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杰出人物行状的普及类文化读物，以蔡元培作为写作对象，以约十二万字左右的篇幅，介绍了蔡元培的历史活动及言论著述。该书在尊重史实、准确理解作品的前提下，又融入了一定量的文学笔法，用以提升著作的可读性。

一个民族，存在，定有其存在之理；一种文化，繁衍，亦必有其繁衍之奥。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已存在、繁衍了五千多年，其间，这块土地上尽管曾经兵连祸结，读书人尽管常有黍离之叹，然而，任何暴君和强盗都不能割断我们文化中那些最韧的筋和最硬的骨。这些筋骨早已熔铸成一个民族的精神。

这套小小的“人文丛书”，用浅易、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上自孔子下迄胡适的15位人物的言论与事迹。他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要塑造者，懂得他们，我们会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追随他们，会使我们的人生变得醇厚丰赡。

引言

读书种子

蔡元培看杂书及“读经”之“怪现状”

蔡元培初当领导，才能如何

写“怪八股”的“文妖”居然金榜题名

“康党”嫌疑犯

蔡元培发飙

书院与学堂之“争”

再婚的“奇怪”条件

男女怎么平等

“杀尽胡人”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闹“分家”

《苏报》案与蔡元培

加入暗杀团

作为暗杀手段的催眠术

可怜的现代中国第一位教育部长

教育总长变成“游学生”

到“腐败”的北京大学去

脱下帽子还礼的校长

两只兔子——蔡元培与陈独秀

又一对兔子——蔡元培与胡适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是校长还是太史

请梁漱溟来北大

“我跟你们决斗”

“五四运动”的反对者？

平民夜校

“姓蔡的”问题

教育独立的梦

愤然离开北大

参加“清党运动”

党国元老的热泪

“取消青年运动”

中基会改组风波

中央研究院：“研究”大于“院”

是不是“给人家利用”

“又多了二十年的错”

说说中国人的回忆录

郑重启事为哪般

香港的最后岁月

蔡元培看杂书及“读经”之“怪现状”

1872年，蔡元培进家塾读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这时到他父亲去世，大约五年时间，小蔡元培读了《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蒙书。虽然蔡元培后来说只记得这三种，但可以肯定，像《三字经》应该也是读过的。另外，就是习字和对课。

这些内容，在那个时代是最普通的发蒙教材和教学手段，主要的作用在于识字，另外就是学习一些最浅显的做人道理。这也是因材施教，针对儿童的心理和接受能力作出的安排，是和那个时代相适应、相配套的。我想，假如他们那时有《白雪公主》这样的读物，依照蔡先生的性格，必将趋之若鹜。

中国的社会奇怪的地方很多，不仅仅有南亭亭长观察到的新鲜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且这七十年怪现象竟然从此赖着不走，加入到几十年一轮回的怪现象之中，实在让人困惑。

比如“读经”，这是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就周期出现的鼓噪，现在有一帮人每隔几年也要闹上一阵子。假如我们怀着最大的好意去揣度他们，可以认为他们是要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可是他们所要读的“经”是什么呢？

儒家的“六经”自有其学理上的价值，不提倡“读经”，也有学者在读，可是这些人主张要从娃娃做起，而他们让这群孩子所读的，竟然就是《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东西。

这就很让人不解：《百家姓》它是“经”吗？如果直接让孩子们去读《诗经》，题目和文章倒是对上了，可是，孩子理解起来困难、事倍功半不说，目的何在呢？难道会背几句《诗经》，传统文化就有所依托了？

像我这样念过一些书的人，所谓的“经”自然是看过一些的，也能背上几句，可是对“读经”却不以为然。

鲁迅说，要我们保存传统，也要传统能保存我们才行。比如说我们读经，必须要它能对当下人们有所助益才是正道。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看这些“经”里哪些地方有价值，再采取一定的方式，糅合到现代的一些观念之中去。而且，实事求是地说，这应该是学者的工作，不需要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加入进来。好比当初这些“经”毕竟是圣人集众人智慧的创造，而不是把当时任何人的意见收集起来就成了“经”。

