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草》是让·吉奥诺编著的中篇小说集。

戈贝尔老爹搬去儿子家后，本就荒凉的小村奥比涅纳只剩下两个人，于是玛迈什大婶承诺外出给庞图尔找个媳妇，却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真的有个女人来到了奥比涅纳，与庞图尔组成了家庭，慢慢地，荒村奇迹般的恢复了生机，逐渐兴旺起来。在这本书里，人与自然宛如共同的生命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再生草》发表于1930年，是“潘神三部曲”的第三部，曾获布伦塔诺文学奖。小说叙述了一个村庄的没落与复兴。人迹罕至的奥比涅纳村位于高原边缘，衰败破落，只剩下三个居民：猎人虎图尔、造犁匠戈贝尔、老农妇玛迈什。戈贝尔老爹搬去儿子家后，本就荒凉的小村只剩下两个人，于是玛迈什大婶承诺外出给庞图尔找个媳妇，使村庄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年迈的玛迈什大婶再也没有能够回来，但阴差阳错，有个年轻女人阿苏尔来到了奥比涅纳……慢慢地，荒村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在作者笔下，人与自然宛如共同的生命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让·吉奥诺笔下的景色和人物充满动感、富于诗意，一幅幅质朴淡雅的乡村生活画卷尽现眼前。

正文

一

驶往巴隆的载客马车经过瓦合尔时，总是中午十二点。

有些日子做弥撒耽搁了一些时间，车子从马诺斯克出发得晚一些，但到达瓦合尔，还是中午十二点。

就像时钟一样准确。

每天总是这个时候到达那儿，实在叫人腻味。

有一次，米什赶着车，在维勒斯特一布鲁斯岔道口故意停下来，与双猴咖啡店的老板娘法内特·夏巴苏摆了一会儿“龙门阵”，然后再慢悠悠赶着车往前走。还是白搭：他想看看这回怎么样，结果呢，唉！

一拐过“救济所”，就望见了那座蓝色的钟楼，宛如一朵花耸峙在林子上；再往前走一小会儿，就听见钟楼上面传出午祷的钟声，好似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声。

“咳！还是十二点。”米歇尔叹息一声，然后探身冲着车厢里叫道：

“你们里边听见了吗？还是十二点，真没辙儿。”

有什么法子呢？大家于是从座位底下把篮子拖出来，开始吃午饭。

有人敲着窗玻璃叫遭：

“米歇尔，你要这可口的小香肠吗？”

“要这鸡蛋吗？”

“要这奶酪吗？”

“别客气啊！”

不能伤任何人的情面。米歇尔打开车门，把大家递给他的东西都接过来。

“等一等，等一等，我两只手都满了。”

他把全部东西搁在身旁座位上。

“也给我来点面包吧。要是谁有一瓶酒……”

过了瓦舍尔，开始爬坡了。

于是，米什将缰绳往刹把上一系，就悠闲地吃起来，让两匹马信步走去。

大部分时候，搭车的总是那么几个人：来自海滨城镇的一位买薰衣草的商贩，大概姓卡穆什么的；往山上牧场去的一位羊倌，不时从面包上切下两块，一块给自己，一块给他的狗；一位农家主妇，从头到脚穿戴得体体面面；一位像野花般纯朴的乡村姑娘，淡蓝色的眼睛宛如两朵矢车菊。有时还有本地区的税务官，身边搁一只公文皮包，一主一物待在一旁，俨然似举止有度的两个人。

瓦舍尔的钟楼整个儿是蓝色的，从圣器室到尖尖的铁顶都着了色。那是西尔瓦贝尔庄园主先生的主意，他执意要那样干。他说：

“我对你们说了，我出颜料钱；油漆匠也由我付钱，你们一个子儿也不掏，一切我包了，全包了！”

这样，大家只好听任他办理。那倒并不怎么难看，而且老远就望得见……

车厢里的旅客久久地望着那座蓝色的钟楼，一边嚼着小香肠。他们久久地望着，因为这是进入山林之前最后一座钟楼了，再往前，景色就不一样了。

原来，从马诺斯克到瓦合尔，一路爬山越岭，上坡又下坡，但每次上坡路总是比下坡路长一些。这样，不知不觉，你就渐渐越登越高了。凡是沿这条线路旅行过两三趟的人，都感觉得出来。因为，到某个地方，道路两旁再也见不到蔬菜地，麦苗也越来越矮；再往前，车子开始驶过最初的几片栗树林，涉过几处草一般碧绿、油一样闪光的山涧激流；最后，就望见了瓦合尔这座高耸的蓝色钟楼，而它，就好比一块界石。

大家都知道，打这儿往前的上坡路，是最长，也是最难爬的。这是最后一段上坡路，道儿一直往上，把马儿、车子连人一下子托到风号云驰的天上。再也没有下坡路，这就要一直往上了。先穿过一片片树林，再驶过一片满目疮痍像条老癞皮狗般的土地。再往上，就要爬得那样高，只觉得终年不歇的山风拍打着双肩，同时耳边风声呼呼。最后就将进入那被山风剥蚀的高原。再奔驰一刻钟左右，就是一片泥土松软的盆地，仿佛是被那儿一座修道院和五十来栋房子压得陷下去的。那就是巴隆。

