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书的趣谈。书本回答了如下的问题：作家们是否可以写出活生生的作品？(极少。)我是不是必须买我朋友新出的书？(不是，但是你应该。)我是否应该考虑让自己猝死，可以使我的书大卖？(绝对是。)这本书会解释为什么对于出版业来讲，最大的危害就是作家数量的激增；为什么书籍是推销你自己的最理想途径；为什么图书馆要处理掉越来越多的书；还有为什么总统不能写作。这本书还会告诉你哪些书最容易被偷。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趣谈。

作者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是一名资深的新闻记者、媒体人士、大众传媒教授，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爱书人，他认为读者们乐于知晓关于阅读、写作和出版的赤裸裸的真相，因此他既为读者展现了图书的丰富历史——从修道士手抄文本到“泰坦尼克号”的广告一并且给出了一个包括写作、市场、促销、评论、代笔以及收藏在内的图书业的概况。

致辞

作者的警告

前言

第一章　罗格尔·克雷普尔的水产店

第二章　市场营销的艺术

第三章　拙劣的致谢

第四章　与书籍有关的修养

第五章　不体面的职业

第六章　作品的运气

第七章　最容易被偷的书

第八章　亲爱的政客先生，请不要写了

第九章　包罗万象的图书馆

附录A　图书推销：一项基于我们本性的事业

附录B　自助出版：美国梦

附录C　关于编辑错误的四大误区

写作的经济简史：第一部分

历史学家们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从15世纪中叶约翰尼斯·根斯弗雷希·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Gutenberg)第一次使用活字印刷术开始的。古登堡的印刷术所带来的机械化生产方式预示着大规模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古登堡不仅从事活字印刷，他还推进了大量铸造铅活字的方法，并且发明了油墨，创办了新型的印刷厂。

如果古登堡生活在当代，估计他也就是那些普通的科学试验爱好者之一，他可能是他住的街区中第一个有电动榨汁机的人——即使他并不真的想喝果汁。在他没有从事印刷业的时候，他的职业是打磨抛光宝石和制造镜子。不管是什么样的抱负促使他推动印刷业的发展，他肯定不会像亨利·福特(Henry Ford)预见他的T型车(Model T)会把人们引向城郊那样预见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古登堡有可能会对他的发明感到失望。正如历史学家约翰·费特尔(John P.Feather)所写，他“不仅是第一个印刷商人，而且是第一个破产的印刷商人”。我们对古登堡的了解大多来自他所卷入的一场经济诉讼案。

古登堡也不会预见到活字印刷使写作变成了一种飞速发展的生意，每年生产成千上万种新书。他发明印刷术只是为了制作那些原来要靠修道士们手写的宗教文书。他和其他那些早期的印刷商人一样，都为了能让教士们看他们的书而做出种种努力。之所以后来印书的时候普遍要在边框留出宽大的空白以供手写，就是因为当时的读者认为印刷出来的书是庸俗的。

当时以出版为目的的原创性写作是很小的一个范畴。用伊萨克·狄斯雷利的话说，“现代名词称之为‘职业作家’的那一类作者”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基本上没有作者为了挣钱而奋力写作，因为也挣不到什么钱。就像我们今天不知道该怎么为网上的作品付钱一样，那个时候的稿费制度也很混乱，作家和出版商们广泛尝试了多种财务调解方式。有时候作者帮助处理印刷事务并且付给印刷商卖书的佣金；有时候作者把书送给出版者以求得到回报；有时候印刷商会付钱给作者。16世纪一个从写作中获利可观的荷兰人告诫他的侄子：“有些作家，看到自己的作品印刷出来那么漂亮，就已经算得到回报了。”

乔叟(Charcer)、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可能是早期英语文学史中最重要的三个人了。这三个卓越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是为了面包而写作的。

杰弗里·乔叟，生活年代早于古登堡，以公务员为业维持生活。他一开始在克莱伦斯的莱恩奈尔亲王(Prince Lionel of Clarence)家做侍从。1359年被法国人囚禁以后，乔叟又在爱德华三世(EdwardⅢ)和理查德二世(Richard Ⅱ)国王时代任肯特(Kent)郡的治安法官，当过外交代表、皇家海关及特别津贴的管理员，还做过皇家事务的办事员，负责审查各种建筑设计方案。他还当过国会议员。乔叟职业生涯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北派特顿镇(North Petherton)的副林务官。

