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吉奥诺的成名作《山冈》一九二九年发表后，在法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纪德那样地道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作家也情不自禁地欢呼：“刚刚诞生了一个写散文诗的维吉尔。”《山冈》这本散文诗式的小说被称为一本“神奇”的书。它通过语言和形象表现了许多神秘的东西，在清新的叙述中既有焦虑又有陶醉，二者交融在一起，把读者迷住了。

《山冈》发表于1929年，是“潘神三部曲”的第一部，作者让·吉奥诺的成名作，曾获布伦塔诺文学奖。这本散文诗式的小说被称为一本“神奇”的书，纪德曾赞道：“刚刚诞生了一个写散文诗的维吉尔。”

鹿儿山下的白庄，几户人家赖以生存的泉水突然干涸，雅内老爹和小姑娘玛丽暴病卧床，火上浇油的是，郁拉莉与傻子的偷情也被人撞见，白庄不复往日的平静，人与自然仿佛同时染疾，一切似乎始于还愿节上保护受伤的鸽子却遭人戏谑的那个陌生人……

正文

这事发生在大暴风雨那年的九月四日。那年，我们这一带的人都遭了殃。

还记得吧，起初是图西埃尔那边大滑坡，五十多棵冷杉给来了个倒栽葱。被毁的参天大树给山涧冲走，响声震天动地……看到那么好的树木在岩石上撞得粉碎，撞碎的木头像腐肉般被激流卷走，真是可惜。接着是弗隆弗洛瓦大冒地下水。还记得吗？高山上那片草地突然变得软软的，不久草地中间裂开一条大口子，就听见底下黑水翻滚，随后那山上就开始喷水。沉重、冰冷的水在山谷里汹涌澎湃，一片狮吼。

这两件事发生后，四乡哗然，人人惊恐万状。不少人半夜里爬起来，赤脚走到窗口，站在黑暗里，倾听山像生病的孩子一样呻吟。不过生活还勉强算平静，只是日子难挨，不像往常。黎绍森林边缘浮荡着绿色的雾。那雾挂满山的每个棱角，就像风里夹带着许多海藻。普朗浦一带飘荡着压碎的龙胆草味。一天，看林人的小女儿送来一个美丽的蘑菇，比草帽还大，呈灰白色，带有黑点，看去像一颗死人的头。

这一切本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实际上我们也有所警觉，可是生活归生活，你难道因此让水断流吗？人们能习惯一切，甚至能习惯恐惧。

九月四日是我们的还愿节。还愿是一种时髦，正如大家所说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每到这天，四个乡的人从沃泥埃尔、格朗达日、蒙布兰络绎而来，越过山口，参加节日盛会。我们都在本村过节。从外地赶来的，都是山上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牧羊人。就是平时，牧羊人也常常在夜里跑进我们村来喝酒，把羊群撂在奥什山上的牧场不管。  我刚才说了，四野非常寂静。我们头顶上有一块湛蓝的天空，呈圆形，平展展、光溜溜的，没有一丝浮云。而在地平线上，有一长条厚厚的、沉重的紫云。它从早到晚待在那里，凝滞不动，毫无变化；压在山脊上。

“那云是要飘到别的地方去的。”大家议论道。

“大概会落到特利埃夫村。”

“大概会使洛姆河泛滥成灾。”

大家说是这么说，却不时抬头望着头顶上那块圆圆的蓝天。它像一块磨盘扣在我们村子上。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知道那是一种记号，一种预兆：我们被那块圆圆的蓝天打上了记号，那块蓝天就是指的我们村；它那样阳光耀眼就是预示着灾难。管它呢，当时我们还是乐呵呵的。

“节日还没到，天气就好转了。过节那天准是个大晴天。”

“也该有个好天，就那么一次嘛。”

车匠的儿子拿份名单挨家挨户收钱，大家你交一百苏，我交三法郎，为的是把节日搞得气派些，不给我们村丢脸。学校旁边已经搭了一个棚子，里面飘出水果香糖的香味。

有一两天夜里，人们听见天上阵阵响声。

“这，万一……莫非一…”

不过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早晨，阳光仍像干草似的黄澄澄，风中带有黄花茅的清香，还有那块使我们大上其当的圆圆的蓝天。土地踩上去挺暖和，像水果一样软软的富有弹性。

到了九月四日，家家户户推开护窗板，果然好天气。大众咖啡馆在门口栽了一棵五月树——一棵青翠的冷杉。青枝翠叶间，挂着滚球赛赢得的红绸巾、女子赛跑的奖品蓝绸巾和男子赛跑的奖品运动衫。它们在如溪水般活泼、馨香，小山羊般撒欢的风中飘摆。

中央咖啡馆把台子一直搭到了自由树下。洗衣池里满满冰了一池子瓶装酒。食品杂货店老板向桑索尔的表兄定做了一箱奶油水果小馅饼，站在门口等待送货来，见到路过的人就说：

“知道吗，今天本店有奶油水果馅饼。”

听到的人想：

“不错，这倒是很好的餐后点心。”

阿波罗妮等待着特利埃夫的几个外甥。安多纳的哥哥要带着一家大小从科里亚德赶来。特拉布克的滚球选手早就报了名，他们都是强手……蒙塔玛来六个，蒙布兰来三个。据说奥什山上的牧羊人也要来，但来多少谁也不知道。

