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是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于1992年发表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鳏夫——德国美术史教授亚历山大·雷施克同一个寡妇——波兰女镀金技师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在花市上邂逅相遇，并从相遇、相识、相知到结为连理，最后共同罹难他乡的故事。

本书是格拉斯的一部重要作品，记述了两德统一后的一些社会问题。

亚历山大教授是个鳏夫，回故乡但泽省亲，在花市上认识了波兰女艺术家亚历山德拉，他们谈得很投机，亚历山德拉也守寡多年，两人坠人情网，很快缔结良缘。婚后他俩突发奇想，成立了德国一波兰公墓公司，让少小离家的人能叶落归根。迁葬者日益增多，不仅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但泽”从德国千里迢迢回到但泽，进周围的养老院颐养天年，连那些“被迁者”的孙子和曾孙也蜂拥而至。他们在昔日德国人的地盘上大兴土木，一时间，在波兰这片国土上，德国人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而生。这时波兰国会中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德国人在用殖民方式占领土地”，“德国人卷土重来了”，“金钱能支配一切”等声音。亚历山大夫妇为躲避各方面的压力，驾车去那不勒斯旅行，在路上他们听到了铃蟾的叫声，当地人认为铃蟾叫是一种不祥之兆。果然一场车祸在前方等待着他们。最后他们怀着“敌对者不再成为死神，不再成为敌人”的美好愿望，同心爱的人双双长眠在异国他乡。

故事的结尾是悲壮的，它也使人掩卷沉思。

多明我会修道院只剩下阴森森的尼古拉教堂。教堂内部的富丽堂皇完全由黑色和金黄色烘托而成。这是昔日灾祸的余晖。可是市场仅仅从名称上使人想起修士会来。同样的，还有一个夏季节庆。这个被称作多米尼克的节日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在各种政治更迭中幸存了下来，如今，它以旧货和次货吸引着本地人和旅游者。

因此在那儿，在多米尼克市场和圣尼古拉教堂之间，在八角形的“厨房里的火盆”斜对面，鳏夫和寡妇在那一时刻相遇。在这时，昔日塔楼用手写着“教堂唱诗班领唱”牌子的底层被用作兑换所。开门时顾客盈门，一块小孩学写字用的石板挂在入口处旁。石板上美元同本国货币的比例每个小时都在变化，美元越来越贵。这众多的顾客和那块石板证明着共同的困境。

“我可以付款吗？”对话就这样开始。鳏夫不仅想为自己的，也想为她的紫菀——现在唯一的一束紫菀付款。他从信封里抽出几张钞票，面对着上面有这么多零的货币感到茫然失措。这时，寡妇强调说：“您一分钱也不能付。”

很可能，她使用外语增加了这道禁令的严厉程度。如果不是一个接踵而来的补充说明“现在花束变得更漂亮了”宣布真正的对话开始的话，也许鳏夫与寡妇的邂逅相遇就可以同兹罗提的行情下跌相提并论了。

他写道：还在寡妇付款时，就开始了一次关于蘑菇，特别是关于晚熟的、迟熟的牛肝菌的对话。其原因就是没完没了的夏季和温暖的秋季。“可是她却直截了当地嘲笑我关于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提示。”

在一个晴转多云的十一月天，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同花摊和牛肝菌分离开来。他爱上了她，她爱上了他。寡妇笑声不断。在她那发音准确的话语前前后后都是哈哈大笑声。这种笑声看起来好像毫无理由，只不过是规定节目或者是加演节目罢了。鳏夫喜欢这种近于刺耳的哈哈大笑，因为在他的记录中写着：“活像一只钟声鸟！有时候使人害怕，当然，我还是喜欢听她哈哈大笑，而不去询问她老是逗乐的原因。很可能，她是在嘲笑我，取笑我。不过即使如此，能让她笑口常开，我也感到高兴。”