乔叟爵士兼职写作。在他的诗歌《声誉之宫》(The House ofFame)中，有一段老鹰责骂诗人的内容，肯定就是他对自己的写照：“因为当你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所有的好处都已经兑现/你既不停歇也不转业/独自回到你的房中/静默呆坐如一块顽石/你又着手另一本书的写作/直到你戴上一副玻璃眼镜。”

尽管他的作品已经集结成书，乔叟还在为了他的消遣，或者为了他所服务的贵族们的消遣而写作。在当时，讲故事是饭后娱乐消遣的一种普遍形式。《特雷勒斯与克丽希德》(Troilus and Criseyde)的手写本中有一副著名的插图，画的是乔叟在一个城堡的花园中为一圈贵族朗读。现存乔叟诗歌的手写本中都没有标记当时的日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在他整理成书以前都是单篇流传的。因为其稀有珍贵，998年一个早期版本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德士得拍卖行(Christie’S)卖到七百五十万美金。

那么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又如何呢？想象一下他的作品实际上都是献给他自己的，他在写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卖书这回事儿。作为“宫廷大臣(后来成为‘皇家’)剧团”的大股东，又是演员，他当然应该写出好的作品以吸引投资人。他的同事们都希望他能有电视编剧那样的思路。“嗨，比尔，你最好写个复仇剧，因为街上正演着这么一个呢。”于是，莎士比亚写了个《哈姆雷特》(Hamlet)。我们不太清楚他的戏剧收入中有多少是从写作来的，但是知道当时普遍采用的支付剧本费的方法，就是把第二场演出的票房收入扣除成本以后交给剧本作者。莎士比亚一整年都从事演出，只有每年11月到次年2月之间才从事写作。

莎士比亚有一个来自斯特拉特福的朋友，在伦敦开了一间店铺，莎士比亚和他一起安排了他的诗集《维纳斯与阿都尼斯》(Venus and Adonis)和《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Lucrece)的出版，这样开始了他的出版生涯，并且在大瘟疫迫使剧院关闭之后继续从事这项职业。不过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他从事出版业的动力更多的是因为他希望在伦敦获得更高的名声而不是金钱。“终其一生，在伦敦的书店中看到自己的名字并没有使他有何获益。”一个很出色的莎士比亚传记作者帕克·霍南如是说。

在莎士比亚时代，出版商每年印刷大量剧本，其实只有五到六部新剧。因为没有版权法，他们一个先令都不用付给作者。莎士比亚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剧本就是盗版。1590年代后期，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出售《理查三世》(Richard Ⅲ)和其他一些剧本的时候，实质上就跟农夫们卖他们的玉米种子换钞票没什么两样。剧本的广告也宣传说剧团已经绝望了，谁会愿意去看一个绝望的剧团的演出呢？像他写十四行诗一样，莎士比亚写这些东西是为他自己高兴，不是为了出版。

最后，清点一下威廉·莎士比亚的财产，那可是真正的房产、地产，不是空中楼阁。到他去世的时候，他拥有斯特拉福特第二大的房子，107英亩的土地用来收租。他在伦敦也有财产。

莎士比亚死后，他的两个朋友第一次把他近一半的作品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了。他们“不求名，不求利，没有任何野心，只为了纪念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和同事”。

约翰·弥尔顿，早期英国文学“三杰”中的最后一位，1608年，莎士比亚去世前八年，出生于一个上升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后，靠他富有的父亲养着，悠游自在地写作、旅游。后来他当了家庭教师，并且以一个宣传作家、活动家的身份投身政治，还做了议会代表。

1649年查理一世(Charles Ⅰ)上了断头台之后，弥尔顿被任命为克伦威尔(Cromwell)政权的拉丁语秘书。这一职位用上了他的写作才能。某天他翻译一封国会写给汉堡(Hamburg)的正式信函；某天他查阅被疑有通敌罪而被捕的约翰·李(John Lee)的文件；又或者某一天国会要求他就爱尔兰事件“做一些调查”。他为这些工作得到288.13英镑的年薪，并且住在政府街(whitehall)的公房。这个职位还曾经庇护过其他作家。弥尔顿的前任乔治·鲁道夫·威克列恩(George RudolphWecklein)和继任理查德-凡沙威(Richard Fanshawe)都是诗人(弥尔顿曾经让安德鲁·马威尔[Andrew Marvell]当他的助手，可是这个年轻诗人不干这个当家庭教师去了)。尽管弥尔顿在得到这个工作以后不久就失明了，但是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前，他一直住在政府街。

