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万籁俱寂，一灯萤然，无丝竹乱耳，无案牍劳形，书中意味。转觉深长，于此也就对所谓“虽南面王不易”稍有会心。

《有书和没书的日子》是余斌一本谈书的书，更确切的，是讲和书的缘分与“交往”。从“文革”到新时期，开启一段关于书的记忆。

“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有书和没书的日子》为余斌个人随笔集一种，在一个被电子屏充满的小时代，余斌却将他和书的缘分，与书有关的趣闻、随想娓娓道来，自有一种特别趣味。

第一辑　底事有缘

 我与书的缘分

 发蒙

 残书

 闲书

 正襟危坐读《金瓶》

 我为书狂

第二辑　乐在其中

 书累

 一笔糊涂账

 借书与借钱

 枕上

 开个店如何

 包书时节

 披沙拣金

 给《译林》当枪手

 访老先生不遇

 笔名故事

第三辑　书里书外

 书约黄昏

 “大”趋势

 励志

 活儿

 日记?红色

 应酬诗

 细节的凝视

 报上的故事

 这禁书不是那禁书

 对台戏?拉郎配

 快乐书单

 crowd与mob

 熟悉，而又陌生

 读完的与未读完的

 我的“红”与“黑”

 鲁迅的书账

 游戏笔墨

 林冲的长相

 林冲与扈三娘

 以己度人

题赠（代后记）

我与书的缘分

我与书，书与我之间，究竟算是有缘无缘，真也说不清楚。“缘”之一字，透着几分玄妙，必要“因”、“缘”凑泊，方可成其好事。对于一些铁杆的爱书人而言，这可以看作两下里的一种宿命关系吧？但这属于奇缘，就我与书而言，未免言重。

若说有缘，则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的环境分明是在证明我与书的无缘。首先是“命”不好，命好就当生在书香门第，呱呱坠地时已是书香缭绕。祖上耕者尽有，读者却无，耕读之家也沾不上边。父亲干革命出离家乡，到他那一辈为止，也许是家族中拥有书籍最多的人，以量计算，大概几十本是有的。都是“讲政治”一类，马恩列斯毛，联共布党史，外加一大堆文件汇编，全是上面发的。多少年后读《共产党宣言》，那气势，真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慨，不言其他，文章是好文章。但彼时看不懂，即或看得懂，用来耳提面命，也就无趣。我怀疑父亲头次自己买书，还是为我花的钱，至少此前他不大可能一次性花那么多钱在书上。是有次从北京开会回来，送我的礼物是一套浩然的《艳阳天》。算来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书，自然印象深刻，到现在书价都还记得，五本加一起是五元一角。这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我刚十岁，书即使没看完也看了大半，其中的路线斗争，自然看不出端倪，只记得萧长春、焦淑红谈恋爱，此外两个中农，一个叫“马大炮”，一个叫“弯弯绕”。我不知道父亲为何买下这书送我，也许新华书店里就没几本书，也许他只是拣厚的挑，以示重赏。何事而能得此重赏已经忘记，而以书为礼，若非我的索要，便是父亲见我喜读书而投其所好。

关于书，还有若干“第一次”可以证明我的缘浅。比如，我读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大部头书，乃是《欧阳海之歌》。此前所读，都是故事或通讯报道一类，《闯王李自成》、《战斗的越南南方》，等等。也读“毛选”，最感兴趣的是第四卷后面的注释，里面有关于三大战役敌方伤亡人数的统计，淮海战役最“辉煌”，毙敌、伤敌、俘敌五十五万，我亦因这数字最为兴奋。于此可见彼时读书的胃口（与书何干？），一如看电影，情之所钟，唯在所谓“战斗故事片”，如果不是男童尚武天性，便是受“斗争”氛围的影响。如此爱“热闹”，像《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书居然读完，而且难以置信的是，至少读过三遍以上。唯一的原因，是当时实在无书可读。

我自己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是《沸腾的群山》，作者为谁已经忘却，书名一定是对的。价钱是一元左右，当时不算小数，就我当时绝少零花钱的“经济状况”，解囊时委实需要几分“慷慨”的豪气。偌大书店，取此而不取彼应有理由，但可以不问，因为书店里文学一类的书大都看过，包括买的这一本，拣这本下手，纯是因为买书的行为本身。而比起《牛田洋》、《征途》、《虹南作战史》、《较量》之类，《沸腾的群山》更看得下去。此书不知何时被处理了，大约后来对其“书”的资格有所怀疑，置于架上亦脸上无光。于今想来多少有些后悔：如同曾经拥有的《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一样，留下来也算是“文物”了—除本义之外，也可解作“文革之物”。

