我们的。

这本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大概不在上海了。我一定是怀着离愁而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他们并不认识我，恐怕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关心他们。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却愿意将这本书作为小小的礼物献给他们。这是临别的纪念品。我没有权利请求他们将全书仔细翻阅。我只希望他们看到“尾声”里面的一句话：“春天是我们的。”

不错，春天的确是他们的！

巴金1938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