无论是在政治改革的辩论中还是在诗歌创作的笔会上，弥尔顿都把自己视作真理的代言人。他写的著名的演说词《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为他带来的是麻烦，不是金钱。如果说他曾经预见到任何酬劳，那就是被监禁。他把他的演说词印刷成册之前没有费时费力地去注册出版许可证，故意表示他要与罪恶的出版禁令相抗衡。

从政府街被赶出来之后，弥尔顿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他失去了作拉丁语秘书时的所有积蓄。他父亲留给他的房子在伦敦大火(Fire of London)中被烧毁。他卖掉了他丰富的藏书换得～点点钞票。对于年老的弥尔顿来说，那些书对他已经没什么用处了，而且他也知道，他花了那么多钱培养的三个不长进的女儿也不会好好利用那些书的。当他更老的时候，书商们看到再版他的书信和他读书期间的学术作品是有利可图的，他从中得到的利益比起他由此而得到的自豪感，可能是少之又少的。他希望保留他的文字遗产。

为了给《失乐园》(ParadiseLost)找到出版商，弥尔顿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勉强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稿酬：五英镑的预付款。三版印刷，每一版卖出一千三百册以后付五英镑。为了这笔可能得到的二十英镑的巨款，他必须永远放弃这部史诗的版权。这笔买卖并没有能改变他的生活质量。一位弥尔顿的研究专家指出，当时的五英镑大约是粉刷一部绅士马车的价钱。

弥尔顿之后的年代，写作仍然是休闲生活的副产品，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贵族生活的一种消遣。出身优越的绅士们，有着大把的时间和艺术品位，成为作家的赞助人。这种情况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格兰岛都没有什么两样。路易十八(Louis ⅩⅧ)和查理十世(Charles Ⅹ)每年给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两千法郎。如果一位绅士选择了写作，当然写作本身就是绅士的一个标志，有时候他会对他的作品不署名，不求报酬，甚至不愿意正式出版。他会谨慎地让自己的涂鸦在至亲好友中流传。有些观点认为莎士比亚并不是他那些作品的真正作者，因为以他卑微的学识和背景写不出那些伟大的作品。大部分作品的真正作者应该是那些贵族老爷们：牛津(oxford)伯爵、德拜(Derby)伯爵、鲁特兰德(Rutland)伯爵、艾斯赛克斯(Essex)伯爵，还有南安普敦(Southampton)伯爵(莎士比亚曾经把他的诗题献给南安普敦伯爵，还有一个活跃的文学组织宣称第十七世牛津伯爵——爱德华·德·威尔[Edward de Vere]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在贵族阶层流行的观点看来，金钱是玷污艺术的，它迫使作家去写别人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应该被写出来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种强迫的力量正好施加在古登堡身上，他肯定不会拒绝的。

工业革命推动了大规模出版图书的技术：先是用马后来用蒸汽作动力的印刷机器；排版机器；新的造纸机器可以一卷一卷地出纸，不用再一张一张地出了；还有装订机器。煤气灯，工业化的一个副产品，结束了黑暗世纪阴沉的夜晚。上升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用自己的收入购买图书和期刊，下班之后回到家中阅读。

在工业化进程大幅前进的时候，贵族阶层丧失了他们在写作方面的霸权。阅读和写作的技能成为新出现的职员群体谋生的手段。有这样一个职员，本杰明·海内(Benjamin Hayne)推销他自己可以“为任何一个雇用他的人写作”。他所说的“写作”肯定是指在拼写和标点都已经像工业产品那样标准化以前的概念。生产文字也成为一种职业。为了响应把图书视为商品的新观念，国家认可了作者对自己的著作享有专利权。越来越多的书商取代了贵族们在供养作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就断言“金钱解放了作家，金钱造就了现代文学”。