提倡全民读经，跟现在一些人主张全民学外语一样，既愚蠢又疯狂。更等而下之的是，如果读经只是这里“子日”一下、那里“诗云”一番，好显摆自己的“儒雅”，我看这就像孔乙己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除了迂腐以外，不会得到别的评价。

蔡元培的父亲去世后，家里请不起塾师，他就开始到他家对门的一位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里读书。这个时候读物比先前高级起来了，正宗的儒家经典就是他们日常的学习内容，可是学习方法仍然很简单。塾师当然有些讲解，但仍然可以归纳成两个字，就是“背诵”。

每天上课，这位李先生像那时其他众多的先生一样，先讲解一段经书，然后朗读，让学生跟着自己读过一遍，就让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为至。蔡元培时隔多年仍然记得他一次背诵《易经》，因为屡次犯错，被这位先生责打手心多达几百下。

跟随古板的李申甫，蔡元培读了“四书”以及《诗经》、《尚书》、《周易》，并且读过删去丧礼的小戴记(因为那时候读经主要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考试不出丧礼题，所以也就不读丧礼那部分)，而且还读《春秋左氏传》。

也就是跟从这位李先生，蔡元培在13岁的时候开始学做八股文。八股文在今天名声不好，主要因为它在许多时候只是做官的敲门砖，许多人一头扎进去就脱不了身，耽误了青春和才华。其实，八股文以及科举考试，就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手段，本身是不好直接加以褒贬的。至于其带来的流弊，只是一种副产品，而这种弊端又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更是当初制度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

不过，西方国家却吸取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经验，建立了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这个事实说明，是谁在操作以及如何操作，往往决定一项制度是否具有实际价值。

1880年，就是蔡元培学作八股文的第二年，他和三弟开始到离家半里地的探花桥，跟从王子庄先生读书。

王子庄，字懋修，是进了学的秀才，他的私塾就是专门指导八股文写作的。对学生来说，八股文有大、小题之分。乡试、会试的题目较长，称之为大题，而未进学也就是没中秀才之前的考试通常题目较为简短，称为小题。懋修先生指导蔡元培等人学做这种小题八股，倒并不用许多教条来束缚学生，只是让学生先自己去做，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不用朱笔立即改正，而是把学生叫到跟前，把错在哪里和学生讲清楚，让学生自己想一想之后，再决定如何修改。

这种教学方法，姑且不论它的内容，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应该算是比较开明的了。老师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学生对与错，然后由学生自己揣摩文章的写法，如此循环往复，就是锻炼学生个人探索文章技巧的过程。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养成学生独立求索的习惯。蔡元培小时候读书喜欢自己找来参考书寻求解答，和这位老师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当然，如此一来学生的实际负担是很重的，最起码很耗时间。蔡元培就经常白天无法完成修改任务，只得回家以后，在灯下仔细斟酌。因为这一段时间的磨炼，蔡元培因此养成早起的习惯。原来，小蔡元培经常在深夜修改文章。有一次，他的母亲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再熬下去也于事无补，就劝他不如索性去睡，第二天天刚亮，就把他喊醒，让他再试试，而蔡元培竟然思绪全无障碍，一挥而就。因此蔡元培就得了一个经验，并从此养成早起做事的良好习惯。

这位王先生指导学生做八股文，方法高明，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但也还是有一个要求的，即不能引用四书五经而外的典故和词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禁止学生看杂书。

我想，懋修先生作为老师，为学生的前途着想，公开作如此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妙就妙在说的是一套，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套。

蔡元培曾经从同学那里借来一部《三国演义》，看得很起劲。王先生发现了，淡淡地说，这种书现在看不得，就是将来中了秀才之后，也只可以看一看陈寿的《三国志》。但是，他对蔡元培的行为却又并不强行禁止，偶尔看见蔡元培还在偷看其他杂书，也只当作不知道。

