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伦茨编著的《面包与运动/中经典》为中篇小说集。《面包与运动》写一个运动员的坎坷经历。主人公贝尔特具有长跑才能，曾是一名战俘，他把逃跑的恐惧感变成他长跑获胜的秘诀，在体育界享有盛誉，但经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腐蚀，拜托不了荣誉、地位的诱惑，最后成为供人娱乐的玩具，以悲剧告终。

《面包与运动/中经典》是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一部重量级作品，描写了一个运动员的坎坷经历。主人公贝尔特曾为战俘，后来因具有长跑天赋在体育界享有盛誉。他经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腐蚀，摆脱不了荣誉、地位的诱惑，背离了朋友和爱人，最后沦为供人娱乐的玩具，以悲剧告终。此书对于现代社会中“被异化的人”的描写发人深省，以其深刻的思想}生和迷人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至今在德国仍长销不衰。

正文

这次他不会获胜。挑选他上场是个错误，维甘德的主意实在糟糕，因为他要想有获胜机会，跑完全程所需时间必须远远低于三十分钟；他必须达到他的原有纪录，但这一点他再也做不到了，再也做不到了。他是八名长跑运动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们正在起跑线上脱去运动衣，做决赛准备。他们慢慢地脱去运动衣衫；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想保持身体温暖，以便让肌肉处于松弛状态。这时，太阳露出脸来。雨后，阳光照在运动场上，炫人眼目；阳光底下，绿茵茵的草地闪闪发光；跑道上，一个个的小水坑闪烁着光芒。然而，风却未停止，这种变幻无常的狂风不断猛扑下来，无情地横扫看台，上午它就已经开始影响这场比赛……

不会的，贝尔特这次绝对不会获胜，他连前三名也进入不了；脚脖子扭伤了的胡佩特甚至也比他有更多获胜的机会。然而，他们却让他替代胡佩特上场，随他去失败……

他在草地上短跑似的跑几步，跑出去好长一截路；接着，他从肩部转动转动双臂，然后把手臂向前伸展伸展。这时，他向我这儿，向看台这儿望望，不过并没有认出我来。他在寻找我吗?他盼望我站起身来，朝他挥挥手，好像告诉他没发生什么事吗?……

一丝无可奈何的微笑浮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脸上。他一只手理理稀疏的头发，让手停在后脑勺上，他的目光又在四处搜索看台。是啊，他老啦，参加这次长跑决赛他年龄太大啦；还没起跑，他就像个失败者的样子。但他不单单是无法赢得这场比赛，他将失去更多的东西。他们是最后一次让他出场，这一点他心里明白；他也知道，自己明年就是替补队员也甭想当了——让他去和体坛作最惨痛的告别吧……

身着白色劳动罩衣的售货员——有的卖糖果，有的卖香肠，有的卖汽水——都站在过道上不动了。领位员走到木柱前，计时员在下面草地上举起手，示意已做好准备。比赛场上一片寂静，静得只能听到对面几面旗帜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没有任何别的寂静能像起跑前的这种寂静一样残酷无情了。这种极度紧张的、简直叫人窒息的寂静，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内心不安的最高表现——每次总归都是这样的。发令员喊参赛运动员各就各位，拉尔森这位发令员就要为这次万米赛跑发出起跑令。他个头矮小，身体胖墩墩的，穿着发令员惯穿的红色夹克衫，样子活像个小红萝卜。他身上没任何方面能让人看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曾两次创世界赛跑纪录，而且在十八年前曾参加过某个著名的接力赛跑队。他蹒跚着来到起跑线后边，两只手各拿着把发令枪。他望着不慌不忙出场的赛跑运动员，等待他们渐次转过身，弯下脊背，低着头站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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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