早期的职业作家有时候会对他们的身份感到不自在。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就说“我向书商寻求支持，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然而他也谴责寒士街的作家“把羽毛笔当钱包用”。当到处有传闻说拜伦勋爵(Lord Byron)从他的诗歌中获利匪浅的时候，他决定公开宣称说他从未拿自己的作品卖钱。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拜伦后来确实是收过“润笔”的，不过他也曾经在特别需要钱的时候，高贵地拒绝过出版商的预付款。一份1847年的英国杂志曾经提到“那些写作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职业作家，他们几乎都要假装自己是纯粹的律师或者绅士”。

但是没有那么多借口可以改变经济现实。一向以说话辛辣讽刺著称的约翰逊(Johnson)博士——戈德史密斯的朋友，一个卖文为生的熟练写手——就宣称他以写作为业的永久信条是：“要不是为了钱，只有笨蛋才会去写作。”

但是写作的经济史并没有就此结束。

P38-46

我们该把这本书的责任推给谁呢？

让我们从为此项研究出力的学者们开始吧：肯尼思·达曼(Kenneth Damann)、阿尼塔·张(Anita chang)、克里斯蒂·戴维·杜艾特(christie David Duet)、简‘皮尔荣(Jane Perrone)，以及尼古拉斯·坎-佛各尔(Nicholas Kahn—Fogel)。我已经毕业的助手波妮·鲍曼(Bonnie Bauman)，在本书写作最关键的时刻，曾经就编排方面提出过重要的建议，并且发现了一些冷僻的材料，还收集了很多图片。我相信波妮在研究方面的成绩比起她在控制自己的收支平衡方面可要强得多了。

下面是出版者们。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出版社为此书出了精装版，那里的莱斯·费拉褒姆(Les Phillabaum)、茂里恩·赫维特(Maureen Hewitt)、约翰·伊斯特里(John Easterly)以及希尔维亚·弗兰克(sylvia Frank)以他们特有的经验冒险推动了这本书的出版，还非常热情地出了好多主意。希尔维亚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她对这次冒险负有主要责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的劳拉·格利森(LauraGleason)非常有创造性而且也是很有耐性地(无视我的诸多意见)为此书设计了极富创意的封面。派特·霍夫灵(Pat Hoeffling)、玛格丽特‘哈特(Margaret Hart)，还有芭芭拉·奥特兰(Barbafa Outland)则向公众大力吹捧宣传此书。企鹅出版社的主要责任人是杰西卡·基普(Jessica Kipp)，她拿到了这本书平装本的版权，并且出版了你们手中这个更为便宜的版本。作为编辑，杰西卡是个非常完美的搭档，不仅因为她在控制这本书出版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聪慧和精明强干，更因为她对此书提供了她个人有力的支持。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不过她应该会很乐于为这本书分担一部分责任的。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Virginia)的乔治·加里特(George Garrett)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评阅这本书。我感激他慷慨的评审意见——事实上是他放弃了评阅人的匿名权，这样使得他也和其他人一样跟这本书有牵连了。

很多精通某一领域的行家为我提供了相关有趣的实例并且做出明确的阐释。我在书后资料出处的注释中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尽可能让他们与他们的错误脱不了干系。

还有一些特别的人，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愉快地为我提出种种建议。这些慷慨的帮助者有罗·代(Lou Day)、梅格·罗斯(Meg Ross)、列恩·萨德森(Len sanderson)和杰克·苏立文(Jack Sullivan)。苏立文为本书逐章做出了评论，他的评论总是以这样一副典型的腔调开头：“因为我的嘴唇被面包机夹到而停止了低音号的学习课程，所以能够及时地做出评判并且把稿子还给你了。”此外还有荣·格雷(Ron Garay)，他帮助我为这本书做了更多的点评引文，这些都已经准确无误地印在了封底。有一个特殊的人是玛丽·安·斯蒂恩伯格(Mary Ann sternberg)，她拒绝读我的书也不肯提意见。但是这本书第一次出精装版的时候，她却买了一大堆抱回去送朋友。她真是个狡黠又慷慨的朋友。

我的太太吉娜(Gina)读了书中的几章，明智地说了一些有限的还不错的话。我们的儿子马克思韦尔(Maxwell)利用他广泛的阅读，让我注意到了大量有用的妙语奇谈。他承认某些人或许会愿意读这样一本书，不过他不愿意冒险以他的名义担保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