当然，王先生自己是看这些书的，同时，他又比较喜欢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熹、陆几渊之间“道问学”、“尊德性”的争论，也有着公允的评判，又因为仰慕刘宗周，就用刘宗周的字做了自家居所的名称，叫“仰蕺山房”。

王子庄先生的作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旧时文人对旧制度又顺从又反抗的对立统一。他知道八股文的虚妄，但对一群孩子无从说起，何况这又是学生的进身之阶，所以劝他们不看杂书；他又知道孩子终究要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所以他对学生看杂书以获取常识的举动常常并不禁止。

按照鲁迅的意见，要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个较为准确的认识，不能看那些官修史书，而只能在野史、别记当中搜寻。所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王先生的开明就是值得称颂的。话再说回去，虽然王先生的苦心可以理解，但这种因为长期的专制造成的表里不一的行径毕竟后患无穷。  比如，现在我们国家有许多法律，念起来也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大家几乎都想不到这些条文，不约而同地意图通过“潜规则”解决问题。这种心理遗传是极其可怕的。

而且，我也愿意进一步强调一个事实。其实，不是大家都想做这种心口不一的人，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是权力那只手在发挥主导作用，大家只有这一种选择而已。

也因此，许多时候我一想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就觉得不可思议：这完全是一副“治人者”即官老爷的口吻，虽然每句都带个“法”子，但哪里有一些法治的影子？

王子庄的开明，在当时十分了不起，所以蔡元培多年后提起，还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诸位，切切不可轻视蔡元培这里所说的“常识”。

在当今中国思想舞台上，贩来洋人的时髦理论而并不顾及中国的实际状况的，大有人在。比如欧美的“新左派”，他们根据他们的社会状况而提出限制资本、强调社会公正等主张，是以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但中国有些人亦步亦趋，也不顾中国并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事实，愤青一样空口喊m“平等”的口号，就是很盲目的。

橘逾淮变枳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可是轮到他们发表意见，却很容易忽视这种差别。这大都因为没有正视现实，导致欠缺“常识”的缘故。

P8-13

傅斯年以为，“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之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这是深知蔡元培之语。

蔡元培之所以值得今天的我们关注，在于他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的一分子，并且为后来者作出了堪称榜样的抉择。

在我看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社会的再造，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补充了新鲜血液以后的重生。

在中国的文明转型期，波谲云诡，包括“复古”、“欧化”在内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以上千种面目、上万种腔调在这个几千年累积成的大舞台上搬演。它们或并行或交替，构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活动剪影。这幅中国有意识追求现代化的思想缩略图，波澜壮阔而又不无扼腕叹息之概。

我们自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下的中国，也仍然处在这_过程之中。

对中国“未完成的现代性”，我们还要保持足够的警惕。鲁迅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心费力”，否则，“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所以他有“大恐惧”。

因此，今天回顾这两个世纪所走过的路，就因为我们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如果不从既往经验里吸取教训，或者会误入歧途，或者会走入死穴。

蔡元培正是一位能够提供借鉴的先行者。

他是修身楷模，然而不悖人情；他是旧学耆宿，然而偏嗜新学。道德文章，双峰并峙。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蔡元培和其时一批人所造就的北京大学，在今天已经成为永不褪色的照片，历史的尘埃也遮不住它熠熠的光芒。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就是蔡元培的北大。

可以说，思想自由是本，一切有活力的社会，自由绝不会受到钳制；而兼容并包是术，通往自由之路需要宏放的眼界与宽广的胸襟。

这些绝不应该是历史的绝响，而必将成为走向未来的号角。

蔡元培和他的北大，当得起“伟大”这两个字，正是在于为中国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并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方向。这种可能和方向，就是融入到世界文明一体化进程之中去。

这是蔡元培的个人抉择，也是当年北大一群锐意求变的知识人的共同意愿。

我们毕竟是同一个人类，不应该拒绝人类优秀的文明经验。

为了建理想的天国在地上，中国需要蔡元培这样堪称先知的人物。

只是，我们懂得蔡元培吗？

鲁迅认为，“伟大也要有人懂”。本书介绍的蔡元培，就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走近蔡元培，走进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