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搁置一边，因而人们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因而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

本书主要内容有：在柯卡尔迪的少年时期、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在牛津大学、在爱丁堡大学授课、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大学管理者、与格拉斯哥人在一起、爱丁堡纪事、《道德情操论》、第一次伦敦之旅、在格拉斯哥的最后一年、图卢兹、日内瓦、巴黎、伦敦、柯卡尔迪、伦敦、《国富论》、休谟去世、再赴伦敦——担任海关专员、在爱丁堡、1778年的书信、爱尔兰自由贸易问题、《国富论》在国内外的影响、采访斯密、美国问题及其他政治问题、伯克在苏格兰的日子、人口问题、伦敦之行、塞缪尔·罗杰斯的来访、修订《道德情操论》、最后的日子。

序言

第一章 在柯卡尔迪的少年时代

第二章 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

第三章 在牛津大学

第四章 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

第五章 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教授

第六章 承提大学行政事务

第七章 同格拉斯哥的市民在一起

第八章 在爱丁堡的活动

第九章 《道德情操论》

第十章 初访伦敦

第十一章 在格拉斯哥的最后一年

第十二章 图卢兹

第十三章 日内瓦

第十四章 巴黎

第十五章 伦敦

第十六章 柯卡尔迪

第十七章 伦敦

第十八章 《国富论》

第十九章 休谟之死

第二十章 再赴伦敦——受任海关专员

第二十一章 在爱丁堡

第二十二章 1778年的书信

第二十三章 爱尔兰自由贸易问题

第二十四章 《国富论》在国内外

第二十五章 斯密接受采访

第二十六章 美国问题及其他政治问题

第二十七章 伯克在苏格兰

第二十八章 人口问题

第二十九章 访问伦敦

第三十章 塞缪尔·罗杰斯的来访

第三十一章 《道德情操论》的修订

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约翰·雷著《亚当·斯宇航局传》指南

译后记

汉英索引

斯密的学习在牛津出现了一个转折：他放弃了在格拉斯哥大学爱上的数学，转而钻研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关于这个转变最好的解释是他在牛津找不到愿意教他数学的老师，而巴利奥尔学院的图书馆为他提供了自学拉丁语和希腊语古典著作的条件。他这样做了而且学得很出色，他整个一生对于拉丁语和希腊语文学著作的了解非常广博而且极其精深。达尔泽尔是爱丁堡大学的希腊语教授，也是斯密晚年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常常看到斯密的面前摆着古典作家的作品，就像斯密常说的那样，老年人最好的消遣方式是重读那些年轻时喜欢的作家的作品。达尔泽尔经常对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说，他非常钦佩斯密，因为斯密不仅精通希腊语法，而且对希腊作家的作品掌握得也很精确。这些知识显然是斯密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学到的。同时他也读了大量的意大利语诗歌，并能够自如地引用他们。此外，斯密还十分关注风格独特的法国古典作品，据说他为了改进自己的文体花费了大量时间把这类作品译成英文。

在牛津这所校园里有一样“水果”是不能够随便“食用”的，那就是理性主义的作品。在这方面流传着一个故事，虽然不是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说起的，但是据麦克库洛赫博士说这件事有权威人士作证，格拉斯哥大学的斯特朗博士也经常听斯密自己提起。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斯密被人发现在读休谟的《人性论》一书（可能就是在哈奇森的建议下休谟赠送给他的那本），为此斯密受到学校的严厉训斥并没收了那本“罪恶”的书籍。当时的牛津正处于愚昧无知的风气主导之下，斯密作为学生阅读从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那里得来的近代伟大思想的著作，被认为是严重地冒犯了正统思想，这与当时的氛围是一致的。奇怪的是，斯密很轻松地逃避了处罚，而就在几年以前，三个学生由于偷偷阅读自然神论的著作而被开除，对另外一个学生的处罚则相对较轻，延期两年授予他学位，并要求他在这段时间里把莱斯利的《自然神论信仰者处理提要》全书翻译成拉丁语，从而感化他的心灵。

尽管学习资料很丰富，但是斯密在牛津的生活并不幸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心情和健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显得很不好，这一点可以从布鲁厄姆勋爵出版的斯密书信摘要中表现出来。布鲁厄姆勋爵在给斯密作传时参考了大量斯密在1740—1746年间，即在牛津大学时写给他母亲的书信（某些书信可能仍然保存在一些人手中），他发现这些书信中并没有令一般公众感兴趣的东西。“它们几乎都是关于家庭和个人的事情的，”布鲁厄姆说，“而且大多谈到内衣和一些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但是，每封信中都充满着他对母亲的热爱。”然而，布鲁厄姆对这些信作出的摘要告诉我们，斯密当时正遭受着他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坏血病和头颤病”的折磨，为此他开始服用一种叫做冷浸剂的新药，这种药由于当时伯克利主教把它当做一种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加以推广而风靡一时。1744年7月底斯密写信给他的母亲说：“由于没能够常常给您写信，我深感不安。我每天都想念着您，但是往往直到邮政马车要出发时我才想起要给您写信的事情来，这是因为有事或者有人来访，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的懒惰。冷浸剂在我们这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能够治疗百病的万用药，它已经完全治好了困扰我多年的坏血病和头颤病。我希望您也能试一下，我想它对您的病情也会有所帮助的。”然而，在另外一封明显是在此之后写的信中，他说坏血病和头颤病一直困扰着他，即使是冷浸剂也没有治好他的病。1743年11月29日，他作了一次古怪的表白：“我刚刚从一次猛烈发作的怠惰症中恢复过来，它使我在扶手椅子上坐了整整三个月。”布鲁厄姆说这是忧郁症的表现，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由于过度工作而造成的普通的疲倦和劳累。休谟在和这时的斯密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也曾经因为连续四五年辛苦读书而陷入过类似的境地，他那时也和斯密一样抱怨“性情懒惰”和坏血病。头颤病困扰了斯密一生。  P19-21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1793年冬天的两个晚上向爱丁堡皇家学会所作的报告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对亚当·斯密生平最为详尽的说明。随后他在1810年将报告作为单独的作品加以出版，并附加了许多解释性的注释。在此之后，对于这个主题很少有传记作者作出什么新的贡献了。自从斯图尔特写下那本书，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关于斯密生平的细节和他的书信附带地通过非常分散的渠道被出版。随着斯密的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对斯密的事业和著作作一个完整的总结大概是必要的。把我前面所提到的细节和书信全部收集在一起，并补充一些我们现在有可能收集到的末公开出版的书信和信息，将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的。在后面这一部分工作中，我得到了格拉斯哥大学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他们热情地向我提供了学校档案中有关斯密的全部材料的摘录；我也得到了爱丁堡皇家学会理事会的帮助，他们为我使用他们所保管的《休谟书信集》提供了一切便利；爱丁堡大学委员会在我使用他们图书馆保存的《卡莱尔书信集》和大卫·莱恩手稿的时候给予了相似的待遇。我也深深地感谢巴克勒公爵、兰斯顿侯爵、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的R．0．坎宁安教授、丰特希尔的阿尔弗雷德·莫里森先生、布鲁克·格林的F．巴克先生和爱丁堡市政委员会前秘书斯金纳先生，他们或是允许我使用未公开发表的信件，或是向我提供了特殊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