他们就这样站着不动。或者说：所以他们俩就适合于给我——好让我习惯这种情况——当一会儿，再当一会儿模特儿。如果说她衣着时髦——他觉得“过于花哨了”——的话，那么他的粗花呢上衣配上灯心绒裤子，则使他显出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配上摄影包很合适。作为受过教育的旅游者，他是一个更为优秀的旅行家。“如果不选这些花，那我可以挑选我们刚开始的谈话对象，挑选一些牛肝菌，挑选这儿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可以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吗？它们看起来很吸引人，可不是吗？”

他可以这样做。她留心着，别让他把太多的钞票数给市场女贩了。“在这儿什么东西都贵得要命！”她大声说道。“不过对于用德国马克的先生来说还是便宜的。”

我在考虑，他是不是在心算，把他的货币同兹罗提钞票上的多位数字进行过比较，他是不是不怕她嘲笑，认真考虑过，要把他写在日记上的有关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及其后果的提示作为事后的警告公诸于世呢？这一点是肯定的：在买东西之前他给蘑菇拍过照，而且说他的相机的公司品牌是日本的。因为他斜着从上到下垂直拍快照，蹲着的市场女贩的鞋头贴皮进入了镜头，所以这张照片证明了牛肝菌的无比巨大。这两位稍微年轻一点的人身材丰满，比高高隆起的帽子还要宽大。时而向内鼓起，时而向外卷的宽边帽檐遮住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肥胖、扭曲的身躯。当他们四个人把他们又高又宽的帽子平放着，凑在一起，而且由摄影师这样安排，让它们不会重叠起来时，它们便构成一幅静物画。很可能鳏夫作出了一个相应的注解。要不，就是她说出了“像静物画一样美”这句话吧？不管怎样，这位身背挎包的寡妇在购买包在报纸里的蘑菇时，额外得到了一个购物网袋。在蘑菇里面，市场女贩还放了一束香菜。

他要拎这个网袋。她紧紧抓住不放。他求她放手。她拒绝道：“先是送礼，接着还要拎东西。”

这是一场小小的争执。这一对男女当场就这样争来争去的——在你争我夺时网袋里的东西不能有丝毫损坏——就像两人都不想，而且现在还不想放弃他们会面的地点似的。开始是他使她，然后又是她使他重新放弃网袋。甚至就连紫菀都不让他拿。就像彼此之间早就成了知己似的，这一对男女的争执都已习以为常。也许他们可以在每一场歌剧中演唱二重唱吧。看来我已经知道，按照谁的音乐作品来演唱了。

至于观众嘛，并不缺少。市场女贩默默无言地在一旁观看。四周全是目击者。有八角形塔楼，塔楼现在的三房客，人挤得满满的兑换所，旁边有宽广的、恰似被污浊的空气吹得鼓胀的市场，阴森森的圣尼古拉教堂，邻近货摊的农妇和可能出现的顾客。因为在所有这一切之间，聚集着只受到每天每日的困境摆布的、熙来攘往的人群，这种景象很少改变。这些人那一点点钱每时每刻都在贬值。而这时寡妇与鳏夫彼此之间犹如夫妻财产分别占有法一样结清了账，谁也不想离开谁。

P4-7

《铃蟾的叫声》是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于1992年发表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鳏夫——德国美术史教授亚历山大·雷施克同一个寡妇——波兰女镀金技师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在花市上邂逅相遇，并从相遇、相识、相知到结为连理，最后共同罹难他乡的故事。

像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一样，故事发生地选择在格但斯克，故事发生的时间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现在属于波兰的格但斯克，旧名但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德国西普鲁士省的首府，它不仅是作者的故乡，而且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顺理成章地成为展现政治风云的理想场所。九十年代前后，多事之秋的东欧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面对“被驱逐的世纪”，在参观公墓时，雷施克和皮亚特科夫斯卡突发奇想，准备成立一家德国一波兰公墓公司，让那些被驱逐者的遗骸能回归故里。这家以促进各国人民的和解为宗旨的“和解”公墓公司不仅在日常工作中推行民族谅解的种种措施，而且连公司监事会的组成也颇具匠心。七位成员中有三位是德国人，三位是波兰人，另外一位则是祖籍德国的老太太埃纳·布拉库普。这样的格局表明：监事会是绝对公平的。新教路德派教会监理会成员海因茨·卡劳和天主教神甫斯特凡·毕隆斯基圣下在监事会中的合作共事，则进一步增强了和解的气氛。