家无藏书又买不到书，要读书，似乎只有借。图书馆是借不到什么书的，印象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没见图书馆开过门，中学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都是如此。后来开放了，也没什么书可借。“文革”后期，书的禁区稍稍松动，有些“文革”前的书又外借了，我拿了父亲的借书证隔三岔五往南京图书馆跑，《雁飞塞北》、《边疆晓歌》、《军队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看了一大堆。不知道图书馆根据何种标准决定哪些书可让读者阅读，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选择，也许大体上是看书的厚薄吧，那是饕餮式吞书的年纪，几册薄书借回去，不几天就看无可看。我只记得每次借书时的忐忑，若是借书处的人因人证不符拒而不借，我就有断炊之虞。

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我借书其实还有别的来源。我向所有具有可能性的同学借书，他们并非书的主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怂恿他们将父母、哥哥姐姐的书取出或盗出。向人借书，也得有点资本，手上有货，才可互通有无。《艳阳天》一度是唯一的资本，此外可喜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印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内部可以买到，父亲未放弃此项特权，我于是得以用这几部书作筹码换书看，这些书在当时可算“奇货”，以之生“利”，“暴利”何止于十倍？但比之于我的胃口，以书易书的资本还是少了些，只好辅之以借鸡生蛋之法，比如甲借一书于我，许以三天期限，我一天看完，便拿去与乙做交易，令其两日归还，得乙书快速看完后没准又拿去与丙做交易。如此买空卖空，委实读了不少书，只是借来借去，环环相扣，也时有失去控制的危险，不止一次，时限已到，书仍是“君问归期未有期”，结果往往是短期的翻脸。

借来的书五花八门，从《赤脚医生手册》到《安娜？卡列尼娜》，从扬州评话《武松》到石印本的《济公传》，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到手抄本《一把铜尺》。清楚记得借到的第一本书是“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我是不愿将教材视为书的，但那课本实在比我们用的以语录、大批评、小评论为主打内容的课本有趣得多，所以居然也如获宝物，读得津津有味。

不仅内容，我借得的书，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在此爱书人乐道的所谓“品相”，休要提起，因为这些书中，称得上全须全尾的就不多，只可叫作残书—不是“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残书”，是真正的残书：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者干脆无头无尾。有一部俄国小说我特别喜欢，大段大段摘录了许多，但书开始的二十多页不翼而飞，结尾缺了多少页不知道，反正是未了，我竟一直不知道读的是何书，直到十多年后一次在资料室随意翻书，翻到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觉得似曾相识，这才蓦然回首，终于能够对号入座。而另有几本那时读过的残书，至今还是不知其名，恐怕也将永远是无头案了。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实可作为书荒年代的证据。奇的是每说到书，最易记起的就是这些，也许忆苦思甜是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的冲动吧？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头未能遍读好书，记忆的空间被许多不相干的书或只可谓之印刷品的书占去不少，实在是一大憾事。但要说书与我整个无缘，倒也不确，即使在“文革”年头，钻头觅缝，掐头去尾，我也还读过一些堪称好书的书，此其一；其二，二十岁上下，“文革”总算过去，读书朝无禁区的方向发展，昔之所失，有了恶补的机会。最要紧者，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的时候是有的。比如一度陶醉于古典音乐，到处搜寻磁带，每日花在倒带上的时间，端在读书之上；一度疯狂看碟，进出音像店的次数，绝对超过逛书摊书店；每到世界杯之时，则又心神不属，即得好书也要束之高阁。然而以上种种，好比一晌贪欢，世界杯之类是数年一次的高烧，搜带寻碟亦是某个阶段的疯狂，终不似对书的兴趣一以贯之，来得持久。以杯中物作比，其他爱好如喝酒，喜读书则如饮茶，喝酒是一时之醉，饮茶是每日之需。以男女关系作比，则其他爱好如偷情，任他高潮迭起，亦只是干柴烈火，须臾而尽，喜读书则如老夫老妻，足以白头偕老。何况饮茶亦自有另一番陶醉，老夫老妻亦未必就没有狂喜。

谈书即抬举书而贬低其他，对我的其他爱好，未免有些不公。不过平心而论，这也并非对书的客套。犹记年轻时喜做各种测验，有次三五人闲聊，便有命题，问若置身荒岛而限带三本书，如何取舍？如何回答已忘却，过后倒超出范围想了一想（何必一定是书？）。想来想去，必需品之外，最是不能离弃的，还是书。其实还有更具预言色彩的测试：旧时有抓周一说，小儿若在诸般物事中单挑了书伸出手去，那就是命中注定，与书有缘。但小时父母都在忙工作，而且是革命工作，这等迷信活动，怕是根本未曾想起，由此我也就失去了关于该问题最简明的验证机会。当然喜读书与否虽无干一生休咎，以婴孩无意识举动一举而定，也还是近于儿戏，而且为父母的心中所想，恐怕不在书之本身，而在读书带来的功名富贵，不信问问一心盼着小儿直取书本的父母，可是希望小儿日后成个书虫？望子成龙者口中所谓“读书种子”，与书虫绝对是两码事。