P3-5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其创作道路往往是与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的。让·吉奥诺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人类历史上这两次空前规模的战争，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让·吉奥诺还只是一个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文学青年，仅仅受维吉尔或柏拉图思想的启发，写过一些短诗和一篇具有中世纪传奇色彩的小说《天使》，而且那些短诗也是在一九二四年才由吕西安·雅克汇集，在《艺人手册》上发表，那本小说则直到他去世十周年的一九八。年才正式出版。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吉奥诺便应征人伍，在烽烟连天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四年多，直到一九一九年战争结束了，才作为二等兵退役。那时，热纳瓦、杜阿梅尔和多热莱斯已经写过一些描写那场战争的重要作品，而二十四岁的吉奥诺还什么也没有发表。然而，这个为生计所迫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青年，注定要走成为作家的这条艰辛而光辉的道路。他从小博览群书，受到荷马、维吉尔以及巴尔扎克、司汤达、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强烈吸引。尤其维吉尔的古代牧歌与他的故乡马诺斯克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相融合，是少年吉奥诺主要的精神食粮。因此，当他离开战场，回到可爱的马诺斯克之后，便以他当鞋匠的父亲那手艺人的精湛技巧和他当烫衣女工的母亲的勤勉精神，开始了多少类似古代牧歌的田园小说创作。他获得了成功，他的成名作《山冈》一九二九年发表后，在法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纪德那样地道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作家也情不自禁地欢呼：“刚刚诞生了一个写散文诗的维吉尔。”《山冈》这本散文诗式的小说被称为一本“神奇”的书。它通过语言和形象表现了许多神秘的东西，在清新的叙述中既有焦虑又有陶醉，二者交融在一起，把读者迷住了。接着，吉奥诺又连续发表了《一个鲍米涅人》和《再生草》两本小说。这三本小说合称《潘神三部曲》。潘神是古希腊神话中象征大自然的神灵——山林之神。这套三部曲的旨趣，从它的题目和《序幕》所描写的场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与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应该和睦相处，才能平静、幸福地生活；草木、土地，甚至石头，都是有血肉、有生命、有灵性的，人如果肆意掠夺、破坏、杀戮它们，必然会遭到惩罚，招致自我毁灭的大灾难。

三十年代的法国，被称为“美好时代”的二十世纪的初期已经过去，人们对工业大城市产生了厌倦情绪，对使人沦为机器奴隶的机械化大生产产生了反感，而对文学上长期流行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开始腻味。吉奥诺的《潘神三部曲》和随后相继发表的《蓝老让》（1932）、《人世之歌》（1934）、《让我的快乐长存》（1935）、《星之蛇》（1933）等作品，以描写大自然、歌颂山川草木为基调，既有引人人胜的情节，又具有散文诗的风格，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吉奥诺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法国知名作家，尽管他一直居住在普罗旺斯偏僻的马诺斯克，与巴黎的文坛并没有多少联系。

……

这里特别值得补充的是：从整体上讲，吉奥诺是一位传统型作家，但在第二阶段，他越来越经常地采用现代派小说的方法和技巧。这种方法和技巧的运用，突出地表现在《坚强的灵魂》（1950）和《挪亚》（1948）两本小说里。《坚强的灵魂》是吉奥诺所写的最紧凑、最难懂的一本书。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夜之间，但这一夜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讲，却充满了极其丰富和不断增加的回忆。所有事件、地点和时间，都被故意打乱了，只是隐隐约约能找到头绪。整部作品就像伦勃朗的一幅油画，运用了明暗对照的手法，明的部分即故事的主线，暗的部分是大量令人意想不到的插叙或对某一细节的发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能跟着连续不断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细节走，直到读完之后掩卷思考，才看清油画的全貌即整个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泰莱丝与丈夫菲尔曼合谋，企图杀死公证人努曼斯，以获取其地位和财产，但因夫妻双方利害冲突，她反而设下种种圈套，最终杀了丈夫。作者所表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在利益驱使下所暴露的狡诈、耐心和残忍的本质。《挪亚》则是一部写小说家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吉奥诺把让·吉奥诺的个人生活，他作为作家的生活，他刚刚完成的《一个没有欢乐的国王》中所有人物应该持续下去的生活，以及他还没来得及描写的他周围许多人物的生活和他在马赛公共汽车里所观察过的几十个乘客的生活，统统糅合在一种淹没了作家现实环境的纷至沓来的幻想之中。这本小说没有获得读者的好感，因为他们什么也没读懂，他们在琢磨题目是什么意思。只有行家们才领会吉奥诺的真意：小说家的心灵像挪亚方舟，囊括着整个世界，因为他的创造力是永无止境的，他的想象虽然是从现实中得到启示，但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再现现实。作者本人就是挪亚，他拥有一艘巨大的方舟，那就是他的生活、幸运和心灵，他满怀自豪和喜悦带领我们畅游他的方舟。这本小说是吉奥诺思考和反省的产物，也是他的一种间歇，一种休息。而后，他就开始制订和实施前面提到的“轻骑兵”史诗系列的宏伟计划了。

由于“轻骑兵”史诗系列采用了司汤达作品中的编年体方法以及吉奥诺对司汤达的推崇，许多人都拿吉奥诺与司汤达对比，竭力从吉奥诺的作品中去寻找司汤达的风格，甚至认为吉奥诺风格就是司汤达风格。这未免流于简单化和肤浅。真正深入研究过吉奥诺的评论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的确，吉奥诺所采取的现代派手法、他对司汤达的钦佩以及他杰出的叙述才能，都促使人们做出这种恭维他的对比。然而，我们越是发现司汤达的作品生硬、简练、准确，就越是觉得吉奥诺的作品柔和、丰富、曲折。他们的作品只是语言很相似，而风格和写作方法则不同。这对他们两人都很好，因为，如果吉奥诺是司汤达再世，那就太遗憾了。他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我们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