P3-5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其创作道路往往是与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的。让·吉奥诺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人类历史上这两次空前规模的战争，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让·吉奥诺还只是一个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文学青年，仅仅受维吉尔或柏拉图思想的启发，写过一些短诗和一篇具有中世纪传奇色彩的小说《天使》，而且那些短诗也是在一九二四年才由吕西安·雅克汇集，在《艺人手册》上发表，那本小说则直到他去世十周年的一九八。年才正式出版。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吉奥诺便应征人伍，在烽烟连天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四年多，直到一九一九年战争结束了，才作为二等兵退役。那时，热纳瓦、杜阿梅尔和多热莱斯已经写过一些描写那场战争的重要作品，而二十四岁的吉奥诺还什么也没有发表。然而，这个为生计所迫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青年，注定要走成为作家的这条艰辛而光辉的道路。他从小博览群书，受到荷马、维吉尔以及巴尔扎克、司汤达、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强烈吸引。尤其维吉尔的古代牧歌与他的故乡马诺斯克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相融合，是少年吉奥诺主要的精神食粮。因此，当他离开战场，回到可爱的马诺斯克之后，便以他当鞋匠的父亲那手艺人的精湛技巧和他当烫衣女工的母亲的勤勉精神，开始了多少类似古代牧歌的田园小说创作。他获得了成功，他的成名作《山冈》一九二九年发表后，在法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纪德那样地道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作家也情不自禁地欢呼：“刚刚诞生了一个写散文诗的维吉尔。”《山冈》这本散文诗式的小说被称为一本“神奇”的书。它通过语言和形象表现了许多神秘的东西，在清新的叙述中既有焦虑又有陶醉，二者交融在一起，把读者迷住了。接着，吉奥诺又连续发表了《一个鲍米涅人》和《再生草》两本小说。这三本小说合称《潘神三部曲》。潘神是古希腊神话中象征大自然的神灵——山林之神。这套三部曲的旨趣，从它的题目和《序幕》所描写的场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与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应该和睦相处，才能平静、幸福地生活；草木、土地，甚至石头，都是有血肉、有生命、有灵性的，人如果肆意掠夺、破坏、杀戮它们，必然会遭到惩罚，招致自我毁灭的大灾难。

三十年代的法国，被称为“美好时代”的二十世纪的初期已经过去，人们对工业大城市产生了厌倦情绪，对使人沦为机器奴隶的机械化大生产产生了反感，而对文学上长期流行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开始腻味。吉奥诺的《潘神三部曲》和随后相继发表的《蓝老让》（1932）、《人世之歌》（1934）、《让我的快乐长存》（1935）、《星之蛇》（1933）等作品，以描写大自然、歌颂山川草木为基调，既有引人人胜的情节，又具有散文诗的风格，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吉奥诺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法国知名作家，尽管他一直居住在普罗旺斯偏僻的马诺斯克，与巴黎的文坛并没有多少联系。

……

这里特别值得补充的是：从整体上讲，吉奥诺是一位传统型作家，但在第二阶段，他越来越经常地采用现代派小说的方法和技巧。这种方法和技巧的运用，突出地表现在《坚强的灵魂》（1950）和《挪亚》（1948）两本小说里。《坚强的灵魂》是吉奥诺所写的最紧凑、最难懂的一本书。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夜之间，但这一夜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讲，却充满了极其丰富和不断增加的回忆。所有事件、地点和时间，都被故意打乱了，只是隐隐约约能找到头绪。整部作品就像伦勃朗的一幅油画，运用了明暗对照的手法，明的部分即故事的主线，暗的部分是大量令人意想不到的插叙或对某一细节的发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能跟着连续不断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细节走，直到读完之后掩卷思考，才看清油画的全貌即整个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泰莱丝与丈夫菲尔曼合谋，企图杀死公证人努曼斯，以获取其地位和财产，但因夫妻双方利害冲突，她反而设下种种圈套，最终杀了丈夫。作者所表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在利益驱使下所暴露的狡诈、耐心和残忍的本质。《挪亚》则是一部写小说家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吉奥诺把让·吉奥诺的个人生活，他作为作家的生活，他刚刚完成的《一个没有欢乐的国王》中所有人物应该持续下去的生活，以及他还没来得及描写的他周围许多人物的生活和他在马赛公共汽车里所观察过的几十个乘客的生活，统统糅合在一种淹没了作家现实环境的纷至沓来的幻想之中。这本小说没有获得读者的好感，因为他们什么也没读懂，他们在琢磨题目是什么意思。只有行家们才领会吉奥诺的真意：小说家的心灵像挪亚方舟，囊括着整个世界，因为他的创造力是永无止境的，他的想象虽然是从现实中得到启示，但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再现现实。作者本人就是挪亚，他拥有一艘巨大的方舟，那就是他的生活、幸运和心灵，他满怀自豪和喜悦带领我们畅游他的方舟。这本小说是吉奥诺思考和反省的产物，也是他的一种间歇，一种休息。而后，他就开始制订和实施前面提到的“轻骑兵”史诗系列的宏伟计划了。

由于“轻骑兵”史诗系列采用了司汤达作品中的编年体方法以及吉奥诺对司汤达的推崇，许多人都拿吉奥诺与司汤达对比，竭力从吉奥诺的作品中去寻找司汤达的风格，甚至认为吉奥诺风格就是司汤达风格。这未免流于简单化和肤浅。真正深入研究过吉奥诺的评论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的确，吉奥诺所采取的现代派手法、他对司汤达的钦佩以及他杰出的叙述才能，都促使人们做出这种恭维他的对比。然而，我们越是发现司汤达的作品生硬、简练、准确，就越是觉得吉奥诺的作品柔和、丰富、曲折。他们的作品只是语言很相似，而风格和写作方法则不同。这对他们两人都很好，因为，如果吉奥诺是司汤达再世，那就太遗憾了。他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我们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