认定书中自有千钟粟、颜如玉且确乎“求仁得仁”者，我们不能说他不读书，范进等辈，做梦都想中举，头悬梁锥刺骨，读书劲头不可谓不大，但所读之物我们未必认它是书，其人我们也不愿称他是与书有缘之人。以此标准，抓周其实往往导致误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贾宝玉，这位哥儿伸手便去抓脂粉，后来果然也满脑子姐姐妹妹，可看看他读《西厢》一类无用之书的劲头，我们岂能说他就与书无缘？圣人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与书结缘者，当作如是观。

照孔夫子说法，“好之”、“乐之”都是较“知之”更高的境界，也就更难企及。我则固执地以为“好之”、“乐之”是较低的门槛，“知之”难乎其难。盖因我将“好之”、“乐之”解作一种情感态度或是状态，对书未免有情，也就可以入我门来一笑逢。不拘有用之书或无用之书，要说“知之”，则吾岂敢？然而不求甚解，任他糊涂，自谓“好之”也还勉强当得起。

所以有时我也疑疑惑惑地想，自家恐怕也还算得上是个与书有缘之人。P3－12

题赠（代后记）

写一本书，而后也竟印出来了，爬格子的人待出版社送的样书拿到手，当然就想到分送给朋友熟人抑或同行看看，要送人，当然又不免要在扉页上留几个字，算是纪念。在一本本书上题字正如收藏家摩挲一件新得的宝物，发烧友邀同好聆听刚搭好的音响，或许是品尝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份兴奋之情的最好机会，可惜虽然分属码字之徒，因为笔头太懒，一直无缘领略到这份欣喜。旁人时常会问起：“你就不想写点东西？”照例是打哈哈道：“写书的是厨子，只管炮制，咱是书的美食家，专司品尝。”话虽如此，见到熟人朋友一本一本地出书，未尝不眼红，何况按照某种说法，下不得厨的美食家算不得够格的老饕呢！

既然眼红，有时不免也就弄弄笔。两三年前译了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一家出版社答应出书，几个月后，校样也便寄来了。翻看校样时的欢喜莫名，自不必说，虽说译书比不得著书，好歹也算整出了一本书来。这份欢喜大大鼓动起我的“超前意识”，晚上躺在床上，便提前想着书出来后要送某某、某某，又想题的字不可落俗套，给最亲近的人，当写“但愿日后能送你一本自己写的书”，送书而兼许愿；送给师长的，当备及谦恭，符合晚辈的身份，亦且表示不忘栽培之恩。就中要送一位同窗的，颇费踌躇。此人于旧文人的许多讲究颇有几分喜好，包括题赠之类。第一本小说出来送我，特别交代“随便题了几句话”，说是随便，其实是费了些心思的，“无限幼稚，不尽荒唐”，自谦而实自负。送书给他，当然不可造次。望着天花板斟酌良久，到底憋出了这么几句：“书是好书，译是硬译，叨在书好，或可一阅。”因是翻译，这么写似乎也还得体，“硬译”二字道出水平不够，译来费力，是实情，又有自谦之意，还有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等人的那场笔墨官司作出处，“用典”当得起“浑成”二字吧？想想有几分得意，默念了几遍，怕到时候忘了，谁知用得着我那些穷讲究的时候书竟是迟迟不来，最后出版社来了一封信，说是因为那时的行情，书决定不出了。我的过于超前的一场欢喜化为丧气，自以为得计的几句酸文当然也终至于“吟罢低眉无写处”了。

好多年过去，现在是真有一本书出版了。这是自己写的，不比翻译，终隔着一层。若说没有一点兴奋，那是打诳语，不似几年前的喜不自禁，却是实情，因为同辈中许多人早已出了书，有的已是两本三本了。兴头不高之外，还有一点怀疑：旁人收到书当真肯破功夫好好地读读吗？恐怕有许多人写上“雅正”、“纠谬”、“惠存”之类，其实也并不指望能回收到多少“指正”的。有此一念，再想当年还费心思玩文字游戏，实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于是索性在书上循例写上“指教”的字样。只是一边写一边还不死心，若是发出声来，那就近乎“哀鸣”：但愿有人还愿看看吧。