申请让死者遗骸回归故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和解”公墓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但在实现民族和解的主观愿望不断付诸实现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面对残酷无情的客观现实——海湾战争、库尔德人大逃亡，“统一后的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团结”；不能不看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幅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显现出尖锐的社会矛盾。

随着被迁葬者人数的增加，不仅那些年事已高的昔日“被驱逐者”千里迢迢从西方来到格但斯克及其周围的养老院颐养天年，就连那些“被迁葬者”的孙子和曾孙也从德国蜂拥而至。他们用租赁的形式在昔日德国人的地盘上大占土地，大兴土木。雷施克望着湖面上的那一幅景象，心中却在勾画出波兰未来的景象：在这片国土上，德国人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比比皆是。在波兰国会，有识之士发出了“德国用殖民方式占领土地”的警告。在这“金钱支配一切”的时代，德国人的卷土重来，促使雷施克和皮亚特科夫斯卡愤然辞去了他们在公司里的职务。“在这儿，由于战争丢失的东西，会凭借经济实力重新获得。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一次没有使用坦克，没有使用俯冲轰炸机，没有独裁者，只有自由市场经济在统治。”他们的辞职声明发人深省。“我们必须注意，别让波兰上了德国人的菜单。”既是书中主人公带有结论性的提示，也是作者给人们发出的警告。

喜欢用动物作为书名的格拉斯，这一次用了《铃蟾的叫声》，可以说是妙语双关。在德语中，铃蟾既是一种蛤蟆，同时又指悲观者，它是大学生们给雷施克这位美术史教授起的外号。铃蟾的叫声既可以视为这种蛤蟆的叫声，又可以视为不吉利的话。在大学生们眼中，雷施克“显出一副相当忧愁的样子……有时候，他就像不受欢迎的人一样闲立一旁……抱怨未来、天气和交通混乱，抱怨重新统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作为悲观者，他成了“铃蟾”。像这样巧妙的比喻，是格拉斯常用的手法，它已经成为格拉斯人物描写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在他看来，通过联合来解决德国问题‘从纯粹直觉的角度看，是值得追求的’；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民族感情的洋溢，甚至……‘心事重重，像害怕恶梦一样，害怕中欧这个庞然大物。…如果说格拉斯在1995年出版的《辽阔的原野》中对两德统一的方式提出了质疑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则对统一后的德国将走向何方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正是借助雷施克的预见，铃蟾的叫声，作者给人们提示了隐藏在欣欣向荣背面的一种暗淡的前景。

精明能干的孟加拉人查特杰为了解决城里的交通混乱，节省能源，减少环境污染，大力主张发展人力车，取代日益拥挤的小汽车。他取得了成功。查特杰公司生产的人力车不仅出现在巴黎、伦敦、罗马的大街小巷，也开始在拉丁美洲的街头漫步。查特杰的成功表明：“落后的”亚洲正在奋起直追，已经显示出无比巨大的潜力。

寻求“和解”的思想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雷施克与皮亚特科夫斯卡——德国鳏夫和波兰寡妇的结合，就是这种“和解”理想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结合却不得不以一场不幸的车祸结束。循着这个悲惨结局的轨迹，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理想是如何破灭的。“和解”公墓逐渐变成了人们捞取钱财的工具，成为德国人殖民活动的帮凶。“迁葬”的盛行打破了公墓宁静。监事会上的争执和对他们的盘问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辞职的决定。死者的宁静和生者的和平已经荡然无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皮亚特科夫斯卡决定实现她梦寐以求的愿望——同雷施克一道驾车去那不勒斯。在那里，她怀着“敌对者不再成为死神，不再成为敌人”的美好愿望，同心爱的人一起，作为无名氏双双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格拉斯十分关注现实，敢于，而且也善于触及现实中的一些本质问题。作为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勇敢地提出一些重大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思考。他并不提供答案，而是要人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同样，《铃蟾的叫声》也不能不使读者掩卷沉思。

刁承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